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五彩青春（五）

周老五

　　1970年1月份我从黑龙江返回北京后，此时我原来的煤炭部干校己不复存在了。接待站的同志告诉我，你回扬州的商调函和档案皆己发出，扬州方面既没有退回，也没来调令。组织决定你先去陕西韩城参加三线建设。

我二话不说，拿起调令，告别了北京的姐姐，回扬州过年、结婚。

3月上旬，我启程出发，告別新婚的妻子和家人，孤身一人前往西北，心中有说不出的悲凉。去韩城必须从渭南转车。“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首唐诗在我心中，一遍又一遍涌起。

从渭南上长途客车，几经周折到达了韩城。街上很多地方都有大幅标语，写着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一定要把三线建设搞好，三线建设搞不好，我睡不着觉，三线建设搞好了，我骑着毛驴也要来看你们”。

图片来自网上。

　　

在指挥部报到后，安排我在东风煤矿工作。因为东风煤矿在山里，长途车在山外的公路边有一个招呼站，一天只有一班车。次日指挥部有一辆卡车送北京煤矿设计院的工程师张长友金桂玉夫妇，正好带上了我。我长期单身在外，行李就是一个背包和干校用讲台改制的大木箱。而他们夫妇原本是在北京有家的，大床大柜、坛坛罐罐，装满了一卡车。驾驶室里除了司机，还可以再坐两个人，可是不管他老婆怎么说，张工坚持和我一起站在车顶上。

汽车出了韩城，沿着黄河一路向北开去。北风夹着漫天的黄土，铺天盖地的刮过来。我们大声问师傅，这里的风，咋这么大呀？师傅大声的回答，这里一年只刮一场风，从春一直刮到冬。一路上，金桂玉不时心疼地喊：张长友，你下来坐吧……张长友……。我说，你下去吧，张长友说：我们都坐在驾驶室里，让你一个人站在上面吹风，这怎么行？这是我到韩城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汽车开了一个多小时，拐进了山里又七转八转，终于来到了东风矿。这里是群山包围的一块盆地。抬头向上看，天只有不大一块。

负责接待的同志带领我去宿舍。沿着台阶向下又是一个小盆地，盆地周边是一个个窑洞。中间的一块平地，相当于是大家共同使用的院子。我和另一位同事，住一个窑洞。

照片来自网上。

　　这里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曾经建过一个煤矿，后来荒芜了。三线建设在这里的任务，就是要恢复这个矿。我们来时，指挥部正从四面八方调集人员。除了干部，东北来的老矿工，还有大批民工。民工们8人一间窑洞，打地铺，虱子和跳蚤是这里的常客。一到晚上有个会拉二胡的，一开头，十几个人唱成一条声，婉转动听，充满了思乡之情。

矿上的军代表是这里的一把手，名叫李立贵，个子不高，瘦瘦的。他经常睡在办公室，初春的山里有时很冷，被子不够厚，他就把长条凳子压上去，戴上棉帽子睡。早晨起来，喝开水，啃冷馒头。他对我说，你来当办公室副主任吧，现在办公室一共两人，一个主任，一个就是你。

矿上的人都是初来乍到，谁也不认识谁。主任姓龙，他天天忙写什么材料，也不管我的工作，我从早到晚不知道该干什么事。有一天晚上，我去找张长友，看看他在干什么。他不在家，金桂玉热情地说，进来坐！进来坐！他们家分了一个窑洞，北京带来的家俱放不下。有的箱子都没打开。金桂玉说，他一来就经常加班，要分析地质资料，煤炭储量，当初为什么仃产，现在有没有开采价值……这些最基本的问题还没有搞明白，就把我们从北京赶来了，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

三线建设，是毛主席在中苏之间笼罩战争阴云的背景下作出的决策。数百万人从发达的工业城市，向偏僻的山沟沟转移，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我们这里有1958年的基础，因此来了有窑洞可住，那些没有基础的，搬到了山沟沟里，只好搭帐篷。

当年西北的物资本来就贫乏。陕西十大怪讲“烙饼像锅盖，面条像裤带，光吃馍不吃菜……”。山沟里，一下子来了好几百人，生活就是个大问题。食堂卖饭的地方是个小窗口。挂在外面的小黑板上天天写着：上海糖醋大蒜，菠菜汤。这汤里只漂着几片叶子。有的小家庭到韩城去买菜，把那里的鸡蛋、蔬菜价格，也弄得成倍的涨，为抢菜相互打架的事屡次发生。

　　俗话说开门见山，我们睡在窑洞里，不开门就能见到山。这四周的山都是光秃秃黄乎乎的，让人感觉到憋气。就想爬上山顶，看看宽阔的天地，再吼他一嗓子。一天有人建议，利用星期天到山西河津赶节。这样既可以出山，又可以到山西买到便宜的粮票、布票，还可以改善一下伙食。

那天早上六时多，我们四、五个人，每人一辆自行车便上了路，上坡推着走，下坡不陡的地方就溜，九时左右到了黄河边的禹门口。就是鲤鱼跳龙门的龙门。禹门口在山西的吕梁山脉和陕西的黄土高原之间。这里两岸最陡峭，风也最大，中间有一条铁索桥。老乡说，建这座铁索桥真不容易，开通典礼的前一天夜里，一场大风把桥面的木板，刮得一块都不剩。现在驴子过河，要人抬过去。因为风大桥抖，驴子撅起来，掉下去就是滚滚的黄河。人过河，先要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光，再把腰系好。否则能把你的衣服吹翻了，口袋里的东西吹得满天飞。我们按此办理，一手摸着铁索一手推着自行车。低着头，猫着腰，一个个都过了河。又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终于到了河津县城。在那里我买了一床羊毛毡，每人美美地吃了一顿大肉面。天黑以前赶回了家。

禹门口报废的老铁索桥，照片来自网络。

　　有一天矿上突然发生一起事故。民工在清理1958年留下的老坑道时，发生了塌方。埋住了4人，救出3个，还有一个名叫马让娃的小伙子死了。军代表做好家属工作后，龙主任让我协助召开一个大会，一方面讲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他和张思德一样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另一方面欢迎马让娃的弟弟参加工作。同时找民工中的骨干个别谈话稳定情绪。事情终于慢慢平息。回想起来，这大约是我在韩城唯一能记住的一件工作。

10月下旬扬州的调令几经周折终于到了韩城。这是我二姐通过宝成无线电厂的人事部门向市里申请的结果。韩城指挥部的人讲，我们指挥部成立以来，调进了上万人，你是唯一一个调出的。

　　我在韩城的生活虽只有短短的7个月，却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到处荒山秃岭，一年四季黄沙飞扬，人们光吃馍不吃菜，蜗居在窑洞里，还有那恼人的跳蚤和虱子。二十年后乐坛刮起了一股西北风，一曲“黄土高坡”勾起我青春生活中这段苦涩的记忆。“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东北风还是西南风，都是我的歌……”。不知那里的人现在怎么生活。

五十年后我重返韩城，才发现这是一座历史悠久，民风古朴的城市。当天的晚餐证明这里物产丰盛。离开韩城以后，我沿着当年的路一直向北，光秃的荒山，都变成了绿树林，禹门口摇摇晃晃的铁索桥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双向4车道的公路大铁桥。这一切竟然和我记忆中的韩城，完全不一样。原来，当年人们遭受的磨难，属于那个特殊年代，韩城也是个好地方。

禹门口大铁桥，照片来自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