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诗词看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

上善若水

　　“中庸”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价值理念，反映在诗词等文学创作中，往往非常讲究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很少涉及激烈的斗争与冲突。毛泽东则独辟蹊径，写诗填词中突破“中庸”的束缚，有意识地表现对抗，展示冲突，展现出斗争与和谐的辩证统一。毛泽东诗词的这一鲜明特征，生动折射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斗争精神，这在当前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大启示。

　　一、毛泽东诗词中斗争精神的主要体现

早在1917年，在湖南四师和一师求学的毛泽东就在日记里写下人生誓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首名为《奋斗》的四言诗是他为《伦理学原理》作批注时所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这种与天、地和人不懈奋斗并乐在其中的斗争精神，贯穿了他的全部诗词。具体包括：

（一）针锋相对，坚决斗争

毛泽东诗词创作的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内容涵盖新中国成立前后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并对革命历程中发生的大事，如第一次国共合作、秋收起义、井冈山的斗争、根据地建设、红军长征、团结抗日、保卫延安、解放南京、抗美援朝、建设高潮、中苏论战、世界革命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艺术概括，无不是各种形式的斗争描写。毛泽东诗词中的“征腐恶”“把鲲鹏缚”“缚住苍龙”等，充分表达对反动势力主动而坚决的斗争。斗争最激烈的井冈山、中央苏区和长征时期，是他诗词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时期。

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红军面临国民党各路军阀不断地进剿、追剿、会剿、围剿，生存条件极端困难，但是毛泽东带领红军始终坚持进行灵活的游击战争，创作的诗词表现出英勇顽强的斗争品格。在1930年2月创作于攻打吉安途中的《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他用“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充分表达了红军战士们积极求战的心态，用“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赞颂了其旺盛的战斗力和果敢的执行力。在当年7月创作于攻打长沙途中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他用“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表现了工农群众和红军信心百倍、势如破竹的旺盛斗志，用“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把斗争带入悲悯苍凉的雄浑境界。

长征路上，毛泽东诗词中的斗争精神不断升华。在两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路上，红军面临无数大大小小的战斗，但毛泽东诗词并没有专门写某次战斗。《七律·长征》的概括性极强，“万水千山只等闲”中的“等闲”二字将红军蔑视困难的信心溢于言表，“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则夸张地描写了红军毫不畏惧任何困难的斗志。在第二次攻占遵义后创作的《忆秦娥·娄山关》中，诗人用“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抒发了红军敢于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豪情，用“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表达了红军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的悲壮情怀。

　　（二）不畏强权，敢于斗争

毛泽东一生傲视强权，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为此竟曾付出备受排挤的代价。在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和把共产国际奉若神明的王明“左”倾路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即使不断被撤销党内职务也决不屈服。新中国成立之后，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后，逼迫中国就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向美国让步，并批评中国是“好斗的公鸡”，批评中共领导人是“不战不和的托洛斯基主义”。毛泽东毫不畏惧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苏共老子党的作风，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创作10余首诗词与之斗争，是其诗词创作的第二个高潮。

在《赫鲁晓夫访美》《读报》《读报有感》《改鲁迅诗》等以七律为表现形式的系列诗词中，毛泽东嘲讽赫鲁晓夫访美是“涂脂抹粉上豪门”，形容其反华立场是“凶神张口吐烟霞”，调侃其炫耀武力是“敢向邻居试螳臂，只缘自己是狂蜂”，诗句如同战斗的鼓点。《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是充分展现诗人斗争胆略的诗词。他在词中高度赞扬“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世界革命形势，嘲弄赫鲁晓夫提出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那种庸俗的“福利共产主义”，喝令其“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这在当时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也是非常扬眉吐气的。

1961年，国内经济非常困难，国际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则趁机大肆攻击中国，苏联也对中国施加压力。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毛泽东创作了《卜算子·咏梅》。“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这首词通过梅花在冰天雪地的环境里开放和迎春而不争春的描写，表现了无产阶级坚强的战斗精神和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同期创作的《冬云》依然赞颂的是不畏严冬的梅花，“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充分表达了对革命力量逐渐发展壮大的信心和决心，显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智慧和力量。

　　（三）藐视困难，乐于斗争

中国有些传统诗词中虽然写到了斗争和冲突，但作者往往是悲凉无奈的心境，在心底终究是以“中庸”为美的。毛泽东则不同，他总是能够享受到战斗的快乐，胜利的喜悦。“乐”成为其诗词的情感底色。自然环境越险恶，战斗局面越紧急，胜利也就越显得弥足珍贵，诗词主体的喜悦感和幸福感也就越强。因此，他诗词中天气，往往有暴雨飞雪；诗词中的山，大多是险峻无比；诗词中的水，也常常是白浪滔天。

成立之初的共和国一穷二白、千疮百孔，同时面临帝国主义的严密封锁，建设的道路可谓困难重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忘我的激情与各种困难作斗争，努力在神州大地上绘出壮美的图画。毛泽东创作于1956年的《水调歌头·游泳》堪称是一首征服自然、改造世界的赞歌，是其革命浪漫主义风格诗词的代表作。诗词体现出强烈的层次感，从“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自由闲适写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光阴紧迫，从“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想到“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发展远景，人民群众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伟业和气魄让神女也为之惊叹。

在毛泽东看来，只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只要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就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1958年，他在得知江西余江县发动群众消灭了血吸虫后用“遥望南天，欣然命笔”表达自己创作《七律二首·送瘟神》的异常兴奋。他在诗的后记中写道：“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但是，只要充分运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六亿神州尽舜尧”，再难以克服的顽疾也只能“纸船明烛照天烧”了。

　　（四）注重方法，善于斗争

毛泽东是诗人，但更是党、国家、人民军队的领袖，一生对哲学都有非常深入的学习和研究，这就决定了他与中国古代一些浪漫主义诗人的诗歌风格迥然不同。由于具备深厚的哲学积淀，他在创作的时候对作品主旨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对反映对象也能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他有时虽然也抒发激烈而亢进的情感，但基本上能够进行较为理性的控制。在诗词中，他往往洞察局势，立足实际，情感的抒发寓之于理，而不是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柯德那样做无谓的斗争，或像某些才子诗人那样任性而为、不着边际空喊。

毛泽东讲究对敌斗争的辩证法，曾提出“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的著名论断，这在很多诗词中都有鲜明表现。他在1928年秋创作的《西江月·井冈山》中赞扬了以弱胜强的黄洋界保卫战，总结了红军“森严壁垒、众志成城”的游击斗争战术。他在1929年秋创作的《清平乐·蒋桂战争》则描写了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过程，指明了红军“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斗争策略。他在1931年春夏先后创作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和《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形象地展示了红军“撒开两手，诱敌深入”的军事斗争方针，用“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嘲讽了敌人被动挨打、处处碰壁的丑态，展现出红军捕捉时机、善于斗争的智慧。

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理论堪称是我党的一大法宝，他认为做任何工作都要团结最大多数的群众，并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是作者1961年依郭沫若一首七律观后感而写的。当时郭沫若观看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创作了一首七律，其中有“千刀当剐唐僧肉”的诗句，毛泽东认为太偏激了，用“僧是愚氓犹可训”对之进行了委婉的批评。在毛泽东看来，尽管唐僧一时没有觉悟，犯了一些错误，但就性质来说终究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唐僧是团结、教育的问题，不能把他推到白骨精那边，使之成为打击对象。毛泽东诗中这种“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分别对待”的观点，让郭沫若心悦诚服。

　　二、毛泽东诗词中斗争精神的原因分析

毛泽东诗词中的斗争精神受到他早年叛逆的个人经历和所在湖南尚武精神的影响，但究其根本，是他在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特别是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之后思想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把个人经历、地域文化中的叛逆因子、尚武基因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结合起来，认为被压迫人们只有奋起反抗、坚决斗争，才能推动历史前进。

（一）中国共产党人所崇尚的共产主义信仰，强调斗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对立统一规律是三大规律中的第一规律。它又被称为矛盾规律，认为任何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都包含着矛盾，正是矛盾双方对立与统一的斗争，促进了万事万物的变化和发展。矛盾规律具有深远的哲学传统。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认为一切都是经过斗争产生的；到了近代，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矛盾是推动整个世界的动力。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以上学说，进一步指出对立面之间的斗争是促成新事物超越和战胜旧事物的决定因素。正是在这一规律的基础上，逐步产生了质变量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之规律。因此，在毛泽东看来，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美与丑、善与恶、新生与腐朽、进步与反动，如影随形，始终相伴而生相伴而行。

毛泽东曾经说过，他在1920年已经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坚守自己的信仰，从未动摇过。作为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他吸收道家《易经》中阴阳对立促进发展的思想，同时进行唯物主义的改造，提出人类历史的逻辑就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到胜利”。在1949年创作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他用“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表明“民主最终战胜独裁、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在1961年创作的《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中，他用“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表达了勇敢面对各种严酷斗争的从容和镇定。

　　（二）中国共产党人被历史赋予的民族解放使命，要求必须具备敢于斗争的担当

在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百年间，中华民族积贫积弱，逐步堕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代表地主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乃至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一代代中国人奋起反抗，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落后命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在党的“一大”上，她就提出“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纲领。在党的“二大”上，她确立最高纲领是“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则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新中国”。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从一开始就具有雄心壮志的政党，必须具备敢于斗争的政治担当。这是历史赋予她的神圣使命，也必然对她提出较高的要求。

毛泽东在中华民族备受凌辱中走过了青少年时期，逐步形成了叛逆和反抗的性格。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进行深入广泛的社会调研，对于民族解放的艰巨性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在毛泽东看来，要改变旧中国的贫穷落后，必须以伟力荡涤陈腐的思想观念，奋力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和社会秩序，从根本上实现国民性的更新与再造，才能锻造一个劳工神圣的新世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沁园春·长沙》）、“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沁园春·雪》），毛泽东的诗词始终表达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始终洋溢着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是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壮志豪情的生动写照。

　　（三）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极端险峻形势，要求必须在斗争中才能求生存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国家政权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各类艰难险阻，在世界政党史上是罕见的。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党多次遇到中外反动势力的围追堵截，党率领的人民军队多次处于命悬一线的险境，形势万分危急。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党所创立的新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严重封锁，后来又受到大国沙文主义的排斥挤压，一度处于非常孤立的境地。严酷的客观现实，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只有一次次奋起反抗、英勇斗争，才能杀出一条血路，在夹缝中求生存。恩格斯曾经说过：“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备受压迫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奋起反抗与坚决斗争，正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和最终胜利的希望所在。

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使毛泽东拿起了如椽之笔，奋力抒写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美篇章。他的数十首诗词，展现了一部现代中国人民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更展现了一部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不甘沉沦、救亡图存的复兴史。为了表现斗争，一生连枪都不愿意摸的毛泽东在诗词中极力书写冷兵器时的“刀”与“剑”，比如：“刺破青天锷未残”（《十六字令·三首》），“安得倚天抽宝剑”（《念奴娇·昆仑》），“谁敢横刀立马”（《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手中握有杀人刀”（《七绝·屈原》），“刀光剑影任翔旋”（《七绝·纪念鲁迅八十寿辰》）等等。他始终认为，只有通过极其艰苦的流血牺牲，才能扫清“腐恶”和“虎豹”，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

　　（四）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大无畏革命精神，不畏惧任何形式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浴血奋战和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无私奉献精神，在世界政党史上也是罕见的。党在历次革命斗争时期无数革命烈士壮烈牺牲，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民政部门统计就有370万人之多。党在历次革命时期先后涌现了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董存瑞、雷锋、焦裕禄、南京路上好八连等众多英雄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红旗渠精神等众多精神谱系。对于优秀的共产党人来说，要和国内外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斗争，要和看得见看不见的各种困难斗争，要和党内同志的错误认识、党外朋友糊涂观念斗争，要和自身存在的各种缺点不足进行斗争，有时也要和自己的个人情感进行斗争。共产党人也是人，也有深厚的爱情亲情，但是有时就是要不得不痛苦地割舍个人情感与家庭幸福，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伟大的革命事业当中去。

由此出发，毛泽东在诗词中描写、怀念、赞颂了很多可歌可泣、可亲可敬的共产党人，如革命先烈杨开慧、柳直荀，优秀指战员黄公略、彭德怀、罗荣桓。他倾力塑造并热情讴歌更多的是无名烈士、普通党员、工农大众的群像。“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七律二首·送瘟神》）、“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七律·到韶山》）、“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杂言诗·八连颂），这些诗句展现出了藐视困难、不屈不挠、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革命主义斗争精神。

　　三、毛泽东诗词中斗争精神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多角度反复强调：“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伟大斗争”是引领我们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重要前提和基础。通过“伟大斗争”把执政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最终目的是共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一）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分理解和掌握斗争哲学

2018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主题为“《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的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讲话中指出：“《共产党宣言》是一部科学洞见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经典著作，是一部充满斗争精神、批判精神、革命精神的经典著作。”正如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提纲》里所写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根本来说是斗争的哲学，只有斗争才能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在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把它与中国革命实践真正结合起来，使中国找到了民族独立的道路。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仍要下苦功夫、真功夫，不能仅仅把它用于武装嘴巴，而是要武装头脑，真正指导实践。这就要求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斗争精髓，充分把握其科学性和批判性，做到主体向度和客体向度的辩证统一。

　　（二）积极承担民族复兴的重任，准备进行新的伟大斗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在矛盾运动中前进，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比如，新形势下能否真正取得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能否实现精准脱贫的目标，确保每一个人都不掉队？污染能否得到根本性的治理，让老百姓真正免除环境污染之苦？这些无不需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诚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党带领全国人民曾经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未来的任务依然非常艰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处在和平年代，但仍要在平常的时候看得出来，关键的时候站得出来，危急的时候豁得出来，有时甚至不惜流血牺牲。

　　（三）增强党性修养和实践锻炼，努力克服逃避矛盾和斗争的思想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警告全党在胜利后必须提防“四种情绪”的影响，即：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为此，他向全体党员干部提出“两个务必”，即：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前仍具有现实意义。在“四大风险”和“四大挑战”面前，党员干部中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始终存在。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要敢于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要愿意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磨炼自己的意志，增长自己的专业能力。这就要求共产党人把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作为自己的必修课，不断增强党性修养，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蓬勃朝气，以“钉钉子”的精神持之以恒地做好各项工作。

　　（四）客观对待前进的问题和困难，注重斗争的艺术和方法

1978年12月，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果断停止“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实现了伟大的工作重心转移。1981年6月，党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仍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并提出新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准确判断，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要深刻认识到斗争与和谐是对立统一的，当前很多矛盾并非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应该竭尽全力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努力形成最大同心圆和公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