春节踏寻儿时路

正骨通筋杨大夫

宏伟气派的村门楼，是上届36岁年轻人投资修建的，因此又称“鸿运门”。

腊月二十七晚上，我从运城返回时，“鸿运门”又在新一届“鸿运”青年的装扮下，更加金碧辉煌，光彩夺目。“十里长街”灯笼高悬，恰似红龙飞舞，街道两侧绿植上的小彩灯流光溢彩，绽放出魅力的图案，给夜晚的西柏村增添了一道靓丽风景。

“过去的时光难忘怀”，也许这个年龄是怀旧的年龄，我对以前的事情总是念念不忘。2020年的时候，我就想在春节或者凑时间回村里，顺着记忆，看看儿时的足迹。可惜疫情爆发，春节没能回来，这事就放了下来。以后回来几次，也因事多，没能如愿。

今年春节，虽然疫情也十分紧张，但凭健康码和行程码能回家，所以我就罗列了计划。

正月初二，吃过早饭后，我骑着摩托，开始了自己的“踏寻儿时路”。

第一站是村里的老学校，我在这里度过了小学和初中八年的学校生活。

门楼很气派，在当时的汾南片也是数一数二的。据村里老人说，1958年，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杨生保，组织本村能工巧匠，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建学校盖门楼。为国庆十周年献了一份厚礼。

学校里教学能手云集，从“一西两东最厉害”这句话中，可以窥视出当年学校的教学质量。“一西”中的“西”就是指“西柏学校”。

我记忆里的学校照壁画，换过三次，有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油画，有“向雷锋同志学习”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毛主席题词。

学校门口的观音庙，“破四旧”后，成了三年级教室。初中撤出后，经过装修，又是人们跪拜保佑的圣殿。

学校门口的老槐树，人称送子槐。传说，清朝末年，我们村人口稀少，育龄妇女难以怀胎的特别多，村民便到村北的观音庙，烧香祈祷菩萨送子送福，佑我家族人丁兴旺。若要子孙兴，庙前把槐栽。守庙老人梦中得观音菩萨点化，在庙前栽下了这颗送子槐。

随着槐树的一天天长大，村里的媳妇们也陆陆续续怀胎得子，繁衍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柏人。

不说远的，就说我们这一代人，从上小学开始直到八年级毕业，一个仅仅千余人口的小村，每个年纪的学生都保持在28人左右。

几十年过去了，观音庙里依然香火不断，烟雾缭绕。送子槐下，人们谈笑风生络绎不绝。

第二站。老滩坡顶和电管站遗址。

滩坡顶距离村子有二里地左右。站在坡顶，本村和周边村的千亩滩涂地尽收眼底，绵延千里的汾河从这里流向河津，汇入黄河。汾北的公路，汾北的村庄以及吕梁山脉历历在目。

用红笔标注的地方以前有一颗大的柿子树，那个时候，这里也是人们暑季乘凉的最佳地方。再往东走十几米，就拐入滩坡的入口，沿着入口下行十几米，有三眼窑洞，是电管站初见时的仓库和伙房。因为我们村子的缘故，滩坡就叫“西柏坡”，窑洞就是“延安窑洞”。

前几年，我在《运城晚报》发表一篇文章，编辑打电话说，用“西柏坡”容易误解为毛主席曾经到达的河北省“西柏坡”，后来改为“北头坡”。“北”我们方言是“bu”，我们“西柏”也称“bu头”。

遗憾的是，今天去的时候，柿树没了，下滩的路也是荒蒿丛生，炉渣把路和窑洞都堵死了，荒凉而凄惨。

心目中一直认为，电管站的墙和门楼还在，可看到的却是满目荒凉，所有建筑荡然无存，荒蒿遍野。

电管站的门楼还是我父亲他们修建的，门楼上写的是“西柏联合电管站”，是西柏，东柏和坑东三个村联合建成的，目的是把汾河水引入到几百米的高崖上，灌溉三个村的基本农田。那年我上小学一年级，下午放学后，我们几个去河滩割草，看见父亲在那写字，我指着“联”字问父亲“哪是什么字？”父亲顺口说是“luan”。一个高年级同学说：“不对，是lian”。父亲说，lian是读音，luan是口语，都是一个字。父亲说得也没错，在我们这里，父辈以上及以下的好多人，都把这个字说成是luan，比如luan合，luan区等等。以至于升级考试时的填拼音题中，我把“联”写成了“luan”，受到老师的批评。所以我记忆尤新。

站在坡顶往下看，过去蜿蜒的羊肠小道也被荒草和泥石流掩盖，三级提水的遗址也几乎不见。

这里曾经是祖祖辈辈下滩劳动的必经之路，收获的季节，人们把滩里的粮食，如小麦，玉茭，高粱，红薯等等从这里一捆一捆、一袋一袋背上来，背到生产队的场里或队部。寒冬季节，又从这里把玉米杆，高粱杆，棉花杆，豆子杆等一捆一捆背回来过冬烧炕取暖或做饭。小时候，我也背过好多次，虽然不多，但总能给父母减轻负担。

那些年，滩坡的斜坡上，种满了杏树，阳春三月，杏花三个一群，五个一簇，编织出一个个美丽的花环，蜜蜂和蝴蝶翩翩起舞，整个滩坡堪比一幅美丽的画卷！

站在坡顶，仅能看到的一点三级站蓄水池。

虚线标注的地方就是当年三级提水的通道。

坡顶的出水口

流向大渠的出水口，也称渠头。土地大包干后，大渠的遗址也被平田整地，种了庄稼。

拨开枯草，我站在渠头，虽然寒风扑面，心里却热浪翻滚，当年群众义务修筑大渠那热火朝天的场面浮现在眼前，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一块块“农业学大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标语牌插在土方上，“党员先锋队”“青年标兵队”“铁人战斗队”“铁姑娘战斗队”队队搞竞赛，人人争先锋，揮锨舞镐，汗流浃背，用“石窝”打压虚土，喊声震天。他们就是这样，用原始的“锨”“镐”“窝”，用“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不计报酬义务把几千米大渠修到三个村庄的每块农田，用汾河水灌溉着高崖之上的颗颗禾苗，夺取了农业的连年大丰收。这种精神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八十年代初期，村里修建的第一座降氟水塔。屹立于崖上坡顶，解决了全村的人畜用水。2015年，稷山县“爱卫杯”征文大赛时，我以此为题，写了篇《老井新井》，荣获征文大赛二等奖，后来也发表在《运城晚报》“家国四十年”征文专版上。（照片附文后）

瞧那小门楼，风雨沧桑近百年，还巍然屹立，诉说着世态的炎凉，见证者时代的变迁。

1965年我就出生在这座小院，直到1970年，父亲在村南盖了新房后，我们才搬离小院。我在《记忆里的爷爷》一文中，对老屋也做了简述，这里不再累赘了。

出了老屋往南十几米就是七十年代四队的队部，墙上的毛主席语录依稀可见。前几年我拍过一副照片，今天再去时，队部已经墙倒房塌。图一虚线处是倒塌的遗址，图二是以前拍摄的。

队部往西几米，就是六七十年代的老卫生所，七十年代，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针灸医生，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伟大号召，来到我村就在这里为广大群众治疗疾病的。可惜卫生所的遗址也荡然无存。

出了老屋往东十几米小坡上的两颗槐树，也有近百年的历史。

这是村里最古老的槐树。据说明朝中叶，朝廷腐败，民不聊生，各地农民起义不断，我们先祖兄弟三人，参加河北省霸州刘六、刘七率领的农民起义，辗转南北大部分地区，劫富济贫，替天行道，起义失败后，遭官兵追杀，其父随带兄弟三人从翼城县南关，逃到这颗古槐之下。靠此槐避风挡雨，开垦田地，繁衍家丁。

村谱记载，当时此槐已是上千年的古树，树径2.78米，树高15.7米，树荫覆盖近1300多平方米。文革后，县文化局、林业局也曾多次来村考察古槐。谁料25年前，树杆自燃，2O分钟后县消防车赶来扑救，也无济于事。

图中的虚线部分就是烧毁后遗留的古槐残根，它如蟒蛇一般盘卧在池边，倔强地长出这棵边生枝比碗口还粗的小树，生生不息，见证着西柏村的沧桑岁月。

紧靠古槐的是村里的“普厦”，就是过去老年人聚集聊天的地方。村里的家长里短都是从这里散布出去的。谁家娶媳妇嫁女生孩子，都很自觉的给老年人送去一盘菜表示敬意。

重修后的池泊。

当年的关帝庙，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改革开放前，村里的合作社。

我从小学到初中的作业本，铅笔，橡皮三角板，圆规等学习用品都是从这里购买的。小小的合作社供应着西柏村一千多村民的日常用品。

合作社的正对面就是大队的老舞台。那些年，村里有“家戏”，每年春节都在舞台上给社员演出。公社的电影放映队每月都要给社员放映一场或两场电影，有时候大队也趁放映电影的机会，给社员开大会，传达上级指示。毛泽东思想盲人宣传队也定期在这里以“说书”的形式，给社员们宣传毛泽东思想。2000年的时候，我们正好进入第三个本命年，我们同龄人在这里举办了“文艺晚会”。

遗憾的是，几年前舞台失火，古老的建筑片瓦无存。

古槐和老舞台的失火，也是西柏人民的一大损失。

1970年修建的新房，如今的老屋。去年的大雨，让老屋变成了这样。

我在散文《老屋情深》里也深深表达了对老屋的无限眷恋。

如今的西柏村已今非昔比，稷山电视台也曾予以报道过。不过沿着记忆，踏寻儿时路，重温儿时梦，真的别有一番滋味。

作者附言:看完老滩坡，我有感而发，写了篇《重访当年老滩坡》的文章，很快发表在春节后的《山西晚报》上（2022年3月9日）。

杨晓因，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青年文学家》理事会运城分会主席，稷山县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作品发表于《今古传奇》《当代文学》《微篇小说》《青年文学家》《河东文学》《山西日报》《运城日报》《华文作家报》《伊利华报》《中华日报》等国内外报刊并多次获奖。《你的樱桃不收钱》入选美国亚特兰孔子学院双语《阅读》教材。《请你吃饭》荣获“远进书法杯”第五届中国微篇小说大赛金奖。作品集有《繁华人生》《杨晓因精短小说100篇》《心语集》《蝶儿飞飞》《在抗疫的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