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百年学脉与军医之路（第五章，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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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各分天涯（中篇）

1946年11月，位于上海江湾的原侵华日军医院以及周边地带，突然间变得车马喧闹、人声鼎沸起来，大批的部队、运输车辆、形形色色的设备仪器从外面涌入，楼房开始大规模修缮，不同官阶的高级军官频繁进出。

这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深秋。本年5月，国民政府已还都南京，各中央直属单位、高等院校也陆续复员。6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的序幕正式拉开。

1946年11月，国民党军队医疗教育单位全部迁入上海江湾。

该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制宪国民会议”，与共产党彻底分道扬镳。同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名称诞生。

从1939年开始，分驻贵州安顺和图云关的中央军医学校、陆军卫勤训练所这两拨人马，已经各自发展得兵强马壮。尤其是图云关的卫勤训练所（兼红十字救护总队），还在省会贵阳成立了总医院，里面的各个学科，都由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学者担纲，阵容甚是壮观。

其中有：

- 医务主任荣独山；
- 内科主任周寿恺、陶桓乐（后来担任毛泽东主席医疗小组组长）；
- 外科主任张先林；
- 骨科主任屠开元；
- 整形科主任汪凯熙；
- 妇产科主任熊荣超（后来创建大连医学院的妇产学科）；
- 检验科主任叶天星（微生物和免疫学家，曹雪涛院士的导师）；
- 护理部主任周美玉。

相比之下，蜗居在安顺小城的军医学校附属医院，只不过是一个60张床位的野战医院，在贵阳总医院的面前相形见绌。不过这里也不乏名家，例如院长张静吾（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后来创建了河南大学医学院。

著名医学家陶桓乐教授，是林可胜一系在抗战时期贵阳总医院的内科主任。战后任职于上海同济医院，后调北京医院，是毛泽东主席治疗小组组长。

1946年4月，当时的军政部部长陈诚向蒋介石提议：应该全盘效仿美军的军医教育体系，把全国的各军医教育机构与军队卫生示范部门，集中成一个中心机构。

蒋介石深表赞同，并责成陈诚着手实施此计划。一开始，陈诚想把这个综合教育机构放在九省通衢的武汉。但是找来找去，武汉三镇都没有一块合适的土地、以及现成的房舍。

四处考察之后，他把目光投向了上海江湾的这处场所。

其实，江湾这里原先也曾阔绰过一阵子。1930年，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为了改变苏州河两岸城区发展天壤之别的现状、绕开洋人的租界、加速开发一个繁荣的新上海，就选定了黄浦江下游、吴淞和江湾之间的大片未开发土地，并颁布了《大上海计划》。

1930年国民政府“大上海计划”的核心区域——市政府及附属公共建筑和纪念建筑群。

今天人们可以在第二军医大学校园内、校园周边一一寻访到这些建筑。

根据这个规划，江湾一带约7000亩的土地被划为未来的上海市中心区域。一系列市政建筑将被建起，构成一个形状为“中”字形的行政区，所有的道路系统也都围绕这个“中”字，被设计成发散式的结构（也就是今天的上海五角场格局）。

“大上海计划”实施了7年，先后完成了市政府大楼（今上海体育学院）、上海市体育场（今江湾体育场）、市立博物馆（今军医大学校内）、市立图书馆（今杨浦图书馆）、市立医院（今军医大学校内）、市立卫生试验所（今军医大学校内）等建设。

后面的两个卫生医疗单位，毗邻而建，并列坐落于小河虬江的北岸。

被战争打乱的“大上海计划”遗存的大量建筑，在1946年被划入了新成立的国防医学院内。

“大上海计划”的公共建筑之：卫生试验所。这是30年代的旧造型。到了1949年以后，军医大学又给它加盖了一个中式的大屋顶，现在就静静地坐落在车水马龙的上海中原路一边，很少有人驻足留意。

可惜全面抗战一爆发，“大上海计划”就被炮火打断了。侵华日军抢占了市立医院，并在周边一气设立了驻沪侵略军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一、十二病院及军马防疫所，连成了一片非常庞大的日式建筑群。

这片建筑群，在我印象中，一直到1996年前后，才被陆续拆除。之前还被用作军医大学的各教研室、各系、学校机关各部的办公教学用房。

我记忆中的这片建筑，走廊极长，四通八达，状如迷宫。有很多门窗都是日本式的侧拉移门。日暮时分，走在这片楼里，扑面而来一股阴森感。

这片建筑群最终被陈诚选中，成为筹建中的军医教育单位的所在地。

图中长条形、方方正正的建筑群，就是日本人在侵华战争期间修建的医院病房，直到90年代中后期才被拆除。

1946年11月，除迪化军医训练组（乌鲁木齐）以外的所有国民党军医教育单位，包括贵州安顺的中央军医学校总校、西安的军医学校第一分校、昆明的军医学校第二分校、贵阳的陆军卫生勤务卫生训练所、以及已于上海光复后先期占用上海市立医院场地的“陆海空三军联勤第二总医院”等军医训练机关，全部迁入上海江湾，合并组建为“国防医学院”（英文名National Defense Medical Center，NDMC）。

抗战期间被日本人损毁的上海市政府大楼（今上海体育学院内）

抗战期间被日本人损毁的上海市博物馆（今上海长海医院影像楼）

这么多单位一下涌入，光是筹备和交接工作就忙乎了半年，直到次年（1947年）的6月1日，国防医学院才正式成立，直接隶属于南京国防部。

学院的领导班子配置很耐人寻味，他们分别是：院长林可胜；第一副院长张建；第二副院长卢致德，三人的军衔都是中将。

从某种程度上，这个院领导班子的尘埃落定，等于是给中国近代半个世纪之久的军医“德日系”、“英美系”之争画上了一个句号，并且以“英美系”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卢致德，是一个在台湾医学界鼎鼎大名、但在大陆这边几乎从不提及的名字。他在抗战后期担任军医署署长，1949年以后担任国防医学院院长，并组建了台湾著名的“荣民总医院”。

林可胜的学术背景和身份自不待言；张建是德国柏林大学的医学博士，从1937年就接替刘瑞恒，执掌军医学校，加上此前几年主持建设广东军医学校，里里外外实行的全是德式教育体制。只是在抗战的后期，他自己也觉得美国的住院医师制度确实有先进之处，才在军医学校的教学中引入了一些英美成分。

而这个卢致德，又是什么人？

其实他的身份很不一般，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太子党”——卢致德是孙中山先生原配卢夫人的亲侄子，也是行政院长孙科的表弟，可谓“含着银汤匙出生”的皇亲贵胄。不过，他的个人能力并不弱。他读的是北平协和医学院，是林可胜、刘瑞恒最钟意的弟子之一。

卢致德（右一）穿军装时的照片。

卢致德这个人身上没有高干子弟的坏习气，学生时代就积极跟着林可胜上街贴标语、跟北洋政府搞抗争。到了南京以后，一直在刘瑞恒掌管的军医署里工作。因为他的特殊身世，蒋家、宋家、孔家等国民党各派势力，都对他关照备至。

为了栽培历练他，蒋介石把卢致德在大单位之间调来调去，几乎干遍了各个战区的卫生主官，还当过峨眉军官训练团和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卫生处长——后者可是蒋嫡系中的嫡系——可见卢致德的受宠之深。

到了抗战胜利时，卢致德已经官居军政部卫生署长了，成了昔日老师林可胜的上级。不过归根结底，卢致德和林可胜、刘瑞恒一样，还是铁杆的英美系。

这是70年代卢致德在台湾陪同宋美龄进行视察时的照片，由于他的“国父家人”的特殊身份，卢致德终其一生，在国民党内享受崇高地位。

国防医学院的建立，本来就是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全面向美国看齐这个大背景下的产物，因此，“英美系”军医体制彻底取代“德日系”，也就成了一个无可争议的结局了。

林可胜的学术声望和美国人对他的好感，是他成为院长的原因。张建的“第一副院长”摆位，乃是对他本人、以至“德日系”的一个安抚。

区区一个医学院的校领导任命，背后牵扯了何等复杂的人事纠葛！学院班子方案出台前，国民党政界军界很多人都认为，张建所代表的中央军医学校，乃是晚清以来的正统；不少留德留日的高级将领、以及张建曾经工作多年的两广一带将领，都旗帜鲜明地力挺张建。

林可胜在抗战后期一度失意，现在又回到了民国军医舞台的中央，不但就任了最高行政长官——军医署署长，还成为新的国防医学院的首任院长。

而林可胜代表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则是英美派的大本营，与美国社会各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林可胜个人的最大支持者，则是时任参谋总长的陈诚。林赴任后，陈诚专门跑到国防医学院，在教职员工大会上表态：“你们谁要打倒林可胜先生，先得打倒我，打不倒我，就打不倒林先生。”

至于“国防医学院”这个名字，也经历了不少的争议，才被最终定下来。最初林可胜主张起名叫“国防医学中心”——他说在英美体制里，“中心” 之下可以包含很多学校，这样就表示国防医学中心是合并多个不同的军医教育机关而组成。

但当时的政府高官们对“中心”这个外国概念十分陌生，因为传统的中文里并没有这种说法。甚至有党国大佬质疑：“中心”两字好像不那么高大上，似乎许多公立小学也称为“中心小学”。

林可胜无语，感觉是鸡同鸭讲，于是乖乖闭嘴。最后，校名投票表决的结果就是“国防医学院”。

国防医学院当时的校门，位于今天的上海五角场长海路上，现已不存。

林可胜上任后，在该地原有建筑基础上，又新建了教学和研究大楼、总医院病房、公共卫生实验院、研究院及药厂等建筑，事实上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医学“中心”。

但是学术派别的斗争并没有就此消停。原中央军医学校的师生们对“军医学校”这个名字就此消失，感到十分痛心，从1946年就一直上下奔走，试图阻止中央军医学校并入国防医学院。

林可胜当院长以后，又做了一个在现在看来是非常不妥、甚至是有点买办性质的决定——撤销药学专业。理由是：林认为药学研究价值不大，造药不如买外国药。

国防医学院附属医院——联勤第二总医院，在抗战前是上海市立医院的所在。今天是上海长海医院的一栋病房楼。

众所周知，药科一直是军医学校的王牌传统学科，林的这一决定，彻底伤透了原军医学校师生们的心（甚至直接导致许多药学专家在1949年的时候拒绝随校迁台）。于是他们在1947年组织起来，发起成立了“军医学校护校会”，明确提出保存军医学校原名；以及维持药科学制独立的呼声。随后军医学校护校会发表了《军医学校护校宣言》，发起了上访运动。

南京高层再一次被惊动，几番调解之下，最终军医学校的药科专业在国防医学院内得以保留，但“中央军医学校”还是彻底并入了国防医学院。

新的国防医学院整合了军医学校与卫训所的教育规模，除医学、牙医、药学、护理等科外，还开设了各种短期训练班、补习班等。学院编制庞大，按教育对象分，包括八类人员的养成，即医师、牙医师、护士、药师、卫生工程、卫生装备、卫生检验、卫生行政。

按照教育水准分六级，即：初小程度、高小程度、初中程度、专科程度、大学程度、进修程度；按照军阶分为将、校、尉、技术准尉、军士、列兵——统称为“八类六级”教育。而这个“八类六级”四字，直到现在还留在台北的国防医学院校歌里。

国防医学院的学员胸标

国防医学院全面实施了美国式的“住院总医师”制度，年轻的住院总医师需接受为期一年的训练，这期间不仅要开展密集的手术，还要负责科里的许多日常行政事务，以使得他们在训练结束之后，兼具医疗和行政管理方面独当一面的能力。

这套制度被国防医学院带到了台湾，彻底取代了原来台湾日据时代的临床医师培养模式，也被解放军的第二军医大学所沿用，直到今天。

次年的5月，林可胜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达到了他在大陆时代的人生巅峰。

中央研究院的第一批院士合影。最后一排左起第二个穿军装的，就是林可胜。

国防医学院在上海建校仅仅一年，就快速形成了教学、科研和医疗规模，业务水准蒸蒸日上。1948年6月，陈诚在东北战场上铩羽而归。他的十二指肠溃疡再度发作，反复出血，住进了国防医学院附属的联勤总医院。经沪上名医、以及北平协和医院的外国专家会诊后，建议手术治疗。

当时的国民党高官开刀，要么就是出国治疗，要么就是选择外国人在华开办的医院，从来不去国人自己的医院——原因无他，就是信不过中国医院的水平而已。

但是这次，陈诚坚持要在国防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并指定张先林教授来为他施行胃次全切手术。

张先林这个名字，在我们的故事里已经出现了多次。他是林可胜的协和学生，抗战时期已是著名的外科学家，战后主持国防医学院外科，并在1948年赴台，奠定了台湾战后外科全面转向美式理念的局面。

手术历时4个半小时，整个过程和术后恢复十分顺利。为了这件事，南京、上海的报纸还专门进行了报道，齐声称赞：

“近来军医人才及治疗技术，由于林可胜博士之领导，日臻进步，尤以全国各地联勤总部之各总医院之治疗水准，大见提高。观乎陈氏之信任，且确具极高之效率，诚为将士福音。”

1948年的陈诚，诸事不顺，在东北战场搞得一团糟，终于旧病复发，住进了国防医学院接受手术。

后来的很长时间里，他都对这个几乎是由他“一手缔造”的学校关爱有加。

然而，这时的国民党及其军队，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在国内各个战场上的接连败退，再度将两个熟悉的字摆到了师生们的面前——搬家。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