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

随缘

　　一年一年过得真快，还有十来天又要过年啦！可是瞧瞧眼下这城市里的氛围，怎么看也不像是要过年的样子，从前那浓浓的年味都到哪里去了？想想我们小时候，一到腊月，孩子们便兴致勃勃地掰着小手指头算计着天数，都盼望年能早点到来。这时候，老人们就会说：“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城里人虽然没有猪杀，但年还是要过的。对我们这些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来说，好像自打懂事起，就对过年有一种热切的期盼。

　　说来话长，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商品一般都是凭票定量供应，再加上天灾人祸不断，老百姓普遍过着衣食不足、捉襟见肘的日子。特别是人口多的家庭，平日里更是难见荤腥，只有等到过年了，孩子们才能一饱口福，吃上平时想吃也吃不到的美食，比如猪肉炖粉条子，富强粉肉馅饺子，年糕和麻叶子，而且没准还能添件新衣服呢。

那年月，老百姓的生活普遍都很简单，也没有太多的奢望，父母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省吃俭用、精打细算，说到底就是为了过年。为了能让家人过上一个像样点的年，更为了让孩子们高兴，至少跟别人家的孩子比不至于寒酸，有的父母不惜东借西凑，绞尽脑汁也要把年过好。正所谓：“儿女盼过年，父母忧无钱。”然而，小孩子哪懂得生活的艰辛和父母的苦衷，只想享受过年的美好时光，心中涌动着无限的喜悦。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每回过年都是从腊八节开始的。这天，院子里家家户户都在煮腊八粥、泡腊八蒜。选用的食材不同，腊八粥的味道也不同，有甜有咸，甜的放红枣，咸的放青菜。腊八粥熬好后，必先盛上一碗给邻居家送去，以此表达谢意和祝福。中国的传统节日，一般都是内敛而含蓄的，往往只局限于家人之间的其乐融融。唯独腊八节打破了自我封闭的小圈子，起到了促进人与人之间交往和人际关系和谐的作用。

记得小时候，我姥姥和对门的霍三姑、楼下的苏奶奶，几乎每年腊八都要来个厨艺大比拼，让我们小孩子评判，看谁做的腊八粥好喝。在徐州方言中，因为“腊八”与“拉把”谐音，而后者有拉扯、抚养、提携的意思，所以邻居送来的腊八粥，一般都是先给孩子喝，认为这样可以消灾避难。如此看来，三位老奶奶的厨艺比拼，不过是个由头罢了，为了疼孩子，老人们可谓用心良苦。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传说这一天是灶王爷回天宫述职的日子，因此每家都要拿点供品出来祭灶。清代诗人罗昭隐有诗曰：“一盏清茶一缕烟，灶神老爷上青天。玉皇若问人间事，为道文章不值钱。”说的虽是旧时代知识分子的清苦，却也道出了祭灶风俗由来已久。

据说灶神崇拜在先秦时期就有了，被列为民间“五祀”之一。但早期灶王爷的地位并不高，其形象就是个慈眉善目的小老头，整天挨烟熏火燎，终日以灶台为伴，比门神差远了。但自从汉代起，老人家开始拥有“监察”之责，将他观察到的民间善恶禀报上天，由玉皇大帝亲自审判。更厉害的是他不仅管灶，家中大小事务只要没有专神负责都归他管。这项职责可谓神通广大，十分了得，也让他在五位家神中的地位直线上升，风头甚至盖过了门神。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轻视灶王爷了，上至皇帝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对他老人家毕恭毕敬。

记得从前，我们家锅屋灶台的墙上，长年贴着一张灶王爷神像，两边对联是：“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横批：“一家之主。”足见其地位之崇高。每到小年这一天，姥姥总不忘熬点糖稀，煮几个鸡蛋，连同糕点、酒之类的供品一起摆放在灶台上。听姥姥讲，别看灶王爷年岁大了，胃口却好得很，而且和我们小孩子一样，也喜欢吃甜食。糖稀是为了黏住灶王爷的嘴巴，让他在玉帝面前多说些甜言蜜语；酒是为了让他喝得晕晕乎乎，少打几个负面小报告；鸡蛋是给黄鼠狼和狐狸准备的，它们是灶王爷的随从，多少也要打点一下。哇塞！没想到这些供品的背后，却暗藏诸多玄机。

　　但遗憾的是灶王爷好像是个清官，面对美食、美酒的诱惑始终不为所动。相反，倒是我们这些小孩子，明知有粘牙黏嘴的危险，也要想方设法或偷偷摸摸地将供品吃个精光，往往还没等一炷香烧完，灶台上便只剩下酒了。到了晚上，姥姥将旧的灶王爷神像取下来烧掉，等到除夕时再换张新的贴上去。我爸爸是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根本不信这一套，也最看不惯，但碍于我姥姥的面子，他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

如今，糖稀早已被巧克力和各种奶糖、水果糖、酒芯糖、酥糖所取代，灶王爷神像也不见了。不过在一些地方，过小年吃饺子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俗话说：“出门饺子，进门面。”用一碗香味扑鼻的大肉馅饺子给灶王爷送行，我看也未尝不可，想必在他老人家眼里，这总比当初被人拿糖稀黏住嘴巴要好吧。再说了，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更新，各路神仙自然也不例外，放下身段，与时俱进，省去一些繁文缛节也是必要的。

　　按照习俗，腊月二十四这天，人们要进行年终大扫除，俗称“扫尘”，家家户户都要打扫房间和庭院，擦洗家具，晾晒被褥。因为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节日，打扫得干干净净过年，似乎也是应有之义。我家住楼上，一室一厅，外加一个小锅屋，地板和楼梯全是木头做的。印象中不知是市里哪个部门，早先每年这个时候准派人过来，用红油漆将木地板、楼梯、扶手、栏杆粉刷一遍，各家只需用白灰浆刷刷墙即可。

但“文革”一来也就没人管了，一些住户的地板和楼梯，因为油漆剥落而失去光彩，甚至出现了裂缝。好在我大舅在市建筑公司干油漆工，每次请他过来帮忙,他不仅粉刷地板和楼梯，还在室内墙壁与天花板连接的地方，用不同颜色的涂料勾勒出花纹来，类似于吊顶的效果，看上去非常漂亮，让人耳目一新。

　　民间有“正月不剃头，剃头死舅舅”的迷信说法。实际上它起源于一六四五年清廷颁布的剃发令，要求民众十日内一律将发式换作满族人的辫子。面对强权暴政，人们内心再思旧、恋旧，表面上也只能服从。后来干脆取谐音“死舅”采取变相抵制，久而久之竟演变成了习俗。

老话说：“有钱没钱，剃头过年。”既然正月不能剃头，那么年前何时剃头可要想好了，剃早了就怕坚持不到二月，晚了又怕剃头铺子关门，思来想去还是腊月二十三、四最合适。因此，那两天剃头铺里总是人满为患，走街串巷的剃头挑子也是忙得不亦乐乎。

记得有一年，眼看就到年跟前了，爸爸见我还没有剃头，就从外面借了把推子来，非要在家自己动手给我剃，说小孩子的头好剃，没什么难的。谁知那是把旧推子，一点也不锋利，又是手动的，结果推头时不但“嘎噔嘎噔”响，还总是夹头发，推不了两下就疼得我浑身像触电似的一激灵，到最后我眼泪都出来了，把姥姥心疼得在一旁直埋怨。剃完一照镜子，我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还不如不剃呢，豁牙锯齿的简直丑死了！

那个年代由于食物短缺，营养跟不上，小孩子普遍都很瘦，而头就显得特别大。当时有首童谣很时髦：“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咱有大头。”由此可见，那时候人们的关注点不在衣服上，而是在头上。衣服哪怕再旧，甚至破了都没人笑话，头发就不行，弄不好就成了傻小子，因此害得我整整一个月没敢摘帽子。

　　爱美是女孩子的天性，所以过年时，小女孩一般都穿花布衣裳，还要在辫梢上扎个红头绳或蝴蝶结，然后用胭脂在自己的眉心间点上个圆圆的小红点，腮帮上再扑点红粉，这便是那个年代女孩子过年时，最常见也是最好的装扮了。她们粉嫩的脸颊，红润的小嘴，鲜艳的衣服，配合着两根灵动的麻花辫，再加上充满喜悦灿烂的笑容，给当初那个质朴寒酸的年景，不知增添了多少生机和情趣。尤其是在万物凋零、漫天飞雪的日子里，她们活泼可爱的身姿，恰似一朵朵傲雪绽放的梅花，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憧憬和希望。

那年头，小孩子过年能有新衣服穿，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和高兴的事情。但多数人家的孩子都没有这个福份，尤其是我们男孩子，父母不可能、也没那个经济条件给每个孩子都做新衣裳，只能尽量把女孩子打扮得漂亮些，男孩子一般都是将旧衣服重新染色或改改样子。好在我们男孩子压根不注重穿着打扮，很多人棉袄棉裤外面连罩衣都没有，弄脏了就拿湿布擦，轻易不敢脱下来洗，一是怕难以晾干，二是还有没有替换的都很难说。

　　我在家排行老大，下面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弟弟年龄最小，我的衣服无法让他接着穿，所以经常是破了补、补了破，补丁摞补丁。几个妹妹相对要好些，因为年龄相近，衣服可以接续着穿。做娘的心思就是细腻，每到快过年的时候，妈妈就把我们不穿的旧棉衣找出来，和姥姥一起动手将它们重新翻做一遍，袖口和裤腿该接的接，棉花该絮的絮，以确保我们在大年初一那天，穿得暧暧和和、高高兴兴。

小时候冬天半夜醒来，我经常看见妈妈坐在火炉旁，不是缝缝补补，就是在烘烤着我们穿脏了被她连夜刷干净的棉袄棉裤。早晨起床，妈妈也要先帮我们把棉衣在炉子上烤热乎了再穿。年三十晚上临睡觉前，妈妈就把新做好的棉衣拿出来，整齐地叠放在我们每个人的枕头边，告诉我们第二天大年初一要穿新的。姥姥这时候也要过来反复叮嘱几句：“大年初一不能开柜子，不能动针线，不能扫地泼水，不能打碎东西，更不能说完了、没了等不吉利的话，不然就会触霉头。”末了还要问一句：“乖乖，记住了吗？”岂不知我早就不耐烦了，见妹妹们也都在挤眉弄眼，便故意冲姥姥说：“乖乖，我记住了！”说完赶紧把脑袋缩进被窝里，防止被她打。妈妈在一旁咯咯地笑，姥姥就说：“傻小子，没大没小，一天到晚就知道贫嘴，小嘴叭叭的！不过，姥姥的话能记住就是好孩子！”其实真记住还是假记住了也不知道，反正那会躺在床上，心思全被眼前那软软厚厚的棉衣给吸引住了，夜里做梦有时都能笑醒。

　　那年月物资极度匮乏，人们别说吃肉了，连粮食都不够吃，想必很多家庭都遇到过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困境，不得不向周围邻居家借粮。平时偶尔买点肉，也是尽量拣肥的买，买回来先要放在锅里炼油，剩下的油渣就留着日常炒菜用。但往往过不了几天，这些油渣就被孩子们偷吃得一干二净，有时干脆直接挖勺猪油和米饭一起拌着吃，感觉那个香啊！

当年凡是家里有人在饭店或食堂工作的，生活质量一般都不会太差。我们大院里就有这么一家，母亲在徐州饭店餐饮部上班，夏天傍晚吃饭时，他们全家人围坐在门口，吃着从外面端来的一大搪瓷茶缸荤菜，那浓浓的肉香味四处飘散，几乎整个院子都能闻到，让人既眼馋又羡慕。

那时候，过年也没什么特别的年货供应，只是比平时多了几张面票和副食品票，你有钱就买，没钱拉倒。但有句老话说得好：“有了猪头，年货不愁。”每逢过年时，各家只要想方设法买半拉子猪头回来，其他年货有没有都无关紧要。以前生猪屠宰方式十分落后，猪头上残留的毛发很多，只能在院子里用沥青、松香或火筷子（炉条）煺毛。小孩子好奇心重，经常是围了一圈又一圈，这几乎成了我们那个大院过年时的一景。我小舅在兖州肉联厂工作，姥姥在世时，他经常领着全家来徐州过年，每次来都带些猪蹄、猪肝、猪肚、猪耳朵之类的熟食，把左邻右舍的孩子们馋得两眼放光，口角流涎。

　　到了腊月二十八、二十九，家家户户便开始蒸馒头、炸麻叶子、炸素丸子。因为按照习俗，从正月初一到初五不能做蒸（争）、炒（吵）、烙（落）等炊事，均属不吉利，人们只好提前准备。再说馒头是发面做的，蒸的时候会发起来，所以也象征着发财、发家和蒸蒸日上。每次蒸馒头时都要留下一个生面团作面引子，也叫面头。如今用面引子发面的方法已濒临失传，只有年纪大的人或许还在用，用它蒸出来的馒头特别好吃。

接下来就是贴对子和年画了。“文革”前，市面上的年画种类很多，除了钟馗、张飞、财神、观音、寿星、龙凤呈祥、天官赐福、胖娃娃抱鲤鱼，以及梅、兰、竹、菊等花鸟图以外，还有很多以历史故事、戏剧人物为题材的年画，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穆桂英挂帅》、《呼延庆征西》等，另外也有现代版的，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从门口到厅房，每家都贴象征吉祥富贵的年画，就连家具和一些大件器皿上，也要贴写有福、禄、寿等字样的菱形红纸，人们图的就是个喜庆。

孰料“文革”一来风气骤变，在“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压态势下，昔日丰富多彩的年画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样的伟人画像和语录，还有“革命样板戏”，以及像《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之类的宣传画，过于单调和政治色彩浓厚不说，原先的喜庆劲也严重淡化了。不仅如此，竟然还取消了年假，要求人们“抓革命，促生产”，过所谓“革命化的春节”，并严禁民间烧香祭奠、磕头拜年等“封建习俗”，只保留了贴春联一项，但内容与以往大相径庭。

更可气的是，在年三十的晚上，话匣子里有时还专门播放电影《白毛女》的插曲：“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仿佛一下子又把人们带进了万恶的旧社会，恨不能让大家把年夜饭改成忆苦思甜饭。直到“文革”后的一九七九年，全国才又重新恢复了春节放假制度，但一些传统过年习俗却难以再现，以至于永远的消失了。

　　以前没有电视，除夕夜人们吃完年夜饭，全家老小都到院子里放鞭炮。古人认为爆竹声能够驱逐邪祟和鬼怪，给人带来好运。大人们喜欢成挂地放，孩子们一般舍不得，多数都是拆开来一个个放。放完鞭炮，家长们回屋开始包饺子，并围炉守岁，甚至通宵不眠，又叫“熬年”。小孩子宁肯挨冻也不愿窝家里，就拿着手电筒或火柴盒，在满地的碎屑中，一遍遍地寻找半截捻的瞎炮仗。那时候炮仗的质量比较差，尽管个头大，但哑火的很多。把瞎炮仗从中间掰折后（不能掰断）放在砖头上，让它露出黑色的火药，然后用烧着的香头去点燃，看着它像火箭一样“刺刺”地喷着火星子，孩子们高兴得手舞足蹈。

我们男孩子几乎每人手上都拿着一根燃着的香，褂兜里装着炮仗，你放一个，我放一个，看谁放的响。女孩子普遍胆小，手里就拿根“滴滴金”，一边甩着玩，一边远远地看着我们放炮。我们笑，她们也跟着笑，她们的笑声最响亮，也最清脆。更有意思的是把炮仗插在雪堆上，眼看被炸得雪花四溅，孩子们兴奋地大呼小叫，又蹦又跳！

还有人喜欢恶作剧，看谁家熄灯睡觉了，便把点燃的炮仗朝人家门前或窗台上扔。院子里疯够了，一群孩子又跑到大街上去疯，相互勾肩搭背，嘴里还歇斯底里地唱着颠倒歌：“东西街，南北走，出门碰见人咬狗；拿起狗来砸砖头，又怕砖头咬了手；骑着轿子抬着马，吹着锣鼓打喇叭！” 别看只是一群孩子，那股子野性和草莽劲，连行人都得躲着走。整个除夕夜，外面到处是震耳欲聋、此起彼伏的爆竹声和孩子们的欢笑声，小家伙们一个个冻得直流清水鼻涕也不肯回屋。

　　清朝诗人孔尚任有诗曰：“萧疏白发不盈颠，守岁围炉竟废眠。剪烛催干消夜酒，倾囊分遍买春钱。听烧爆竹童心在，看换桃符老兴偏。鼓角梅花添一部，五更欢笑拜新年。”是说除夕晚上围炉守岁、欢聚畅饮之后，第二天一大早，男女老少都要穿新衣服相互拜年。这是新年的第一天，邻居们见了面都要问候一声:“新年好！”有些上了岁数的人还会施以抱拳礼，并道声：“恭喜发财！”

往年只要姥姥在，正月初一早晨起来，我们作为晚辈，必须正儿八经地给她老人家磕头拜年。一九六八年正值“文革”期间，姥姥不幸因病去世，爸爸一声令下，从此家里再也不兴这一套了。我们几个从小都怕爸爸，他给我的印象始终是和蔼不足、威严有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鲜能见其温柔的一面。我小时候比较调皮，爸爸尤其对我管教很严，在我的印象中，弟弟、妹妹好像从未挨过爸爸的打，只有我除外，为此姥姥不知埋怨过他多少回。姥姥在世时，我可以有恃无恐；姥姥去世后，我在爸爸面前只得服软并收敛了许多。

记得上初中时，有一年，也是大年初一，早晨我在床上醒来后一睁眼，只见姥姥正坐在太师椅上，弟弟妹妹们已经排好队，就等着给她老人家磕头了。此时姥姥满面笑容，手里拿着一叠压岁钱连连朝我招手，那意思好像是说：“乖乖，就等你了，赶快过来给姥姥拜年呀！”同时我还能看见爸妈他们在屋里走动，但就是没有声音。这时候我想起身，却怎么也动弹不了，就像被魇住了一样，既抬不起胳膊，也说不出话来。当时我还想：“这难道是在做梦吗？”可是眼前的情景，我明明看得真真切切、淸清楚楚，根本不像是做梦。于是我拼命挣扎，等我猛地坐起身来，原先的影像竟瞬间消失不见了！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整天就像丢了魂一样，无精打采。心想：“几年不见，姥姥肯定是想我了，还专门过来看我年过得如何。”

　　那个年代，人们的休闲娱乐方式极其单调，看电影无疑是最受欢迎的，尤其对我们小孩子来说，更是心心念念的事情。但平时机会很少，只有逢年过节，家长也许会主动带孩子去看场电影。市里的东站电影院、粮食局俱乐部、工人文化宫、中山堂电影院离我家都不远。记得很清楚，每到过年时，我没事就好往这几个电影院跑，见有新片上映了，回来就对姥姥和妈妈讲，有时甚至软磨硬缠，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我们院里的唐云庭伯伯在电影公司当经理，他老伴梁阿姨曾先后在中山堂和东站电影院上班，他们家有四个孩子，老大叫唐军，比我大一岁，他有时会约我一起去看电影，这样就不用买票了。

当年为了不花钱看电影，我们这帮孩子什么歪点子都想过，也都尝试过。尤其是“文革”期间到处乱哄哄的，电影院门口几乎每晚都是人山人海，有时硬挤都能挤进去。遇上好看的片子，看一遍不过瘾，还要看好几遍。因为没有票，也就没有座位，只能站在银幕下方的乐池子里看，一个个像望天猴似的仰着脸，累得脖子生疼，而且冬天冷得直跺脚，夏天热得直冒汗，但孩子们仍兴趣盎然，乐此不疲。

有一年过春节，听说淮海堂（军人电影院）放映“内部片”，虽然明知道没票进不去，可我还是连续几个晚上跑去碰运气，每次都在门口来回徘徊，久久不愿离去。大院里比我年龄还小的长春、小哈、毛蛋、建民等人，竟敢铤而走险，从铜山新华书店旁边的巷子里翻墙而入。建民由于胆子小，从墙上往下跳时动作稍微慢了点，不幸被巡逻的战士逮个正着。最后交给附近的青年路派出所处理，他不但在所里被皮带抽，回到家又结结实实挨了一顿揍。其实他爸爸就在东站电影院当经理，想看电影机会多得是，为何还要如此大费周章呢？

　　到了初五这天，过年的禁忌便统统取消了，故俗称“破五”。一早起来，姥姥忙不迭地打开门窗，并催促我们赶快去阳台上放鞭炮，说是要迎接财神爷。后来看到清代文人顾禄在其所著的《清嘉禄》一书中写道：“五日财神五日求，一年心愿一时酬；提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抱路头。”说那时的苏州人为防止财神被别人接走，以至于初四的晚上就去路口恭候了。我这才知道，原来迎财神是越早越好。

要说过年最热闹、最欢快的，当数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作为新年里的第一个月圆日，也是春节的尾声，人们需要隆重庆祝一番，所以又称“闹元宵”。早先街上尤其是庙会上还有舞龙舞狮、踩高跷、扭秧歌、打腰鼓之类的表演，我们小孩子也是有样学样，各人根据能力和胆量大小，纷纷用木棍做成高矮不同的高跷踩着玩。但真正的看点和诱惑还不在这儿，甚至也不是香甜可口的元宵，而是十五晚上家家户户都要准备的各式各样的灯笼。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届时各家门口一般都要挂两盏红灯笼以示喜庆。

晚饭后只等天一黑，孩子们便纷纷走出家门，每人手里都挑着一盏灯，有大有小，造型各异，五花八门，几乎全是家人自己动手制作的。倘若实在没本事做，又没钱买，便找个旧搪瓷茶缸，里面点根蜡烛，再穿上铁丝当提手，也照样出门炫灯，虽然看上去有点不伦不类，但毕竟聊胜于无。

除了大多数纸灯笼以外，还有萝卜灯、南瓜灯、面灯之类的，而纸灯笼里又数红色鲤鱼灯最多，也最好看。姥姥喜欢做面灯，用面团捏成莲花状的灯盏，上锅蒸熟后晾干，里面倒上点熟豆油，拿棉花搓成捻子做灯芯，然后点着就可以拿去耍了。更神奇的是等捻子把油耗尽了，还可以将整个灯盏吃掉，嚼起来又脆又香。纸糊的灯笼虽然漂亮，但一不小心很容易引燃，只听见“嗞珑”一声，整个灯笼瞬间就烧没了。因此，孩子们只要看见挑着纸灯笼的，便不怀好意地围着瞎起哄：“嗞珑灯，嗞珑灯，嗞珑再买，买了再嗞珑！”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我手里挑的花灯“嗞珑”后，火星子不慎溅到了裤裆上，当时也没在意，等我感觉到不对劲时，里头的棉花已经被引燃了。那个年代水缸一般都放在门口，我接连跑了几户人家，不料缸里的水都结了厚厚的冰。最后迫不得已，只好谎称口渴向人家要了一杯水，然后顺着烧破的洞口将水灌了进去。我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于是又继续在院子里疯。谁知棉裤里火头还在蔓延，很快就烧到了皮肤，我这才慌忙往家跑。半道上遇见了爸爸也没敢讲，生怕他金刚怒目。又强忍着疼痛，径直跑回家告诉了妈妈，吓得妈妈赶紧将我的棉裤扒下来，一把扔进了水盆里。那时候小男孩基本上没有裤衩，都是光腚穿空壳棉裤，就这样也顾不上羞耻了，当着外人的面，任由妈妈拿凉毛巾给我敷已经烧得发红的皮肤。

　　如今日子好过多了，而且越过越富裕，超市里的商品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群众文化娱乐生活丰富多彩，人们再也不用为吃穿担忧，也不用为过年发愁了。相较于以前物资匮乏，现在的日子，可以称得上天天都在过年。但美中不足的是，当下社会生活节奏太快，人们在就业、工作、学术、教育、医疗、住房、甚至情感方面的压力陡增，因此对过年的渴望已大不如从前，也让过年的氛围和仪式感大打折扣。尤其是当代年轻人，对诸如过年之类的中华传统文化习俗，更是知之甚少。对此，我不知道是应该高兴还是担忧。

如果拿现在的男孩子跟我们小时候比，让我说什么好呢？身处风云动荡的年代，那时的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些不为外物束缚的草莽气概。反观当下的男孩子，充其量也就是个小调皮，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我们当初过年时，那种欢天喜地的激情和乐趣了。以前是孩子多大人少，家长想管也管不过来；现在的状况截然相反，往往是几个大人看一个孩子，而且看得非常紧，几乎寸步不离，纵然他天性是个虎，恐怕也要给束缚成猫了。闲话少叙。蛇年将至，预祝大家：小龙携运到，喜气满门飘。年年有余庆，招财又进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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