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的美篇

枫

高原明珠——东川铜矿

东川有着悠久的铜矿采冶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即有铜矿采冶，但由于古代勘探和采冶技术的落后，并没有形成较大规模的开采。直至元代，东川铜业才真正受到朝廷的重视，成为元朝的重要产铜基地之一。至明代，东川铜的开发规模逐渐扩大，成为供京（今北京）铸币的主要材料来源。解放初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东川铜矿这颗“共和国的高原明珠”，光彩夺目。东川铜真正大规模开采是在清代，自雍正四年后，东川铜矿的开采渐渐步入正轨，汤丹、碌碌（今落雪）、大水沟（今因民）和茂麓四大铜厂逐渐成型，成为东川铜矿的核心产区，特别是汤丹厂，成为云南最大的铜矿厂。雍正五年，东川铜产量突破400余万斤；至乾隆二年，东川铜产量达到惊人的800余万斤，占滇铜产量的80%以上。乾隆时期是东川铜矿采冶最为兴盛的时期。东川铜业在清光绪年间逐步尝试了近代化生产经营方式，铜矿开采使用机器，外聘技术人员等，成为了云南近代化冶金工业的开端。东川铜矿业重点发展时期：1949年6月26日，东川全境宣告解放。1950年3月，昆明军管会工业接管部，接管滇北矿务局，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铜是共和国的重要国防资源，建国之初，新中国建设急需铜，东川是当时中央高层唯一知道的铜产区，开发东川铜矿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

　　1950年8月，中央重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局，组织了国内各方面的专家，成立了东川铜矿工作组，到东川矿区作了详细勘察，同时踏勘了铜矿公路选线。1950年11月，工作组返回昆明，随后在北京编写了东川铜矿初步设计书，对东川矿区的生产建设提出了初步意见，同时以工代赈，招募矿工，对落雪、汤丹、因民和滥泥等地探矿坑道进行清理恢复，作好重新生产的准备。1951年4月，中央财经委员会批准了东川铜矿的初步设计书，把东川铜矿建设列为全国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并批准成立了东川矿务局筹备处及机构设置。1951年4月，由重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局东川铜矿工作组起草的《东川铜矿开发意见书》，经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东川铜矿的开发被列为“一五”时期156个全国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组建了汤丹、落雪、因民和滥泥坪四大矿山。随着铜矿的开发，东川先后成立了东川矿区人民政府、东川矿务局和省辖地级东川市，东川铜再次创造了辉煌。1951年5月1日，东川矿务局筹备处在昆明正式成立，东川进入了开始恢复矿山建设和建立生产秩序时期。在云南省第一条高山公路铜矿公路修通前，同时开展了水电站、压风机车间、机修车间、材料库、职工宿舍、办公楼、食堂、医务等。1952年12月12日，经西南军政委员会批准成立东川矿务局。随后为矿山服务的各气象、水利、邮政、粮食、医院、税务等机构相继成立。1953年开始，按照“大探不采”集中全力探清资源的方针，在矿区开展了场面壮阔、声势浩大又艰难繁重的“万人探矿”。 

　　1954年4月5日成立东川矿区人民政府（由云南省直辖），其后管辖范围不断扩大。1956年8月，国务院批准《东川矿务局设计方案》，将其列入全国156项重点项目之中。1958年7月，东川铜矿建设全面展开，东川也“因铜设市”。1958年10月20日经国务院第81次全体会议通过，批准成立地级东川市。并将会泽县划入，总面积增至7790平方公里。此后，国家从资金、人员、技术及教育、卫生、交通等方面大力支持东川建设，东川铜矿成了共和国的“宠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经济建设全面展开，要求东川铜矿加快建设步伐。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东川工业产业结构呈现出以铜资源采选为主的单一产业结构特征，其原有的工业产业结构紧紧围绕“一切服务于矿山”而展开。大批建设者们从祖国四面八方涌入东川，以满足国家对铜的需求。为此，中央在体制、机构和政策上给予东川很大倾斜。东川是共和国以铜矿开发为主的老工业城市，长期以“服务矿山、矿业、矿工”为首要任务，形成了吃苦耐劳、敬业奉献、团结包容、头顶青天、脚踏云海、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铜山精神。近60年来，一直是我国国防建设重要战略物资供应地。据统计，1960～2000年末东川累计为国家提供精矿含铜60万吨以上，白银200余吨，创造直接经济效益120亿元以上，上交利税超过15亿元。东川铜矿的大规模开发，也曾经撑起过中华民族的脊梁，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