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传记】第四章：那年，那味

满虎

腊月二十五的早晨，伴着孩子们的吵闹声，我匆匆起了床。 窗外，天空正下着雪，雪花密密匝匝随风飘动，仿佛孩童欢快地摇摆。车顶上积了厚厚的一层，一棵棵树的枝条上已经是雪团锦簇了，真的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对了，这可是腊月里的雪，自然也是带着几份祥瑞之气的。再看小区隔壁的小平房，房顶上已然布满了皑皑白雪，不远处的北山上更是白茫茫一片，沟沟壑壑的界限已经模糊了，陡然化作一团，山体显得更加雄阔厚实，似乎有点“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意境，小山丘竟然有了大气象。 雪地里，行人走过烙下深深的脚印，一长串一长串，直到消失在视野的尽头。而那脚踩积雪发出的“咯吱咯吱”声，仿佛又将我带回到了曾经那个熟悉的年代。 一 那一年腊月里，眼见就要年关了，雪儿却像喝醉了酒的丫头，起劲地撒欢，雪花洋洋洒洒地抖落，接连好几日，不见收手，这应该是醉舞的雪丫头直接断片了。 到了大年三十的傍晚，雪丫头清醒了，可是瑞雪已经足够了，她对自己的“阔绰”有些懊悔，但也无济于事了，只得慌张地收了手。于是，雪停了。 院子里，父亲早已将厚厚的积雪清扫了一番，哥哥姐姐主动当起了“搬运工”，倒不是因为爱劳动，哈哈，其实是因为积雪还有用处。我那时还小，就是一个凑热闹、打酱油的角色。不一会儿，“搬运工”当起了“雕塑师”，哥哥挽起棉衣袖子，用手捧雪，热火朝天地堆筑起来，一个高大的雪人不多时便堆成了。雪人木棍为手，脸盆为帽，脖子上是姐姐的大红围巾。但大家总觉得雪人的眼睛小小的，于是哥哥拿出了两个圆圆的墨水瓶，直接嵌了进去，应着这圆圆的大黑眼珠，一下有了“点睛”之妙，这便算是大功告成了。哥哥这时却叫嚷着手痒痒，伸出手一看，早已是红通通的了。 我围着雪人看了看，便跑回了屋里，取了些炮仗自顾自的玩去了。 没过多久，“咚”的一声，雪人的“帽子”突然冲上了天，随后重重地落在了地上，发出一阵刺耳的金属撞击声。雪人的头颅掉了大半，还往外冒着烟。 “你就是个‘拆房斧头’”哥哥沉着脸对我说。 原来是我将一个大炮仗塞到了雪人的“铁帽子”下面，想看看帽子飞上天的景象。只是没想那么多，大炮仗威力大，殃及到了雪人的头。 我于是嘻笑着跑开，两耳不闻责怪声，在巷道里继续放炮去了，这可是我的惯用伎俩。 那时候，为了放“炮”，可以少睡觉甚至不睡觉，其实也是激动的睡不着觉。 老家新阳镇的集市规模还算大着呢。当时邻近的琥珀和五龙乡的老百姓购置年货，基本也都会到镇子上来。那时用人山人海赶集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镇子是个小盆地，渭河蜿蜒而过，南北隔河相望。我们称作“河北里”，集市那边村庄唤作“河南里”。我们村离集市比较远，那时赶集主要靠“11”路，很费时的，年轻人都得走上半个小时。老人带孩子，一趟走走停停，怎么说也得一两个小时。腊月里赶集，一路走到渭河河堤，远远的便可以看到对岸河堤路上连绵不绝的人群，更是可以望到热闹的集市口，总算是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目的地就在眼前。我们就会在上“工农桥”之前美美地歇歇脚，遇见赶了早集拎着年货袋子往回走的相识的人，又会攀谈一番，买炮的话题必不可少，然后一鼓作气奔向集市。 集市上早早便已经有摆摊卖炮竹的了，基本每年都在集口扎堆叫卖，吆喝。 “浏阳炮，美滴很，吭响呆很，赶紧来给娃买上。” “你看你看，安全滴很，吭响还捻子慢滴很，给娃买上。” 炮贩子大多是头脑灵活的年轻人，他们也不吝啬，往往是一边现场试放，一边招呼生意。集的一边是大排水渠，贩子们拿起炮仗，点着捻子，然后慢悠悠地朝身后的水渠一扔，响声便在渠道四散开来。自夸炮仗捻子慢的炮贩子，更是将已经点着的炮拿捏在手里，在人群眼前来回晃，胆子小的不由得往后躲闪，胆子大的会起哄抬扛。说话之间，炮贩子手起炮落，“砰”的一声，那炮仗已在水渠里化作一缕青烟散落不见了。 中意的买家便开始选炮，还不满意的，就继续到下一家瞧瞧。但多数家长终究是拗不过孩子，如果孩子认定了一家，哭闹起来，家长多半会顺着孩子的性子选购。 “你看你看，这么好的炮，娃这么爱滴，你爸爸就是给你不买么。”炮贩子眼尖，看孩子拉扯大人，眼睛里满是不情愿不耐烦的神情，便故意拉起了话茬。 还别说，这一招多数时候会奏效的。 对于大人来说，购买炮竹只是预算的一部分，所以数量也是心里有数的。但孩子不管这些，大街上因嫌买的炮不够多闹别扭的，也是常有的事。大多数家长实在抵不住孩子的哭闹，往往会越过“预算”多买一两份。也有脾气暴躁的，孩子非但讨不到“便宜”，还会受些皮肉之苦。 买炮这块，我基本是不“出头”的，往往是哥哥想好了数量，父亲基本会照着给我们购置。然后“分产到户”，各自保管使用。经常是我的炮先放完了，便想偷着放哥哥的，结果炮早被藏起来了。我只得软磨硬泡，跟前跟后的纠缠，哥哥实在没了辙，就会给我将他的炮分些。 大年三十的晚上，全家观看黑白电视机，陈佩斯朱时茂，冯巩牛群，黄宏宋丹丹，小品和相声总能给人带来欢声笑语。而惦记放炮的我，无心观看精彩的春晚节目，在院子里或是大门口，不知疲倦地放炮玩耍，几乎彻夜难眠。 到了快跨年的时刻，春晚节目主持人从“10”开始计时倒数。 村子里鞭炮声已是此起彼伏，烟花也开始“窜天”绽放。 “你听听，都沉不住气么！急地等不住了”我会嘟囔几句。 “10、9、8、……”哥哥姐姐们在屋里跟着主持人同声读数。 我早已在院子里拎着一串鞭炮等候多时，一根点着的长长的香，凑在嘴边时不时猛吹几下，生怕关键时候熄了火。 那种感觉，真的好紧张。我心里跟着哥哥姐姐的声音默默倒数，当读到“1”的时候，我迅速点火，将鞭炮丢了出去，然后跑到屋檐下双手捂住了耳朵。 “咣”的一声，零点的钟声敲响了，可是我的炮却没有响。 我有些疑惑不解，这时哥哥早已几步跨到了鞭炮跟前，观察了一下，然后捡了起来，重新用打火机点了火，鞭炮终于噼里啪啦地响了。原来是我慌乱之中未能成功点燃鞭炮的捻子。看着哥哥神气的样子，我对自己有些抱怨了。 按照天水习俗，初一到初三，每天开门都是要燃放鞭炮的。我总会早早地随父亲一起开门烧香，激动地将鞭炮点燃，总算是弥补了大年三十晚上的遗憾。 　　二 腊月二十前后一两周，村里大多数人家有一项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回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物质生活比较简单，猪娃的价格倒也一直比较便宜。所以每年春夏，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去集市“看”上一头公猪，请走村串户的师傅“膻”了以后，便可在家圈养起来。 那时养猪，平时用麦麸和剩汤剩饭喂养，饲料是很少见到的，那才是正儿八经的“土猪”。经过大半年的喂养，腊月里早已膘肥体壮，于是便到了“收割”的日子。 杀猪的日子是杀猪师傅定的，因为大家都挤在腊月中下旬进行，猪的数量太多，所以师傅只能按户里打招呼的前后排了顺序。每个村里基本上都有一两个杀猪师傅，再大一点的村子，本村师傅顾不上活了，便会邀请临近村子的师傅干活。 看热闹是人的天性。所以虽然场面很是血腥，但每逢谁家杀猪，总会有许多大人和孩子在一旁“观看”。杀猪师傅会先在“料光石”上反复磨刀，待主家一大锅热水烧得滚烫之后，开始“牵”猪。所谓“牵”，其实就是用一个铁钩子将猪牢牢勾住，然后在三五个大人的合力配合下，将猪使劲固定在案板上。 在那种情景下，猪的力量大的惊人，所以帮手不能太少。记得有一年，家门口杀猪，案板上放了一阵血的猪突然挣脱了人们的束缚，居然来回冲撞乱跑起来，看热闹的人群散散合合，热情却是丝毫不受影响。一番对峙和较量之后，猪还是躲不过上案板的宿命。 接下来，猪会被宰杀，在热水桶里烫泡，然后用硫磺石褪毛，再用事先准备好的木头架子悬挂分割处理。在一旁的孩子们会等待一个特殊的器官，那就是猪膀胱，我们叫它“猪尿盆”。主要用它蒙在废旧缸子或是圆形小盆子的开口上，阴干以后便是一面小鼓了。敲过的人知道，还真有那么点意思。 杀猪的当天晚上，便是“改善伙食”的一顿了。鲜美的土猪肉会美美地炒上两大盘子，配上揉面饼子，特别好吃。光是自己吃还不成，母亲会连带揉面饼子分几小份，嘱咐我和姐姐给和睦的邻居端去，好吃的大家一起分享。那时都是如此，相互间都会分享好吃的，邻里间还是有些温情的。 那会，猪肉一部分会给亲戚送去，一部分准备过年吃，剩余的才腌制了存放在缸里，来年慢慢食用。 后来，物质生活越来越便捷了，猪娃也越来越昂贵了，自家养猪食用显得多此一举了，于是腊月里家家门口杀猪的情景便不复存在了，只剩下了记忆。 三 大年三十，还有好多讲究呢。 在我们老家新阳镇来说，从大年二十九到三十，家里女人们便开始在厨房忙碌，蒸馍馍、煎油饼、炸果果。那时主要是灶火，也没有抽油烟机，所以厨房里是雾气腾腾，倒也不冷。同时，还有一项重要活儿，便是将自家圈养宰杀的土猪肉用柴火炖起来，一般是慢火炖上五六个小时，待傍晚时，大排骨肉质蓬松，一口下去，肉便会从骨头上脱落下来，很是入味。 大年三十晚上，或是吃饺子，或是来碗细长面，一大盆香气腾腾的排骨肉那是自然少不了的，我们的方言里称排骨为“肋子”。提前剥好一碗大蒜，一碟干辣椒面，洒点盐，算作佐料。大家围坐在一起，一手拿着蒜，一手将一整条“肋子”在干辣椒面里蘸一下，然后一口肉，一口蒜，酣畅地开吃。遇上好酒的，还会再嘬口酒，这样吃起来就更加来劲了，一下就有些豪气干云了。就这一口口地吃在口里，暖在心里，这年便算是开局幸福感满满了。 大年三十，男人们还要“接先人”。这是一种传承很古老的民间传统习俗，我认为，在华夏文化里其实是很有象征意义的，这是普通老百姓“寻根问祖”的精神体现。父亲会将祭祀物品准备妥当，带着哥哥和我，去给先人扫墓烧纸。按照天水的风俗习惯，大年三十下午可以将“先人”接来，然后在家供奉三日，初三傍晚再恭恭敬敬地将“先人”送回，这种纪念仪式称做“坐纸”。当然，也可以在“先人”坟头直接祭祀，给“先人”烧去纸钱，“先人”节前收取“钱货”，便不再迎回家了。焚香叩拜自不多说，这里有个细节，我是一直有个疑惑的。就是上坟时一般会带上一壶浆水，祭拜时洒于坟前。我好奇地问过父亲，父亲说不出个具体理由，村里老人也语焉不详，可能这是祖上传承下来的，是约定俗成的做法吧。但我想，这多半是起“醒脑”的作用吧，想来人故去之后，经历难关，过了奈何桥，孟婆的一碗迷魂汤下去，谁还认得子孙后代？所以，年关了，“先人”们应该被特许收取后代的“快递”钱财，于是一壶浆水便起到了短暂“醒脑”认路的功效。这可不是迷信噢，我只是从民俗的角度推敲一番而已。但问题又来了，既然传统里说人可以轮回转世，那我们的“先人”又在何处？纸烧之后何人取呢？所以，祭祀“先人”就是一种文化传承，寻求精神的归属和慰藉而已，理应敬畏和保留延续下去。 大年三十，还要欢欢喜喜贴对联、挂灯笼。我还很小的时候，家里的对联基本都是邦爸写的。邦爸是亲房五爷家的儿子，平时喜好写字画画，懂得也多，是我们这些后辈的偶像。只不过，后来他没考上大学，家里经济条件有限，所以书画也就渐渐荒废了，说起来挺可惜的。到了小学五年级，我便自告奋勇地自己写起了对联，邦爸便只得转身成了“顾问和指导”。一碗浆糊，一把刷子，没有商量，却几乎都是同一个时间段，家家户户门前贴起了对联。那时流行赏对联，我还有邻居第格子和岳瘦瘦，大家如同专业品鉴团一般，挨个欣赏大门上的对联。当然也免不了一番点评。那时候可不自谦，都是觉得自己写的才是最好的。对联贴上了，照旧便是挂灯笼，所谓“大红灯笼高高挂”嘛。反正家家户户门口都要挂灯笼或是直接接灯泡，大年三十晚上那可是彻夜不息的，寓意长久啊。 四 到了正月里，这年就算是“过了”。年兽走了，老百姓就更加欢天喜地了。 每到大年初一，转亲戚就是头等大事。按照咱新阳镇的习俗，正月初一到初三甚至到十五，早上一大早要张罗一桌吃的。母亲早早地会准备好丰盛的菜品。上房的土炕上会放一张小木桌，大家围坐一圈。父亲喝酒，我们兄弟姐妹喝饮料。席间，为了一样都爱吃的菜，打筷子“仗”，争抢不休，是常有的。我是家里排行最小的，乡里叫“老生太”，所以常常是不吃亏的，因为奶奶会拉偏架。吃完了早饭，就是忙着转亲戚了。母亲去哪，我会跟着去哪。反正就是转的越多越好，您都能猜到了，小孩子时都爱挣“压岁钱”。那时都是一毛两毛的给，五毛的都少了。再后来就是一两块或是五块钱的给，十元就是封顶了。那时挣点压岁钱，让父母代为保管，自己兜里揣上一张，放炮的时候，心里都觉得欢实着呢。 过“闪闪桥”是我小时候最胆战心惊的。二姐家在渭河对面的那坡里，每次去二姐家拜年，架在河面上的“闪闪桥”是唯一通道。那是座极其简易的人工桥，一到冬天就搭建，开春转暖就拆掉，年年如此。桥是用粗细不一的木头捆绑接连而成，两条细钢丝绳是护栏。桥面是镂空的，人踩在木头上，两手得紧紧抓牢钢丝绳，目光看远些，硬着头皮往前走。初次上桥的没经验，低着头前行，看着脚下哗哗的渭河水，多半会两脚瘫软，败下阵来。那就只得别人背过去了。所以说，“闪闪桥”真是桥如其名。全程都是摇摇晃晃过去的，很考验人的。前几年扩修麦甘公路，鸡儿架大桥建成通车，那坡里再不用每年冬天为过河为发愁，“闪闪桥”就退出了它的舞台，也成了我儿时的记忆。 村上过了初三，就会张罗各类庆祝活动，耍狮子和扭秧歌是最高光的时刻。村里的年轻人会组成狮子队，由娃娃们敲锣打鼓伴节奏，勤加练习。有的娃娃会头戴唐僧师徒的大头娃，招摇过市，惹得阵阵哄笑。女人们则会组织一支秧歌队，还未进腊月就天天操练，红红绿绿，扇面起舞，还像那么一回事。再精心选出一位“船姑娘”,随着秧歌队伍“划船”，那就算是齐了。这样的活动从初六开始，一般会持续到正月十六。 那时候还会“唱戏”。每个村上几乎都有自己的戏班子，只不过是“玩票”的，都是一帮子秦腔爱好者自发组建的。过年图大家一乐，也是不需要什么费用的，戏服都是村上集体保管使用的。唱得自然是差强人意的，但是老人听得很认真，嘴角时不时露出微笑，遇见喜剧丑角丢丑的情节，还会笑得合不拢嘴，其实这就已经很有意义了。 过了初五，放露天电影也是常有的。这才是小孩们的最爱。那时候的电影，也算为数不多的文艺活动了，不像现在人们的精神享受丰富多彩。每逢放电影，往往会吸引很多附近村子的人，晚上电影还没开演，已经是人山人海，挤得是水泄不通，里面的人出不来，外围的人进不去，倒也暖和。那时是胶卷电影，由于村子放映的太过频繁，许多片子胶卷都是断了之后拼接过的，所以每到精彩或是关键之处，卡的一声，电影断片了，只听到放映机空转的声音。人群里立马都喝彩声变成了一片嘘声，有脾气大的还会叫骂起来。放映员倒是见惯不怪，不慌不忙地现场拼接处理，迅速挂到机子上继续放映。小孩子们可以满场子撒欢地跑了，有的嘟着嘴“鼓”大人，于是棉花糖便有了，前脚刚哭完，后脚嘴里咬着棉花糖，早已是甜甜地笑了。 还有好多好多情景故事，不便一一展开了。 小时候的年就是如此。虽然简单，但也容易满足。不像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精神享受也是多姿多彩，但终究再寻不回曾经那个简单的快乐感觉。也许是我们长大了，开始老了，但回忆起过去，总爱记忆起那些美好，忘却那些苦痛，这样想来，人也总是要快乐的吧，这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