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节（1971）

赵宪明

　　1971年的春节我是在河南范县胡屯村母亲的老家陪姥娘过的。为什么不在贵阳和父母，哥哥姐姐们过年，要独自一人到数千里外的胡屯过这个春节呢？这有两个主要原因。

原因一、原本我们一家三代住在贵阳南明区观风山脚下一个大院，这里是贵州省委的干部宿舍。1968年文革期间，省委的造反派以我姥娘、姥爷是富农的理由，要将他们赶出省委宿舍。（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阶级敌人具体是指；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坏（坏分子）、右（右派）。其中地、富、右，如果没有继续反党，反政府言行可以“摘帽”，摘帽以后就不再作为阶级敌人对待。）因为我们家是1949年才来到贵州的南下移民，在贵阳没有亲戚。姥爷、姥娘在本地没有可以安置的地方。母亲只好带着二哥，二姐把他们二老送回河南范县胡屯老家，托付给老家的亲戚照顾。回到胡屯没多久，姥爷就去世了，只有姥娘一个人住在胡屯。姥爷、姥娘在胡屯老家时口碑非常好，尽管是文革期间，乡亲们也没把这对老富农当阶级敌人对待。这一定是他们当年当富农时善待乡亲们的应有回报。胡家亲戚们对她的照顾很好，还常托人写信来告诉母亲不用牵挂她，要好好工作。姥娘在贵阳时对我很好，经常悄悄给我零花钱，我拿着一角钱就可以到附近的小卖店买块桃酥或着沙琪玛这类好吃的。她还私下认真地对我说；“小，你要好好读书，以后可以做官。象你爸爸那样有小车坐，有好吃的!”尽管这样我当时还是常惹姥娘生气。有一次姥爷为处罚我对姥娘不敬，他用我以前从未感受过的温和话语让我去到他的床边然后用他的拐杖狠狠打了一下我的屁股(姥爷中风偏瘫很多年，不能下地走路，只能成天坐在床沿。）。姥爷、姥娘回老家后，家里人还时常说起他们，我也一直忘不了姥娘对我的好。有机会当然应该去看看她老人家。

原因二、1970年国庆节刚过，我和贵阳三中的一批同学被几辆大卡车拉到了安顺市，幺铺区，小屯公社地界的山沟里。那时听说这一带叫疙瘩山，我们具体到的地方叫燕子窝。从这时开始，我成了当时的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贵州011基地，144厂的学徒工。也是从那时起，我在这里生活了十五年。并在这里谈恋爱，娶老婆，生了两个女儿的地方。

1970年10月4日这天我们正式的进入了地处贵州安顺大山沟里144厂。进厂这天正好开建厂誓师大会，随后燕子窝这个偏僻的山沟就成了一片繁忙的工地。我和三十来位从贵阳来的学徒工（“贵阳徒工”当时整个贵州三线厂对我们这样的通用称谓，另外还有一类叫“家属子弟”）在当了一个月搬砖运沙的工地小工后。厂里派我们这批“贵阳徒工”和几个“家属子弟”去河南灵宝144厂对口老厂124厂培训。得知我们这次要去河南，我立即想到在河南老家的姥娘。这次应该能去老家看看她老人家。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母亲，她很支持我，说你能去看姥娘她一定会很高兴，去那里也有人接待你，就住在朱庄大姨家，那里离姥娘住的地方也很近。于是在灵宝学习期间，利用过年那几天假期。我拿着母亲给我准备的“联络图”，跟着一位我所在124厂焊接班，家在新乡的老李师傅乘火车来到新乡。在李师傅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上了新乡到范县的长途汽车。这一趟，我从河南最西边一直跑到了河南的最东边。大约是下午两点我就到了范县。出了汽车站看到一些拉客人的三轮车，感觉这些三轮车很奇怪，客人是坐在骑车人的前面被推着走。当时也没有别的办法去到胡屯，再奇怪也得乘着它去胡屯呀。我按照母亲给我联络图，告诉三轮车“司机”我去朱庄，骑三轮的和我很爽快地说好价钱和明确目的地，他就这样推着我把我送到朱庄。

我离开贵阳时，母亲很详细地告诉我大姨和我是什么关系。还告诉我到了朱庄很容易就找到大姨家，大姨父是当地名人，问谁都知道。到了朱家我报上母亲大名，说我是胡化兰的幺儿，秋林姐就很热情地把我迎进了门。尽管妈妈详细对我说过，但那时我还是理不清我和大姨是什么关系，只觉得这家人对我很亲切。以后才明白，大姨是学谦舅舅的姐姐，大姥爷是他姐弟俩的父亲。也是我们姥爷的亲大哥。由于大姥爷胡隅平是我母亲从普通村姑转变成跟着共产党一辈子女干部的重要引路人，所以家里总能听到妈妈说大姥爷家的事。在大姨家安顿好后，大姨让他儿子朱建华带着我去胡屯姥娘那里。朱庄与胡屯紧挨着，从大姨家到姥娘住的地方也没多远。路上要路过胡屯小学，当时没怎么注意这座不起眼的学校，后来才知道这所学校有不简单的历史。他是抗日战争前由大姥爷胡隅平出钱，出力创办的。不仅周边乡村的孩子有学文化的地方，还是抗日宣传，联络的场所。在这里动员了很多年轻人参加抗日和解放的队伍。妈妈，学谦舅舅，化玉舅舅都在这里学习过。范县政府还为大姥爷办学事迹立了很大一座石碑，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大姥爷还是当时范县那一带社会活动家和书法家，据说他当时和当时在冀鲁豫边区活动的共产党的军政大员段君毅，杨得志，杨勇他们都认识，自己也被冀鲁豫边区政府聘为参议员。记得文革期间造反派在我家抄家收到一张大姥爷照片，很像国民党的旧军官，他们问父亲，你为什么收藏反动军官的照片，父亲说这不是反动官员，是共产党的朋友抗战时期就与共产党一起抗日。这方面的事你们可以去向张国华，段君毅调查。

走过胡屯小学很快到了胡屯的最东头，到了姥娘的住处。一间小小的“窝棚”，也没有窗户，里面很黑暗。门前有一块空地，姥娘就坐在门前一张小板凳上像是在等着我来。她看见我笑得很开心，说幺儿来了！？我叫了声姥娘，也没说什么只是傻乎乎地笑着。我看见姥娘比在贵阳时要更弯了，显得特别矮，说话的声音还是那样。我和朱建华也在门口坐下，姥娘没对我问长问短，只是看着我笑。我唧唧呱呱说了一大堆，我从哪里来，路上怎么的，估计她也没听明白。现在回想起当时的状况很平常，也没有什么动情的感觉，只是到了胡屯见到两年多没有见到的姥娘。也许这样的感觉才是真实的，是没有经过复杂心理加工的自然表露。那时和姥娘住在一起的还有大姥爷原配过世后再娶的大姥娘，她看上去比姥娘年轻一些，身体也好得多，她平时给姥娘做饭还做些别的事。到了吃饭的时候朱建华叫我回到朱庄他家里去吃晚饭，说是他妈交代的。我们回到大姨家时大姨和秋玲姐正在做饭，我也去厨房看着她们做饭，那是一口很大的铁锅，炉灶里烧着的是麦秆，豆秸这类的东西，煮饭时还要拉那个很大的风箱。我们老家吃晚饭叫做喝汤，看着正在做的这一大锅饭我明白了这晚饭真是一大锅汤。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锅先煮玉米糊糊，然后在放下一些很细的挂面。后来才知道，挂面可不是每吨都有的，那是为了招待我加的料。装上一大碗汤，拿着一个窝头一顿“汤”就齐了。

我到胡屯已经是年二十九了。并没有感觉到明显过年的味道。没有现在这样张灯结彩也没有看见办什么年货，我想不是人们没有装扮新年的愿望，而是当年的经济，物质条件限制了人们追求热闹形式的心情和行动。年三十晚上也没有春晚，那时还没有电视，连收音机也很少。我吃过晚饭就睡觉了，由于来这里是乘火车转汽车一路奔波没有睡好，所以那晚我睡得很香。不知这一觉睡了多久，我被一阵阵敲门声吵醒了，原来是给大姨父拜年的年轻人，他们这些人闹醒了家里人进了院子门，不进屋门就跪下磕头嘴里喊着：有叫朱老师，也有叫大爷，爷爷的，都说我给您磕头拜年了！寒暄两句就出去了。大姨父告诉我，这是俺这里风俗，要给尊敬的人磕早头。从这时来磕头的人一波接一波。天亮后我去姥娘那里，一路上尽看着别人磕头了，不管是大人，小孩，只要是比自己辈分长的就跪下磕头，口里说着什么大爷，大叔，大娘，大婶，爷爷奶奶，给您磕头拜年了！每个人都乐呵呵的谁也没担心地上的尘土弄脏自己的黑棉裤。这样的场面我以前没见过，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在别的地方见过。到了姥娘的住处看到的也和昨天不一样，正对着房门的墙上挂着一幅画，看上去很旧黄黄的纸上写着很多字，象金字塔似的排列着很多名字。姥娘说这是俺胡家的家谱，也没有多解释。随后她就和那位大姥娘下饺子，饺子煮好后装在盘子里放到那张家谱下的小桌子上。姥娘口中念到“金环（化玉舅舅的乳名）他爹，他大爷过年了给你们做了扁食来吃呀！”。这就算是她的祭奠仪式了，她们没有让我跪拜，我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两位老太太用他们的方式告诉先人们过年了。随后来这里给姥娘磕头的拜年的，也像路上看到的那样，一波接一波。我还记得有一位年纪与姥娘差不多的老太太要给姥娘磕头，姥娘拉住她说；不用了。可她还是坚持很艰难地让自己的膝盖挨了一下地面。这样的礼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是那么温暖和谐。尽管当时是在文革期间，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老百姓按照自己传统习惯和方式过自己的年，没有一点革命的气氛，也没有现在过年送大礼派红包的压力。让人感到朴实和轻松自在。

到了年初二姥娘告诉我今天是走亲戚的日子，会有外村的亲戚来拜年。我就在这里看了一整天外村来拜年的亲戚。亲戚们来拜年形式很简单，提着一个大篮子，里面装着馒头，枣卷有时还有窝窝头这类食品。来看给姥娘拜年的人都送上一个大篮子放到屋里，磕过头就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和姥娘聊一会，临走时姥娘进屋从篮子里拿出两个馒头，把篮子盖好还给来拜年的人带回去，这就算是给人家的回礼了。姥娘对来她这里走亲戚的人好似都很熟悉，她告诉我这是谁家的，比如化玉舅妈娘家的，学谦舅妈娘家的，她自己娘家的。在胡屯这两天，姥娘这里还算热闹，本村来看他们两位老人的都会问问有什么事要做。我看姥娘大多数时间都说没啥事和来的人聊聊天，从来也没见她发愁有难事的样子。我那时傻乎乎的，不懂得什么客套，还操着一口贵阳话，也插不上嘴。但在胡屯，朱庄的那几天里只是听老家人唠家常，说老家过去的故事，感受老家过年的气氛还是让我觉得很亲切，这也是我几十年来一直记在心里忘不了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