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分子周文梁

刘宁生

<h1><span style="font-size: 22px;">周文梁是外婆的亲弟,我称舅爷爷。外曾祖父母生养了五个子女,不算多,战线却拉得长。舅爷爷是家中唯一男丁,最小,小到大外甥长舅舅两岁。外曾祖父母老来得子,又是三代单传,舅爷爷在周家就格外金贵。</span></h1><h1><br></h1><h1><span style="font-size: 22px;"> 舅爷爷从小被父母和几个姐姐宠着,除了颇有些文化,娴熟苏州字码,还略通袖筒里交易的“手语”,俗称“摸码子”。只是他的这些文化和技能从未成为谋生的手段。久而久之,舅爷爷长大成人,事业无成,还特胆儿小。舅爷爷自己看重的是管理原本无需管理的每日几毛钱柴米油盐的家庭财务,用苏州字码簿记。头一天晚上舅奶在舅爷爷处领取计划用的银两,上午买菜回来向舅爷爷报账并找回零钱。每逢月底,舅爷爷用苏州字码的账本对账,必须借助算盘。一个月的账目几分钱对不上,舅爷爷会接连几天抱着算盘。此外,舅爷爷会做的家务,是把铜壶里烧开的水灌入热水瓶。南京人形容不做家务的男人“笤帚把倒了也不晓得扶一下”,说的就是舅爷爷。</span></h1><h1><br></h1><h1><span style="font-size: 22px;">舅爷爷在我大学一年级时,先于他的三位姐姐离世,我去守了一日灵。所以,舅爷爷的音容笑貌总离我很近。</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22px;"><br></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22px;">逼近年关,格外怀旧。老门东往事由一连串活在记忆里的故人组成,他们轻盈而真实地向我走来,又若隐若现地离我而去,仿佛记忆在行走。</span></h1><h1><br></h1><h1><span style="font-size: 22px;">如今纪念文章的标题都要显示被纪念人物的最高成就或职务,诺贝尔奖获得者就不说了,即便是社会底层,至少也要冠以“外卖小哥”等类似的头衔。舅爷爷一生无业。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担任居委会的 “积极分子”,那是舅爷爷一生的最高成就。</span></h1><h1><br></h1><h1><span style="font-size: 22px;">居委会主任大多数是街坊上的女能人,识文断字的不多。居委会以下,按地段设若干居民小组,小组长由居委会主任指定,没有职务津贴,也多由不识字但行走利索而且自我感觉良好的大妈担任。当年没有广场舞,大妈们的余热都散发在居委会的工作上。</span></h1><h1><br></h1><h1><span style="font-size: 22px;">老门东膺福街北段居民小组成员大多不识字,舅爷爷在其中就显得鹤立鸡群,不只是因为个头高。除了读报读文件,还是小组讨论的主要发言人。舅爷爷当年最精彩的发言是:“有命就要干革命,不干革命还要什么命?!”这句话当时很流行,听起来有点儿鸡蛋悖论,也就透着学问。舅爷爷应该是从报上小评论文章里学到的。他是当年为数不多自费订报,连中缝都看遍的市井小民。小组长张奶奶不识字,自然不晓得舅爷爷抄袭,把这段话当至理名言汇报上去,舅爷爷因此受到居委会主任的重视,张奶奶满足的表情里透着 “伯乐” 的自豪。</span></h1><h1><br></h1><h1><span style="font-size: 22px;">正巧上面摊派了义务代征房地产税的工作,居委会主任想到舅爷爷有文化还善记账,更重要的是本分胆小,陪着街道办事处和区税务局的干部造访膺福街22号,请舅爷爷出山。</span></h1><h1><br></h1><h1><span style="font-size: 22px;">舅爷爷怕事,没见过大场面。区税务局干部是他一生中见过的最高级别政府官员。跨进房门,领头的先伸出手来称 “老周同志”。舅爷爷乱了阵脚,还是舅奶给客人让座。一番交谈后,舅爷爷听明白了,就是义务替政府收税,都是家门口的事。“干部同志都亲自上门了,面子抹不过去唉。”舅爷爷事后这样跟舅奶解释自己的决定。他知道自己不是诸葛亮,一顾足已,便应承了下来。</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22px;"><br></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22px;">数日后,居委会主任在大会上宣讲完上面的重要精神,作为最后一项议程,宣布舅爷爷是 “积极分子”,请大家配合舅爷爷的工作。到会的前后几条街居民都听得分明。几位热情的街坊向舅爷爷表示祝贺;舅爷爷真诚而隆重地回礼感谢。</span></h1><h1><br></h1><h1><span style="font-size: 22px;">其实,“积极分子” 并非 “居民小组长” 那样的正式职务,理解为居民骨干更加合适。拎得清的,像我们地段的积极分子老朱,称自己 “居委会跑腿的”,我当年分配到菜场工作的报到单就是老朱送来的。老朱旧社会在下关一家小鱼行做住家挑夫,算是老门东里的受剥削者。老门东真还少见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马克思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坚和领导核心。一次老朱受街道指派,给我们待业中学生忆苦。讲挑夫天不亮起床,鱼行老板家的老妈子就已经准备好抵饱的早饭,“没得干的不行唉,两泡尿一撒就饿”。又说某天外出送货弄迟了,东家没有等他就自己先吃完晚饭。“这就算了,留给我的一碗儿菜还尽是小鱼,老妈子告诉我的。” 老朱忿忿不平。故事接近高潮时,老朱站起身一甩膀子说:“我把一碗儿小鱼砸到地下!” 在场的听众都被惊吓到了,见证老朱身上的凛然正气。“要不是东家从里间跑出来说,其实大小都差不多,都差不多。以后还是一起吃饭。我都不能饶了他!” 我们尽情为老朱鼓掌,骂那个东家真怂。“话又说回来”老朱下句语气完全变了:“那个时候嘛,一个月工钱8块大洋,全是真钱嗳!” 此后,老朱就再没给我们忆苦了。一次居委会值夜班,我们几位同学央他再讲。他推辞说上面说他不会讲话,不让讲。</span></h1><h1><br></h1> <h1>舅爷爷身世没啥好讲的,既没有剥削,也没有被剥削。但他把 “积极分子” 看得很重。自觉应该与居民小组长平级。居民小组长张奶奶偶尔生病或家里有事,主任指定舅爷爷代理小组长主持学习讨论,就进一步坐实了舅爷爷的感觉。更何况,舅爷爷前院邻居何爷爷只是偶尔被主任表彰为 “要求进步”,要他多协助舅爷爷的工作。舅爷爷以此类推,“要求进步” 是低他一个级别的职务。</h1><br><h1>六十年代有一段时间,街坊上按上头精神跳粽子舞加早请示晚汇报,都以居民小组为单位。舅爷爷家前进的堂屋宽敞,被定为小组的舞场。张奶奶、舅爷爷和何爷爷三级干部都预先在居委会接受培训。只是诵读的内容印在纸上,张奶奶没文化只能是摆设。得到真谛并可以传帮带的是断文识字的舅爷爷和何爷爷,舅爷爷就自觉有了用武之地。因为张奶奶基本不发挥作用,何爷爷的地位也跟着递进,换了个人似的。一天我正好碰上,听见牙齿漏风咬词含混的一群老头儿老太用外婆一般的老南京话呼喊得尽情尽兴,领诵者何爷爷的声音更是出格儿的响。事后我跟舅爷爷建议, 要事先个别培训朗诵的内容和发音,领诵者更应当发音清晰。否则集体齐颂的时候,一群老南京话听起来就像是 “万臭无香”,要倒霉的嗳!舅爷爷立马止住我:“不要瞎讲!” 他抱怨群众基础差,没得文化,都不知道自己讲的是什么。不光牙齿不好,耳朵也不灵。何爷爷被指定为领诵,也是经过居委会主任批准的,主任也来视察过,没说不好。好在一两年下来,也没见谁倒霉。</h1><br><h1>七十年代初期南京出了 “五湖四海”,传说是一帮苏北下放户,进城打家劫舍,闹得声势很大,我们真没见着。后来又有 “二王事件”,那是上面正式发文的:东北流蹿过来的兄弟杀人犯。居民小组的会就多了起来,还搞联防。说见了情况就要敲,手上有什么敲什么。舅爷爷作为 “积极分子” 配有红袖章,上面印两个黄字 “治保”,挂一个口哨在膺福街上南北方向来回巡视,赢得过路居民一口一声 “周爷爷辛苦”。</h1><br><h1>那一段时间,舅爷爷感觉蛮好,面子好看,心里头就滋润。</h1><br><h1>不过,终有一次让舅爷爷非常非常失望,甚至有点儿恼怒了。那天舅奶让舅爷爷去换一瓶机轮酱油,还特地交待急用。舅爷爷却撂下一句 “我们干部开会”,便兴冲冲地赶往居委会。到早了,舅爷爷选了一个适合积极分子身份的地方落座。稍后张奶奶进门,见舅爷爷,发现新大陆一般大声喊,生怕别人听不见:“周爷爷啊,今天是我们小组长以上干部开会,你回家啵!” 居委会的 “干部会” 定义不很严格,有时指小组长以上干部,其实也没有大组长;有时也包括 “积极分子”。“要求进步” 的肯定不算领导层。</h1><br><h1>舅爷爷一向不认为张奶奶比自己高一级。论才华和贡献,也是舅爷爷小组会上读报读文件,然后再掰开了揉碎了分析给大家听。张奶奶也就是开头三个字 “开会了”。最后重复舅爷爷讲过的其实她自己也没弄懂的两三句话总结。有时还闹出笑话。学习讨论 “要古巴,不要美国佬”,张奶奶硬是生生地把“卡斯特罗” 说成 “筲箕菜箩”,韵律的作用。遭到舅爷爷的严厉指责。虽然后来张奶奶在家人的帮助下纠正了,组里老头儿老太们都一直跟着说 “筲箕菜箩”,成了张奶奶留给别人的话柄。</h1><br><h1>但舅爷爷还是被张奶奶臊得不轻。最后进门的居委会主任证实了张奶奶“小组长以上干部开会”的说法。舅爷爷失落得很,还要表现得有修养,笑脸解释离开会场:“嘿嘿,到底是耳朵不中了。舅母还等我换酱油。”</h1><h1><br></h1><h1>舅爷爷哪有心思回家换酱油,绕道来我们家与外婆倾诉。舅爷爷习惯向三姐倾诉,打小养成的毛病。舅爷爷最著名的倾诉,马道街5号邻居都晓得的,就是有一天他问外婆:“三姐啊,我最近解手不成一条线,分叉作几股,不晓得是不是毛病?”那时邻居关系融洽,说话不避人,黄奶奶的儿媳跟他打趣,“舅爷爷啊,三姨奶那块晓得呢!”众人不怀恶意地坏笑。</h1><h1><br></h1><h1>外婆真不晓得,自己上马桶时也从未留意一股还是几股。外婆首先想到了为周家三姊妹瞧了几十年病的三条营的余Sir。不过余Sir善女科。便安慰舅爷爷:“文梁弟啊,不会是要紧的毛病。真不行找胥Sir瞧瞧?” 胥Sir是中华门第二联合诊所的胥大夫,也是祖传中医。</h1><br><h1>至于不让参加干部会,外婆同样说不出什么道理。舅爷爷把自己的贡献和才华以及对张奶奶的不满复述了一遍,感觉释然了。外婆倒真没有觉得自己的文梁弟受了多大委屈,因为她自己不屑于居民小组的事,倚老卖老经常不去开会。</h1><br><h1>舅爷爷其实真没有野心要与张奶奶争个高低,就是觉得恶心。按舅奶的说法,舅爷爷但凡有一点男人的志气,就不会在芜湖的招商局干不到一个月就被家里接回来。</h1><br><h1>那是抗战尾声,舅爷爷已经有了三个子女。一家五口人在外曾祖父母罩着的大家庭里蹭大锅饭,舅奶觉得寄人篱下,难免遭几位姑老太的冷言冷语,说服公婆给丈夫找个营生。外曾祖父的一个熟人介绍了芜湖招商局的差事,除了不在南京本地,收入不错,轻松文职,机会是难得的。舅爷爷应了,心里一直打鼓,怕。怕工作出错,更怕人生地不熟。当时还没有“外面的世界真精彩”的概念。外曾祖父送他乘火轮由南京逆江而上芜湖。办好入职手续,安排逸当食宿起居,外曾祖父回来了。</h1><br><h1>很快,舅爷爷的家书到了,是写给自己父母的。倒没提工作上的事,只是诉说离家孤独之苦不堪忍受,恳求同意他辞职返乡。外曾祖母受不了了,外婆等三位姑老太火上加油,都怪舅奶不心疼自己的男人。外曾祖父当然了解自己的儿子,二话没说又亲自跑去芜湖把舅爷爷接回南京,前后不到一个月。所以,舅爷爷后来填报履历都写“无业”,丢不起那个人。</h1><br><h1>舅爷爷以“积极分子”的身份给秦淮区税务局当了十多年的义务收税员。本子上记着各家该缴纳的税费和期限。到期之前事先造访一次,提醒主人过几天要交税了,准备好银两。收费当日,爽快地掏出一块八毛的极少。不是今天凑巧没钱,就是当家的不在。舅爷爷苦口婆心地解释交税对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不遭到讽刺或难听话就算有教养的人家。不讲礼貌的,差一个小娃儿出来挡在门口,推推闪闪死活不让进,舅爷爷只好下次再来。分期付款的占大多数。舅爷爷如数记上何年何月何人交何数目还欠多少。发票是要当面开的。出门前还得落实下次何时造访主人方便。如同从别人处借得银两,千恩万谢告辞。</h1><br><h1>每到年根,舅爷爷会得到秦淮区税务局赠送的大号有把儿的白色搪瓷盖杯儿,上面印着“秦淮区税务局奖”字样。舅爷爷总要把新的搪瓷杯儿带来与外婆分享荣誉和喜乐。外婆拿起来在手上掂掂分量,说做工不错,双料货,提出让舅爷爷割爱用来“盛糖”。舅爷爷不允,心里一定认为外婆没文化没境界。外婆逗舅爷爷:“阿是怕舅母不答应啊?”其实真冤死了舅奶。谁不知道,舅奶比舅爷爷大气太多了。每次舅奶给我夹菜,知道我不吃肥肉,总把瘦肉用筷子夹下来丢进我的碗里。舅爷爷不乐意了,小声叽咕一句: 肥瘦嘛都要搭到一起吃唉,剩下的肥肉哪个吃?舅奶不搭理他,把肥肉丢进舅爷爷的饭碗。舅奶自己吃素,也叫吃斋。吃素有各种规矩和时间表,心地善良品德高尚的舅奶总是在家里烧荤菜的时候说今天吃素。</h1><br><h1>七十年代中后期,政府改变房地产税的征收方式。秦淮区税务局和饮虹园街道办事处感念舅爷爷十几年如一日的付出,给了舅爷爷一个类似终生荣誉奖的奖状和一些外婆认为“不能当饭吃”的纪念品。舅爷爷虽然当时为荣誉激动了一阵子,随后的失落感油然而生。舅爷爷不再重要了,至少他自己感觉如此。虽然居委会主任没有正式宣布舅爷爷不再是“积极分子”,很少有任务布置。此后,舅爷爷对居民小组的会议兴趣大减,有时还托辞缺席。</h1><br><h1>老话说付出总有回报。舅爷爷的孙女那年高中毕业,舅爷爷被舅奶逼着,着老脸去居委会找主任求情,给孙女安排一个好一点儿的工作。不要像我似的分到菜场,谁让外婆当年不是“积极分子”。</h1><br><h1>居委会主任如实报上去,街道办事处念舅爷爷十多年的辛苦和不易,把我表妹分配到晨光机械厂。那是当年能够得到的最好Offer。地球人都知道,晨光机械厂,归属兵器工业部。源自1865年李鸿章创办的金陵机械制造局,距今已经有150年的历史。</h1><br><h1>此后,舅爷爷不再认为自己一生碌碌无为。舅奶跟我说,这是你舅爷爷一生干得最有脸面的事。</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