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百年学脉与军医之路（第五章，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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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各分天涯（下篇）

可以这么说：从晚清北洋时代开始，不断搬家就成了军医学校的宿命。此刻，即使是改名叫“医学院”了，也还是摆脱不了这个宿命（另一个宿命，也许就是不断换名字）。

时至1948年底，上海的市面上已经乱得不可开交了。有很多从淮海战场上溃散下来的国民党部队，在外面乱抓壮丁。普通老百姓、哪怕是富家子弟，也会在外出时突然被抓走。国防医学院的学员也不能幸免。

据1948年的那一级新生回忆，有的学员穿着军装进上海城里买东西，居然被国民党残部抓走，补充进自己的队伍，而且还剃了头发，强行给他们改了名字，以断绝他们被原部队找回的希望。

当时国防医学院的管理人员经常深更半夜跑出去找人，把狼狈不堪的学员从抓兵部队里领回来。

上海外滩街头，国民党溃败的部队等候撤退。

于是，从1948年12月起，国防医学院开始启动分批次的南迁：一部分直接渡海去台湾；另一部分则南下广州暂驻，以观望形势发展。

这一次的搬迁过程，与以往的几次不同，速度非常缓慢，原因是：根本找不到交通工具。最后还是陈诚特别关照，专门拨了一条“安达”号轮船，为国防医学院运送人员和物资。

1949年新年一过，何去何从的抉择，就摆在了国防医学院的专家教授、师生员工们的面前。

这是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每一个军医人，需要给出他们各自的答案。

运送国防医学院迁台的“安达”号轮船，停泊在黄浦江码头上，往返于上海与基隆港之间。

当时国防医学院人员在总体上，分为“去”、“留”、“去而复返”这三种类型。

“去”的这一类比较简单，就是遵从上面的安排，坐上“安达轮”，从基隆港上岸后，转往位于台北水源地的临时校址。

按照计划，学校机关和学员队、基础医学教员们先期迁往台北。林可胜作为院长，整体协调了这场漫长的大迁徙。

国防医学院的一部分专家教授，就是这样漂泊到了台湾的。这其中有当时外科学负责人张先林、护理系主任周美玉、生理学负责人柳安昌等名家。

周美玉（1910-2001），中国现代军事护理事业的先驱，毕业于协和医学院，抗战时期服务于红十字救护总队，在国防医学院时代开创了中国的大学护理专业。

周美玉也是中国农村卫生护理工作的先行者。1932~1937年间，周美玉参加晏阳初先生的乡村建设实践，在中国首次实施了面向农村基层的护士教育工作。

张先林是当时国内具有很高威望的外科泰斗，本来没想去台湾的，并且还接到了我党“超级猎头”沈其震的秘密联络，准备辗转前往东北，加盟刚刚组建的大连医学院。然而国民党方面先下手为强，把张先林的妻儿和家人给送到台北去了，于是张先林只能赴台。

周美玉和张先林一样，也是在对岸医学界如雷贯耳、却在大陆这边早已被遗忘的人物。她在协和的学生时期，就开始追随老师林可胜。周美玉从花样年华起，就把自己献给了当时中国人都普遍轻视的护理事业。

在抗战的烽火岁月里，周美玉长期担任红十字救护总队的护理指导工作。抗战胜利后，她在我国率先开创了大学护理专业和护理学研究生教育。

去台以后，周美玉进一步奠定了战后台湾护理事业的基础，被称为“军护之母”。1958年，她被晋升为军医少将军衔。尽管国民党军队的将军多如牛毛，但周美玉是他们中的第一位医务女将军，也是海峡两岸仅有的一位护理专业的女少将。

这是周美玉在1958年晋升少将军衔时的照片，她是海峡对岸的第一位军医女将军。

留下来没走的专家教授和师生，数量也非常庞大。有的专家拒绝前往台湾，干脆接受了地方医学院的延请，从此离开了军医体系。这一类专家里，具代表性的有如下几位：

- 荣独山、林飞卿夫妇。他们分别是我国放射影像医学和细菌学的奠基人，在国防医学院迁台的混乱过程中，辞职去了上海医学院任教。

- 张涤生。时任附属医院颌面外科主任，迁台过程中辞职去了同济大学，后来成为我国整形颌面外科奠基人。

- 汪凯熙。是张涤生教授的上级医师兼指导老师，直接去了美国定居，再回故乡已是1977年。

留在上海、拒绝迁台的两位一代宗师——荣独山和林飞卿夫妇。

留在上海没去台湾的，主要是临床各学科的专家。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当时的附属医院里还有不少伤病员，因此临床专家无法像机关、基础医学、学员队他们那样早早去台。

当然了，这只是不去台湾的说辞之一。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附属医院院长王士成少将，本人是桂系出身，早年还当过白崇禧的随身医官，跟国民党嫡系尿不到一个壶里去。

王士成打心眼里就不想去台湾，因此在医院里百般磨叽，私下里也不鼓励教员们离开大陆。

这样一来，仅国防医学院附属医院留沪、并被解放军接收的人员就有475人之多。加上学校其他学科和单位留守的、以及流落在外的就更多了。

他们中，后来有许多成为第二军医大学的教授、乃至新中国的杰出专家。这里面，仅新中国的“高教一级”和军队“专业技术一级”教授就有：

- 胡乃钊（药物化学专家）
- 李承祜（国防医学院技术部主任、生药学专家）
- 郑宝琦（吴孟超院士的恩师，外科专家）
- 马永江（泌尿外科专家）
- 张国治（国防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主任）
- 徐印坎（骨科专家，我国颈椎外科奠基人）
- 叶天星（微生物学和免疫专家）
- 孔庆德（国防医学院附属医院放射科主任）
- 方之扬（烧伤科专家）
- 苏中武（药学专家）。

国防医学院留沪、并加入第二军医大学的高教一级教授：

药物化学家胡乃钊、外科郑宝琦（吴孟超院士的恩师）

国防医学院留沪、并加入第二军医大学的高教一级教授：

内科张国治（长征医院）、烧伤科方之扬（长海医院）

还有许多留在大陆的国防医学院师生，后来任教于第二军医大学，并成为我国各个领域的医学泰斗，例如：

- 张鹏翀（药学专家）
- 洪民、周继林夫妇（口腔科专家，后调北京301医院）
- 龚念慈（内科专家）
- 徐化民（外科专家，后调南京军区总医院）
- 孔锡鲲（病理学专家，后调安徽医学院）
- 许月娥（血液病专家）
- 卢振东（生理学专家）
- 蒋峻仑（化学专家）
- 蔡用之（胸心外科专家）
- 楼方岑（传染病专家）
- 仇士杰（药学专家）
- 邓琨（内科专家）
- 陈约翰（口腔科专家）
- 胥少汀（骨科专家，后调北京军区）
- 何德华（病理学专家）
- 王文崔（口腔科专家）
- 吴美枢（药学专家）
- 吴中立（病理生理学专家）
- 奚寿增（眼科专家）
- 许丰勋（烧伤科专家）

- 余庆（微生物学专家）
- 张紫洞（药学专家）
- 张奕栋（药学专家）
- 周鼎耀（皮肤病专家）
- 周志华（骨科学家）
- 刘植珊（骨科专家）
- 陈思聪（心内科专家）
- 顾毓芝（外科专家）
- 史荫绵（神经内科专家）
- 王晋泉（耳鼻喉科专家）
- 王景阳（麻醉学专家）

国防医学院留沪的教官、并成为第二军医大学专家的：

生理学卢振东教授、化学蒋峻仑教授、药学仇士杰教授

国防医学院留沪的教官、并成为第二军医大学专家的：

内科邓琨教授、病理学何德华教授、口腔科王文崔教授

国防医学院留沪的教官、并成为第二军医大学专家的：

药物学吴美枢教授、病理生理学吴中立教授、烧伤医学许丰勋教授

国防医学院留沪的教官、并成为第二军医大学专家的：

眼科奚寿增教授、药学张奕栋教授、微生物学余庆教授

国防医学院留沪的教官、并成为第二军医大学专家的：

皮肤科周鼎耀教授、骨科周志华教授、耳鼻喉科王晋泉教授

国防医学院留沪的教官、并成为第二军医大学专家的：

药学张紫洞教授、骨科胥少汀教授、内科尉挺教授

蔡元培先生说过：“大学之大，有大师之谓也。”这些不舍故土、参加建设新中国的专家教授们和大师们，为后半个世纪我的母校奠定了辉煌。

他们的故事，我们还会在后续章节中提到。

国防医学院毕业并留大陆的学员、后来成为第二军医大学一代名家的：骨科刘植珊教授、外科顾毓芝教授、内科陈思聪教授

国防医学院毕业并留大陆的学员、后来成为第二军医大学教授的：神经内科史荫绵教授、麻醉科王景阳教授

最后一类，是所谓的“去而复返”人员，最是一言难尽。在此，我们只说三个代表性的人物。

首先是国防医学院大内科主任周寿恺。在抗战时代的中国医学界，周寿恺的大名可谓如雷贯耳。他也是协和出身，在图云关时期担任内科主任。

正是在他的手上，英美式的住院医师/实习医师24小时负责制、门急诊轮班制、病历书写常规、教学查房制、病历讨论会和临床病理讨论会这些制度，在中国的军医教育中牢牢扎下根来。

国防医学院时代，他担任大内科主任、少将军医监，是最资深的教授之一。1949年学校开始迁台后，以他的地位和身份，自然是难以推辞。

我国现代著名的内分泌学家、国防医学院大内科主任、中山医科大学的开创者周寿恺教授。去台复返，于1970年蒙难。

好在那时候台湾的情况非常乱，来自大陆的几百万人陆续涌入，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国防医学院的不少师生都悄悄溜号了。有的自谋出路，有的则因为思念大陆，通过各种途径混上某条船，又回了大陆（那段时期东南尚未全部解放，台海两岸的轮船往来还很频繁）。周寿恺就是其中之一。

他以处理医学院搬迁事务为由，又回了大陆，但并没有回到上海，而是去了自己的老家厦门，在那里一直待到全国局面安定，就去了广州，担任岭南大学医学院（后来的中山医科大学）院长，是该校创建之初的五个“一级教授”之一。1970年遭受迫害，含冤蒙难。

第二位是药学教官苏中武。早在安顺的中央军医学校时期，他就是国内小有名气的药学专家了。在国防医学院，他继续从事药学教育。

我国现代著名的药物学家、第二军医大学一级教授苏中武，曾任中央军医学校和国防医学院教官。去台复返。

1948年冬，有一批美国援助的医药器材运到了基隆港，林可胜派苏中武去台湾接收，然后送往台北。

苏中武到台湾后，听到南京、上海陆续解放的消息，就请了个假，从基隆港找了一条机帆船，冒着风浪渡过海峡，在温州平阳登陆。随即他潜回上海，成为第二军医大学的一员，毕其一生于药学事业。

文革中，他也因为这段去而复返的经历，而遭受残酷迫害，好在挺了过来。

晚年的苏中武教授

第三位则更加令人唏嘘，他叫胡宏楷，1949年的时候还只是国防医学院的一名学员。他坐船到基隆后，找机会开了小差，回到上海的旧日校园，后来成为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的一名外科医师。

1960年代，以吴孟超为首的“三人小组”攻克了中国人肝脏的手术禁区，三人中就有他。后来在史无前例的十年里，他因为去台复返的这段经历，被诬为“国民党特务”，遭到迫害。

中国攻克肝脏手术禁区的“三人小组”成员之一的胡宏楷教授。国防医学院学员，去台复返。

胡不堪凌辱，割腕自尽，鲜血流了一地。当时吴孟超教授要冲进屋里去救他，却被造反派死死按住……胡宏楷教授没有死成，但一只胳膊就此留下了残废。

此后在中国肝脏外科的历史中，他的名字几乎不再被官方提及。1990年代初，胡准备回到浙江的青田老家，做个乡村医生，了此残生，却不料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去世。

在十年动乱中渡尽劫余的胡宏楷教授。此后，官方历史不再提到他。

1949年的大江大海，这些大人物与小人物，或是被时代的浪涛拍上浅滩，或是被沉入无尽的深渊。皆是身不由己。

回头再说说国防医学院的头号主角——林可胜院士，他的晚景平静而暗淡：1949年6月，林可胜在台北辞去院长职务，彻底告别军医事业，去了美国。在那里，他在两所大学短暂任教，随即于1952年加入印第安纳州的迈尔斯药厂，做了一个研究人员。

1969年，林可胜孤独地病逝于加勒比海上的小岛牙买加。

1949年，林可胜走出台北的国防医学院校门，前往美国，永远告别了军医事业。

饶毅曾评价说：林可胜在1964年所做的狗脾脏交叉灌流实验，是迄今为止华人设计的最漂亮的生理学实验，一举证明了阿斯匹林的镇痛位点。

林的学术水平之高，在20世纪前半段一直倍受国际生理学界的尊敬。1939年枣宜会战中，日寇企图拉拢林可胜，发聘书请他担任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主任，林不为所动。

晚年在美国的林可胜

经常听见有人说：假如当年伍连德没有默默回到南洋，那么说不定能得诺贝尔奖；还有人说：如果林可胜继续留在学术舞台上，也一定会得诺贝尔奖……种种假设、种种遗憾。

也许这些话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一代人毕竟有一代人的使命。在中国近现代医学的历史上，伍连德、刘瑞恒、林可胜他们，将时代的车轮将轻轻拨动，目送着新人前行

——这，本来就是历史的真实样态。

2021年9月，北京协和医科大学里的“可胜大楼”揭幕，并举办了关于林可胜教授的生平介绍展。时隔近百年，这位在历史上蒙尘的现代医学大师，终于赢得了中国大陆医学界的应有缅怀。

林可胜的那两位副手，结局都还不错。第一副院长张建因为出国公干，没有随船迁台，后来去了广东，在最后一届国民党省政府里做了几天教育厅长，晚年移居台湾新竹，开业行医，一直活到1996年。

第二副院长卢致德依旧官运亨通。到了台湾后，他接任国防医学院院长，还组建了著名的“荣民总医院”并兼任院长，时常出入士林官邸。蒋介石夫妇一直都亲切地叫他“卢军医”。

国防医学院今天位于台北的内湖区。她的渡海而来，深刻改变了战后台湾的医学格局。

今天，位于台北内湖区的国防医学院

众所周知，在日据时代，医学是日寇容许台湾人深入学习的少数几个学科之一。旧台湾的医生，接受的都是深度的日本教育，也是当时社会上少有的本土精英。因此医生这个圈子在台湾，向来都是一个本土意识浓厚、日本情结深重的特殊群体，也与台独思潮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纠葛，其中尤以台湾大学（原“台北帝国大学”）中毒最深。即便是在二战胜利后的几十年里，台大医学院的第一任至第十任院长，也统统都是从日本毕业的。

“二·二八”事件中，不少台湾本土的医界人士被镇压，日本医学理念也日益式微。恰逢此时，奉行“英美系”理念的国防医学院的到来，强力开启了台湾医学向美国理念的全面转型，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国防医学院的教室（2017年出差期间，摄于台北）

七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台湾地区的台大和“防医”，依然是两个实力最强的医学系统，枝繁叶茂，校友众多。

前些年，因为工作的缘故，我曾经频繁地在两岸之间走动，经常与这两个系统的医生打交道，于是就忍不住想知道台湾本地民众对这两个医学体系的看法。

台湾友人告诉我：他们和他们的父辈，都知道台大医院和“防医”系统的荣总（荣民总医院）、三总（三军总医院）档次相当，但看病开刀最好还是去“防医”的医院……

往来台湾多次，我还注意到两个有趣的细节：一是在民进党上台后、加速去蒋化的新世纪里，台湾各处都已经基本看不到蒋介石的雕像、塑像了。唯独在荣民总医院门诊大厅、以及国防医学院教学楼底层的那两尊蒋介石塑像，岿然不动。

国防医学院教学大楼里的蒋介石雕像（2019年再访国防医学院，摄于台北）

另一个细节就更耐人寻味了：话说，在台湾所有的本土医院里，同道之间都是称“#医生”的，唯独在国防医学院系统，还始终保留有称呼“#大夫”的习惯……

这些细节，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也都不复存在了罢？


从这些小小的细节里，我似乎窥见了国防医学院在1949年的硝烟中，那些曾经的同一群人，各奔东西，咫尺天涯，最后都飘零在如烟的往事中。

敬请期待下一章：建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