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百年学脉与军医之路（第五章，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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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各分天涯（上篇）

在上一章里，我们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记叙了“军医学校”与“红十字救护总队（兼卫生勤务训练所）”这两支独立的军医教育力量，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八年中的各自远征。

也是在这八年里，还有一个特殊的军医教育系统，也在敌后悄悄生长，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军医力量。

这支军医力量及其教育体系，其生存和发展过程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艰苦卓绝”——她伴随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红军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而出现，随着国内革命的高潮、低谷而波动，最后在全国解放的历史大潮下，完成了与前述两支军医教育系统的融合、延续。

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在党内、军内明确了卫生工作的重要地位，开始逐步建立军队的卫生组织，特别着重提出了培养“红色军医”的思想。

秋收起义部队设在井冈山的茅坪医院旧址（1927年10月~1928年夏）

在中央苏区，红军医疗工作者的来源、成分是非常复杂的。红军最高卫生指挥员——总军医处处长贺诚（开国中将），算是个又红又专的干部。他来自北京大学，学生时代就入了党，参加过北伐、广州起义、以及上海的地下工作。

红军的第一任总军医处处长贺诚（1901~1992）

1955年授衔的另一位军医中将傅连暲，也是在红军时期加入革命队伍的。他的医疗经验相对更加丰富，但也只是出身于福建长汀的私立医馆而已，而且刚开始还只是一个编外人员，1933年才被正式批准参军。

红军其他的中高级医务骨干，要么是战争中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军医、要么是红军征战途中感召加入的，背景五花八门，层次普遍有限。

在残酷的战争年代，红军既需要这些医务人员提供服务，更重视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坚定性——医务人员不仅需要具备扎实过硬的专业能力，还应该对红军指战员怀有阶级感情，全心全意地去治疗病患。

因此，政治可靠与业务过硬，一主一从，始终是建国前二十多年里我军挑选医务人员的用人标准。

红军时代的另一位高级军医傅连璋（1894~1968），原是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院长，战争年代跟着队伍参加了革命。

1931年，苏维埃政府派贺诚搭建红军的卫生和看护训练体系，初期尝试着开办了一些看护班和训练班，但只能传授一些伤病治疗的基础实用技术。慢慢地，也开始涉及到生理解剖基本知识、细菌学、药物学以及与部队多发病、常见病、护理等内容了，在某些部队还办过中医训练班。

1931年11月，贺诚在中央苏区创建了一所“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录取了25名学员——19名正式学员、6名旁听学员。

学校的首要培养目标，是让学员能够应对战伤外科的处理。与此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了“提升综合素质”之类的要求（例如鼓励他们学习外文，吸取先进知识）。

1932年2月的红军军医学校，江西于都

但问题是：当时红军以游击运动战为主，不断占领新地盘，撤离旧地盘。军医学生们跟着部队四处走，学校的教学质量根本无法得到保证。

另一个问题是学员的文化基础太弱，这些十七八岁的娃仔来自根据地的各个乡村，能识字读书的人非常少，以至于“粗略识字者优先”甚至都成了学校招生的基本条件。

学校开课后，6名旁听学员很快就因为文化程度过低，无法跟上，而全部退学了。

这间学校的条件非常艰苦：讲义是自己印的，从敌占区弄来的几本教材，经常是整个班级一起共用学习。战争的某些阶段，连教室都不一定能有，经常是露天学习，席地而坐。后来通过从国统区购置图书、仪器设备，稍稍建起了简易的图书馆、解剖室，动物实验室，标本室等。

1932年8月~1933年8月的红军军医学校，江西兴国，茶岭

红军军医学校创办初期，采用的是8个月至一年的学制，后来改为医科1年、调剂班6个月、护士班3个月。所学的专业知识，主要是以战伤治疗和“四种病”（疟疾、痢疾、疥疾、下腿溃疡）的防治为重点。

在这么短的课时里，学员不仅要接受专业知识技能的培训，还要参加军政训练、建校劳动、助民劳动……校园生活被安排的满满当当。

1933年5月，学校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所辖的附属医院，是位于瑞金的“中央红色医院”——这里是红军总部直属机关伤病员的诊治机构，同时也提供临床教学、学员实习。

长征开始前的红军卫生学校，1933年8月~1934年10月，江西瑞金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的军医教育戛然而止，少数医务人员走完了整个长征，到达陕北。红军卫生学校在延安，被重新起名叫“中国医科大学”。

抗战胜利以后，这个学校去了关外，连续吸纳了东北大学、伪满医科大学的师资力量，最后在沈阳安下了家。

1959年，中央一度酝酿将北京协和医学院改建成新的“中国医科大学”，周恩来总理甚至通过外交渠道给远在美国的刘瑞恒带信，邀请他回来担任校长，月薪500元（仅次于宋庆龄，甚至高于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当然，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红军卫生学校的延续——延安的“中国医科大学”

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我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分别展开抗日作战，对军队卫生工作人员的需求再一次骤然加大，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敌后根据地、各支部队都在加紧开办卫生训练班和学校，遇到还是当年同样的问题——游击战条件下根本无法做到集中、稳定的医学教学。

于是，用在职教育的方式进行“速成式”培养，是当时唯一可用的培养方式。

当时八路军医务机构中流行一句口号，叫做“战斗中不忘学习，学习中不忘战斗”，就是这种在职教育式军医培养的生动写照。

还有一句口号叫“做什么、学什么”——不会缝合？那就跟着老军医去给伤病员做缝合，一边缝一边教，缝个几次就会了。

在这种边干边学的的精神指导下，八路军陆续开设了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晋绥军区卫生学校、山东军区卫生学校、十八集团军卫生学校，外加中国医科大学、以及外国援华医疗队等力量，培养了医药卫生骨干3000余名。此外又通过各种形式的短训班，培养人数上万名。

1938年，120师师长贺龙与美加联合医疗队的白求恩（左一）、布朗（右一）两位援华大夫。

不过我们要重点说说新四军这边，因为新四军以及之后的第三野战军，才是后来与我的大学直接相关的一支脉络。

新四军的军医教育体系与八路军有所不同。由于新四军的转战地域靠近东南富庶地区，尽管在军事实力上要比华北的八路军逊色许多，但在医学资源方面，反倒比八路军“阔绰”不少。

举个例子：新四军早早地就比八路军实现了医学图书馆的配备。在华东一带，新四军就近获得了宋庆龄等民主人士的大量捐赠，手头拥有的中外医学书籍就达数千册。

抗日期间，宋庆龄为国共两军捐助、募集大批医疗物资。

新四军也开办了各种小规模的卫生训练班，还创办了华中卫生学校、华中医学院和新四军军医学校，这些学校的师资力量，则广泛来自于国统区和敌占区。之所以能获得这些人才，需要大大归功于我党军医战线上的一位“超级猎头”——沈其震。

1937年秋，叶挺走马上任新四军首任军长，专门请了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和他同行，并委托他搭建新四军的军医工作。此公名叫沈其震。

沈其震出身江南名门世家，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医学博士，素来就对共产党怀有好感。回国以后，沈在天津行医，还参加过不少共产党的外围工作。

沈其震和叶挺到了汉口之后没多久，林可胜、汤蠡舟等一帮人的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也轰轰烈烈地在汉口成立了。恰好林可胜还是沈其震早年在协和医学院当访问学者时的指导老师。

1937年秋，叶挺（右一）与沈其震（左一）在汉口

与沈其震一番叙旧，林可胜悄悄给沈放了个水——他把救护总队的报名人员名单给了沈一份（这相当于某企业的老总，把自己的员工花名册给了竞争对手公司的人事部……军统说林可胜通共，还真是没冤枉了他）。

沈其震从里面挑了一些人选，其中的上海医学院毕业生吴之理、郑逎光与戎和卿等人，被他成功动员到了新四军工作。

1938年1月，吴之理等人跟着项英、张云逸一行，先期抵达了南昌的新四军军部，成为军部里的第一批医生。随后，他们的同学章央芬（后来与吴之理结为伉俪，曾任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协和医院副院长、上海第二医学院副院长）、毕业于伪满盛京医科专门学校的宫乃泉与崔义田、以及10余名南京中央医院护士和中央高级护士学校的应届毕业生也相继到来。

以他们这批将近20人作为班底，新四军军医处正式成立了。

由沈其震挑选到新四军组建军医处的第一批医务骨干——吴之理（1915~2008），后来担任第二军医大学校长。

沈其震志气大涨，干脆把军部的日常工作交给了这些同事们，自己则在外边，全力以赴为新四军争取人员、药物和器械援助。在他的努力下，陆陆续续地有医生、护士和医校毕业生，从上海、汉口、南昌、长沙等大城市来到新四军。

沈其震的挑人标准挺高，非常注重医务人员的背景出身。他动员过来的医护人员，主要来自于湘雅医学院、南京中央医院、上海仁济医院等知名机构，这也使得新四军的卫生队伍，从一开始就具有较高的学历层次。

沈其震还非常注重发挥这些高素质医护人员的“种子”作用：一方面，他让这些人前往战斗部队直接出力，提升战地救护的水准；另一方面，又让他们主持开办各级医训班、药训班，源源不断地培养后备医务干部和基层卫生人员。

沈其震（1907~1993）是共产党医疗战线上最杰出的一位人才“猎头”，本人出身于东京帝国大学，打造并主持了新四军的卫生体系。抗战胜利后前往东北，组建大连医学院。后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部队规模空前壮大，建立了军、师、旅三级卫生建制。这时，陈毅指示沈其震、吴之理一次次地前往上海，利用他们在医学界的人脉，动员更多的医务人员来新四军工作。与此同时，沿途的地下党全力配合，协助这些医务人员完成“偷渡”。

沈、吴他们几个，从上海沦陷区前前后后动员了数百位知名院校和大医院的医护人员，穿越封锁线渡江北上。这里面，有圣约翰大学的公共卫生专家江上峰（哈佛大学博士，后来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首任院长），也有后来被毛泽东主席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南丁格尔”的李兰丁。

李兰丁（1923~2007），第二军医大学军医，是抗美援朝期间的志愿军医务英模，救治伤员千余，被毛泽东主席誉为“中国的南丁格尔”。她的雕像，树立在我的母校校园里。

李兰丁本来准备在1941年从同德高级助产学校毕业的。在毕业的前夕，女生宿舍里来了两个借宿的女青年，她俩其实是地下党员，是专门前来秘密动员毕业生们参加新四军的。

在她们的鼓动下，全校17名毕业生，有16人打定了主意去投奔共产党。

按原定计划，李兰丁她们在毕业典礼一结束后就开溜，直接北上，连家也不回了。没想到同学中有人走漏了消息，李兰丁的父亲急急忙忙杀到了学校。


李兰丁趁父亲不备，下得楼来，七兜八转，来到一条小弄堂里，见到了接应的人。那人告诉她去外滩的3号码头，一小时后就开船。

下了船后，她们一行人分两批步行，来到一个临时交通站，连夜又转移了一次，最终抵达新四军六师十八旅的驻地。

就是通过这样严密高效的组织和运作，新四军将上海和华中沦陷区的600多名医务人员，在日伪特务的眼皮子底下，大规模运送到各抗日部队。

抗战期间的夏季树荫下，新四军的军医学员们在户外听课。

新四军里面也不乏白求恩、柯棣华式的外籍医务界友人。1940年，吴之理在上海结识了奥地利泌尿外科专家雅各布·罗生特（Jakob Rosenfeld）。

罗生特是犹太人，二战初期被纳粹迫害并驱逐，来到了上海，以开设诊所谋生。1941年3月，罗生特由沈其震亲自陪同，假扮成传教士，偷偷躲在一条船上，穿越敌人封锁线抵达苏北的新四军军部。此后，他为我党服务到1949年底，才回到欧洲。

1941年，陈毅、刘少奇与奥地利外科大夫罗生特，在江苏盐城的新四军军部。

多年以后，新四军的军医们，以及吴之理、崔义田这些人，将在上海江湾与中央军医学校、陆军卫生勤务训练所的人们相遇，用抗战年代的精神，去和他们共同打造新世界里的一所军医大学。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