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德兴街

千稻城

　　去年，某媒介给蓉花山镇做“专刊”时，曾邀我为其写一篇相关文字，一时不知从何处下笔，又因忙于手头的工作，所以迟迟没能成篇。现在想来，我离开蓉花山已有三十余年，尽管也经常回去，但毕竟一站一落，来去匆匆，蓉花山与我而言，早已物是人非，尤其从1999至2000年父母离世以后，家乡已成故乡。而人的记忆真是一个奇怪的东西，有些往事，不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反而在岁月的叠加中，像点亮的灯盏一样照亮你的人生。汉娜·阿伦特说的没错：“除非经由记忆，人不可能抵达纵深。”在我的记忆中，蓉花山“德兴街”，就是一个令我思绪抵达纵深的地方。

本文作者（右）与好友路石在鸡冠山上

　　我父母都是农民，我打小直至上中学，从未离开过乡村。城市的繁华在我儿时的世界里，只是一个传说。而德兴街对于我的这种缺失，从某种意义上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弥补。尽管德兴街不过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小镇，或者说它只是我身处的乡村一部分。而它在我心目中，似乎与“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我家住在与德兴街一河之隔叫大孤山前的自然屯，距德兴街不过四里地。而这四里地和一条大河的咫尺之遥，仿佛就是“城市”与“农村”的距离。小时候常常跟着父母去德兴街赶集，即使不逢集市，母亲也隔三差五摘了瓜果蔬菜，或把攒了多日的鸡鸭蛋，拿到德兴街去卖，这或许是那时家里现金收入的唯一来源。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兄弟姊妹十一个，除了大哥和大姐下学后在生产队与父亲一起劳动挣工分，其余都上学读书（年幼还没到上学年龄的在家里是大的哄小的，之后也陆续上学）。当时父亲和大哥大姐所挣的工分，能把全家人的口粮领回来就不错了，至于家里的一切花销全在母亲拐着的筐里和父亲挑的担子里。直到现在，我每每看到农村来市内街头巷尾卖点家产菜蔬的中老年人（与倒卖蔬菜的贩子无关），心里便会涌起一股无名的酸楚。在我上学前和读小学放假时，总愿跟着母亲去德兴街，名义上是帮母亲拐筐看摊，实际上德兴街与我有着说不清的吸引力。那时德兴街在我眼里，是个既陌生又热络的地方。那里不仅人多有趣，那里人的衣着、说话，甚至走路的姿势，与村里人都有着明显不同。我那时还不能完全理解“时尚”“繁荣”一类词汇的含义。或许是我骨子里也是所有人骨子里的那种与生俱来的对美好社会向往的情愫的躁动，让我对德兴街有着强烈的亲近感。经常有人买了芸豆等蔬菜，因没带筐、袋之类的用具装回去（那时还没有方便袋），我便跟着买菜的人到他们家里去，等他们把菜筐倒出来，把它拿回来。我跟着买菜人穿过街巷胡同，站在整洁的小院里，看着新颖的家庭摆设，散发着村里所没有的气息，我心里便会生出一些怪异的想法。后来才知道，那是被叫做“西大院”，还有“东大院”，后来又盖了四层楼的缫丝厂家属宿舍。

　　如今回望德兴街，能有当年的繁华景象，缫丝厂是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从生产厂区，劳服公司、家属宿舍等，缫丝厂占据了德兴街的“半壁江山”。厂里还有自己的消防队和“育红小学”。缫丝厂的职工大多来自青堆子、庄河等四面八方，也有分配来的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各种人才，还有一批大城市艺术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他们吹拉弹唱样样精通。我印象最深的是厂播音室的播音员老郑，他不但音质浑厚纯正富有磁性，人也温文尔雅很有魅力。我后来在蓉花山镇电影院工作时，与老郑等缫丝厂许多人有过交往。厂里的篮球队、排球队经常组织各种比赛。厂里的文艺队每逢节日都公开演出。厂俱乐部除了定期放映电影，还经常请省市级专业剧团来售票演出。厂里的工人大多是年轻女工，她们会打扮，敢打扮。不仅穿着时髦，她们的思想也比本地人开放，生活方式比较超前，可以说引领了蓉花山一代时尚和进步。这样一个两三千人的国营大厂，对于当地经济繁荣，以及消费的驱动力，是可想而知的。

　　“缫丝厂”这三个字，只是人们口头表达习惯。把前面的字省略了，表面看是叫着顺口，实质上还隐含着另一层意义，即缫丝厂做为国营大厂，在当地是独一无二的。前几年，有人在相关媒体上曾写过缫丝厂，说当地和周边的农家姑娘纷纷去缫丝厂上班，是因为挣得“工分”比较高。这种说法实属笔误，缫丝厂的工人无论正式工还是临时工，都以工资论酬，从来没有“挣工分”一说。还有人把缫丝厂的全称写成“蓉花山公社缫丝厂”，这是更大的谬误。缫丝厂是县团级单位，高于地方国营一大头，应该与当下的“国企”旗鼓相当。当时能在缫丝厂上班，哪怕是一个普通挡车工，都有很大优越感。准确地说，缫丝厂全名是“辽东省十三缫丝厂”， 建于1950年，后改为“辽宁省十三缫丝厂”，归属于辽宁省纺织局。当初建厂之所以选址于蓉花山，一是因为蓉花山的水质特别，水煮丝色泽好，绒丝长，印染的丝绸颜色纯正；再是蓉花山及其周边的柞蚕资源丰富，大茧收购近水楼台。缫丝厂从1950年建厂，至1996年撤出蓉花山（搬到庄河市内后破产倒闭），在长达46年的时间里，给蓉花山的经济、文化，以及生活方方面的兴盛发展，起到了不同程度的催化和促进作用。

　　其实，德兴街在缫丝厂的推波助澜之前，早就有着深厚底蕴。在此不妨回溯一下这个百年老镇的历史。清朝咸丰十年（1860年），法国人在此修建教堂之前这里就有了镇的雏形。那时，这一带叫岔沟，属岫岩州管辖。有关岔沟和德兴街当年的盛况，现在几乎没有文字记载。据老一辈口头传说，当初这里有两个大富户，一是白家，旗人，从长白山南下到此落脚。那时，这里人烟稀少，白家在此囤积土地发家。另一大户是杜家，主人名叫杜德兴，从关内来这里，在白家屋旁一处荆棘乱石堆，清理后搭窝棚暂住。此后不久，不知道杜家哪来的大把银子，买地买蚕场。再后来，杜德兴建商铺做买卖，以自己的名字‘德兴’做字号。德兴号买卖兴隆，杜家成为当时的大户，久而久之，人们把兴盛的商铺街面叫做‘德兴街’，取代了以前岔沟的名字。

天主教堂是德兴街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据岫岩地方志记载，蓉花山天主教堂始建于1860年，那时名字叫岔沟教堂。岔沟教堂初始“建经楼十楹，钟楼一座，信徒寥寥。”另有一说，教堂由德国人建于1840年。1900年2月，辽南义和团攻占教区，焚毁教堂。1905年，清政府赔款“48万吊”，由法籍神父梁亨利设计，中国工匠施工修建新教堂和钟楼，并从国外运进一口合金铸钟，钟上铭文纪年“1907”。自此，教堂步入兴盛时期，长达30余年，到1938年教友最多时有近700人，教堂还开设小学，有学生60余人。

　　而蓉花山现在的教堂是移址重建的。原教堂在缫丝厂院内。缫丝厂的俱乐部是原教堂的礼拜堂。缫丝厂院内许多房子是原教堂设施。原教堂的钟楼在厂子大门口不远处的院内，钟楼旁边有一棵高大的“片松”树。我在初中读书时，经常和同学去弄“片松”叶，一片片的，夹到书中做书签，有一种浓郁芳香。那时钟楼尚在。从缫丝厂搬迁后，厂区所有建筑都已拆除，如今走在蓉花山的老街道上，老建筑几乎看不到的，零星有一两个四合院似的建筑，青瓦黛砖，虽疏于保护早已变作普通民宅，但其古朴的建筑风貌，仍让人惊叹不已。

八九十年代电影院全体工作人员在影院门前合影

　　自八十年代初，我在德兴街工作了十多年，再算上在八中读书的时日，以及儿时的记忆，德兴街的那些人、那些事儿、那些地儿，在我生命中有着深刻烙印。坐落于鸡冠山脚下的德兴街，处于群山环抱之中。其蓉花山、鸡冠山、一面山、歇马山、大孤山、帽盔山遥相呼应。那条源发于步云山的大河，与德兴街擦身而过，蜿蜒奔腾着，流向庄河汇入大海。记得当年，外地朋友来蓉花山，在德兴街转了一圈后，感慨不已，诧异于大山深处，竟然藏着这样一个古色古香的小街。

德兴街确实不大，长不超过一二里地。东西走向的东端，南劈北拐两个岔道，南通庄茧线公路，北临大河。西头直通南拐，也是两条道，都并入庄茧线公路。在我记忆中，德兴街的街道虽是土石路面，但平整坚硬，宽约五六米，两侧房屋多为清末民初建筑，类似于庄河下街的老房子，混杂着民居和商铺。东西南北分别与仙人洞、长岭、太平岭、步云山相邻，位居中心。蓉花山的繁荣程度，为五个乡镇之首。

巴掌大小的德兴街，簇拥着诸多企事业单位，除了镇政府机关（公社，在电影院对面的大院里)之外，缫丝厂、银行、邮电、供销社、供销社饭店、饺子馆、照相馆（是“庄河东方红照相馆”的分部，在街东头胡同。后来蓉花山公社又成立了由耿德贤负责的“蓉花山照相馆”，）、电影院、天主教堂（后建)、医院、食品厂、油坊、罐头厂、客运站（原车站在街西头，后来搬到南面公路旁）、中心小学、庄河八中、粮库（在中心小学斜对面街边，后来搬到东南头东道）等，星罗棋布。再往西北稍延伸一下，过了蓉花山大桥（以前是水中桥，有头道桥和二道桥)是水泵厂和大修厂，这两个厂都属于县办大集体企业。红旗、红星两个村（大队），踞于德兴街南北两端。

　　那时候每逢春节，德兴街非常热闹火爆。各单位、公社、大队,有的生产队，都有文艺宣传队，每年都举办汇报演出。尤其春节期间文艺活动十分活跃，各个大队的高跷队、舞龙队，春节期间除了走街串屯表演，还择时集中在德兴街汇演，看热闹的人山人海……春节期间，蓉花山镇电影院从正月初一就开始放映电影，有的好片一票难求。记得放映《少林寺》时，连续三天，每日连轴转放映十多场。

如今，我心目中的“德兴街”早已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现代化建筑，体现的是一种现代繁荣。对于离乡在外的游子，“德兴街”已成为盘踞于心头的乡愁。我一直认为，乡愁不仅仅是离家在外游子的独有情结，也是每一个人对流逝岁月以及世事变移的深刻铭记和留恋。阿伦特说：“我们处在忘记过去的危险中，而且这样一种遗忘，更别说忘却内容本身，意味着我们丧失了自身的一个向度……”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总想看看它的人文景观一类的东西，从而可以看到它的历史纵深，它的灵魂以及风俗、风尚、风情，也可以从中看到它的蕴涵和潜质。德兴街的消失对我情感上的冲击是猝不及防的，我甚至在内心固执地不接受这种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