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瓷之路》

Angela

逆袭之路，艰难而坎坷。但是功夫不怕有心人，只要有人做过成功了，赶超只是时间问题。

这是一部文旅兼备的艺术史类著作。作者从中国开始，深入探访“发明和再造”了瓷器的三座世界性瓷都：

中国景德镇、

德国德累斯顿、

英国普利茅斯。

以贯穿中西的视角，结合旅游札记、回忆录、历史讲述，追溯瓷器从中国传入欧洲发展演变的历程，描画出一部数百年中西文明交流史的旖旎风貌。

重点讲述了中国在瓷器领域长期领先，近代欧洲各国狂热痴迷中国瓷器，各国都希望获得中国独有的瓷器技艺。他们采用的方法有窃取技术、模仿、大量的实验和数据记录，终于突破了技术瓶颈，还实现了工艺升级，从而从单纯的瓷器消费国，变成了生产国、出口国。而中国则在这个传统优势领域逐渐没落。

（这不禁让我联想到当前中国的芯片产业，从单纯的芯片消费大国，变成了生产国、出口国，也将只是时间问题。不思进取，传统优势只会逐渐没落）

德瓦尔既是作家，也是一位世界级陶瓷艺术家。1964 年，他出生于英国，后来在剑桥大学读书，主修英国文学，并在英国与日本学习陶艺。他的瓷器作品曾在许多著名博物馆展出。2010年，他出版回忆录《琥珀眼睛的兔子》，荣获科斯塔传记文学奖、英国国家图书奖、翁达杰文学奖等。在那部作品中，德瓦尔是一位收藏家。而在我们本期要说的这本《白瓷之路》中，他是一个探寻者，在侦探式的抽丝剥茧后，一段浩渺、传奇的白瓷史，就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了。

让我们先从书中的一个故事开始。它发生在18世纪的德国。当时的德国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虽然有个很响亮的名字叫做神圣罗马帝国，但其实只是一种很松散的联邦，由若干个独立的小邦国构成。就有点像我们的东周时代，名义上有个周天子，但其实呢，是诸侯林立，各行其是。

这批小国也是实力有强有弱，其中有个萨克森公国，比较富强。这个国家的君主萨克森大公，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七大帝选侯之一，就是说，在选举帝国皇帝的时候，他有投票权，这就很能说明萨克森的分量了。

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时候，萨克森公国正值鼎盛，当时的大公叫奥古斯特二世，人长得非常孔武有力，外号“强力王”。但他却有个跟这种粗豪形象不太相符的爱好，就是收藏中国瓷器。而且他这已经不能算是爱好了，简直就是深度痴迷，听说哪有精美的中国瓷器，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搞到手。

在1717年，当他听说普鲁士有一批精美的中国青瓷花瓶，他就向普鲁士国王提出，用600名精锐的龙骑兵，来换这批花瓶。

所谓龙骑兵，并不是真的骑着龙，而是骑在马上使用火枪的骑兵。因为火枪开火，就像西方传说中的龙喷火一样，所以叫龙骑兵，直到19世纪拿破仑战争那个时候，龙骑兵都是欧洲战场上非常厉害的一个兵种，是一个国家的战略力量。而为了换取瓷器，这位奥古斯特二世不惜把这样一支精锐的部队，给了普鲁士人。后来在给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战争当中，这600名龙骑兵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顺便交代一下，那位用花瓶换来骑兵的普鲁士国王，叫腓特烈·威廉一世，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腓特烈大帝的父亲。后来正是在腓特烈大帝的时代，普鲁士超越了萨克森，为未来统一德国奠定基础。

而骑兵换花瓶的故事，也成了欧洲历史上的一段笑谈。不过这种对中国瓷器的痴迷，并不是奥古斯特二世一个人的癖好。当时的欧洲，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头百姓，都曾为瓷器而狂热痴迷。这种爱好，被称为“瓷器病”，对此，奥古斯特二世也大方承认，他就是一个重度瓷器病患者。

这个故事其实是展示《白瓷之路》这本书的主旨的完美样本。从中我们能看出，欧洲人对中国的瓷器有多痴迷。而且，故事还有后半段，那就是奥古斯特二世把对瓷器的痴迷转化为了钻研的动力，在他的资助下，欧洲人揭开了瓷器制造的秘密。我们前面提到了世界三大瓷都，其中德国的德累斯顿，就是当年萨克森公国的首府，正是在这里，诞生了第一件欧洲人自己制造的瓷器。

讲到这些，就不免引发我们的思考：曾经那么辉煌的中国瓷器制造与出口，为什么后来就衰落下来了呢？为什么今天世界上最贵最知名的瓷器品牌，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欧洲呢？从这段以白瓷为线索的中国工艺、贸易历史中，我们又能看到些什么？

一个一个来，先看中国为什么能在瓷器领域长期领先于世界。

这就要从中国江西景德镇说起。

瓷器和陶器有着共同的起源，都是用特殊的土，塑造成型之后，用高温烧制而成的。但瓷器的特点是，材质用的是瓷土，外部有一层玻璃质的釉层。陶器制作，很多古文明都会，而瓷器，是中国的独门绝技。

因为首先，是中国人最早发现了瓷土，这是一种黏土类矿物质，因为这种土最早在景德镇高岭村被发现并且应用，所以一般称为“高岭土”。

另外就是，烧制瓷器的技术要求很高。举一个例子，烧陶器，1000-1200摄氏度的温度就可以了。而烧制瓷器，需要140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这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是一个很高的门槛。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传统手工艺，并不强调精确、具体的参数，而更多依靠从业者长期实践中掌握的经验。这就使得这种技术的要领很难用书面表述，更不容易传播和模仿。

（凡是需要悟性才能参透的事情都有这个特点，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可能是故作神秘，也可能自己也是一知半解，每次都凭运气。结果就是不便于传承和传播，客观上起到了技术壁垒的作用😜）

技术的传承更依赖于有经验的老工匠的言传身教，和个人在实践中的领悟。这也使得制作瓷器的手艺非常难被外人学到。

可以说，是原料、技术、理念，这三个方面的原因，让中国的瓷器工艺水平，一直独步天下。

说到这儿，我们插入一个相关的话题，那就是，中国古代这种过于发达、领先的瓷器制作工艺，其实也埋下了一个负面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手工业领域，一直存在一个短板，就是玻璃。早在公元前后，欧洲和中亚的一些文明，就已经能够制造很精美的玻璃器皿和工艺品了，而中国的玻璃工艺，虽然起步也很早，但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这放在古代不是问题，因为无论是作为器物的实用性，还是作为工艺品的艺术性。我们的瓷器比他们的玻璃制品，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不需要玻璃，这个短板被发达的瓷器工艺掩盖了。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后续用途开发这方面，瓷器的不足就逐渐体现出来了。近代科学兴起以来，很多科学仪器上要用到玻璃，比如望远镜、显微镜，还有其他的光学器材，而瓷器在这方面，就发挥不了作用了。所以说，因为瓷器水平的发达，中国古代一直没有重视玻璃，而长期缺乏玻璃器材，也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

（凡事皆有利弊，成功固然让人欣喜，但也会产生存量思维，容易飘飘然，固步自封，不思进取。从而错过下一个风口）

对于中国的瓷器，欧洲人有多痴迷呢？这是第二个问题。

直到近代之前，在欧洲人眼里，中国的白瓷都是一种神器，价格堪比黄金。

欧洲人最早是什么时候接触到中国瓷器的呢？中国的瓷器出口从晚唐就开始了（大约是8世纪），但是限于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还是只能销售到周边国家。直到13世纪，也就是中国的宋元时期，瓷器才出现在欧洲。今天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还收藏着一件13世纪的小瓷罐，是欧洲现存的最古老的中国瓷器之一。据说这是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来的。当然这个说法有点可疑，因为马可·波罗究竟有没有来过中国，这件事本身都很有争议，所以这个瓷罐的确切来历还不好说。不过通过它可以确定，最晚到13世纪，欧洲已经出现了瓷器。

那欧洲人最早见到中国瓷器，特别是白瓷的时候，他们的感触是什么呢？

在本书的扉页上，作者引用了一句话：“这白色之物，是何方神圣？”这句话出自美国文学名著《白鲸》。这是美国19世纪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在1851年发表的一部海洋题材的长篇小说。描写了亚哈船长为了追逐并杀死白色的抹香鲸莫比·迪克，最终与白鲸同归于尽的故事，营造了一种让人置身海上航行，随时遭遇各种危险甚至是死亡的氛围。

在这个故事里，巨大的白鲸象征着大自然的神秘与不可征服。而作者认为，当中世纪的欧洲人第一次见到来自东方的白瓷的时候，他们那种惊诧、赞叹与敬畏，就跟《白鲸》里的船员们第一次目睹白鲸时的感触是一样的。白瓷的材质、形状、颜色，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简直不是凡间的东西。

于是，在从13世纪到18世纪的大约500年里，瓷器一直是欧洲最名贵的奢侈品。一条连接中国与西方的“瓷路”，就从这时起逐渐形成了。关于中国瓷器的种种神奇传说，也在欧洲流传。这其中最让人神往的，是当时中国南京大报恩寺的琉璃宝塔。

这座塔，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被毁掉了，所以可能今天在中国的知名度不高。但是在16-19世纪里，它可以算是欧洲人眼中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地标建筑了。大报恩寺宝塔，是明朝永乐皇帝朱棣下旨修建的，但是直到他的孙子宣德皇帝在位期间才建成。这座塔有九层，根据现存的记载推算，高达78米，比著名的比萨斜塔还要高出将近三分之一，对古代人来说绝对算是摩天大厦了。更了不起的是，这座塔外面贴满了瓷砖，通体洁白，轮廓线布满彩色琉璃，美轮美奂。明清两代，来中国的欧洲人看见这座塔，叹为观止，以为整座塔都是用白瓷烧制的，于是就把它称为瓷塔。当这个消息传回欧洲，欧洲人听说在中国有一座塔，建筑材料用的竟是在他们看来像黄金一样珍贵的白瓷，这种震撼和艳羡是可想而知的。

中国白瓷塔的传说在欧洲流传了几代，时间来到了17世纪，这时候欧洲最强大的君主，是号称“太阳王”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他是一位非常雄才大略的国王，但同时也非常喜好奢华，爱虚荣，不能容忍世界上有他没有的宝贝。于是他也根据中国瓷塔的传说，造了一座“特里亚农瓷宫”，送给他的情妇蒙特斯潘夫人。不过他这个瓷宫名不副实，只装了一个玻璃屋顶，宫内陈列了一些从荷兰进口的彩瓷。这是荷兰人对中国和日本瓷器的仿制品，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瓷器，更远没有白瓷名贵。所以说，路易十四搞的这就是一个低配版的山寨品。在路易十四去世后不久，特里亚农瓷宫就改造成洛可可风格了，瓷宫的瓷字也去掉了。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在17世纪，即便是像路易十四这样的富甲欧洲的君主，虽然痴迷中国的白瓷，也没有能力实现白瓷的本土化生产。

可以说，对13到18世纪的欧洲人来说，中国瓷器简直是无价之宝。瓷器的风靡，自然也就带动了欧洲的商人、工匠还有学者，他们都试图揭开瓷器制作的秘密。然而白瓷制造，是中国的不传之秘，西方人破解瓷器的烧制配方，花了足足四个世纪。那他们是怎么做的，又是怎么成功的？

当时法国、英国，以及德意志的一些邦国，像我们前面说到过的萨克森，很多欧洲国家，都在积极地研究白瓷工艺。其中最关键的国家有三个，法国、萨克森，还有英国。法国人最早从中国探寻到了一些瓷器制作的蛛丝马迹，但最终攻克技术难关的是萨克森人，而英国人则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了技术升级。关于他们各自采取的方法，让我们逐一来探究一下。

法国人的办法，主要是技术窃取和外交努力。

这个过程中有个关键人物，那就是法国的耶稣教会传教士殷弘绪。这是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他的传教生涯历经康熙、雍正两朝，从地上到地下，前后历经四十多年，死后也葬在北京。1699年，殷弘绪经过漫长的旅程，走过了大半个地球之后，抵达广州，这一年是中国的康熙三十八年。来到中国后，殷弘绪没有到北京之类的大城市去传教，而是去了景德镇所在的江西饶州，在饶州呆了7年。这期间他结交了江西巡抚郎廷极，因为这层关系，殷弘绪得以自由进出景德镇的大小作坊，逐渐掌握了窑场制造瓷器的工序和技术。1721年和1722年，他两次将瓷器制作细节和购买的样本寄回欧洲。另外殷弘绪还设想通过外交努力，让康熙皇帝和路易十四这两位他心目中的伟大君王建立友谊，从而分享技术，不过他这个想法也收效甚微。

虽然本书中重点强调了殷弘绪流利的汉语能力、和当地人的亲近以及对窑场工人悲惨命运的关切，但以今天的标准而言，殷弘绪无疑是个工业间谍。不过，他并没有彻底弄懂瓷器制作中的一些关键细节。

德国人的做法，体现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民族性格，他们埋头做实验。那位用骑兵换花瓶的萨克森帝选侯奥古斯特二世，是瓷器研发的最主要推动者。他在德累斯顿建立了一座实验室，启用了一位名叫契恩豪斯的年轻数学家，来负责此事。

这位数学家研究了十多年，一无所获。而到了1701年，他的研究迎来了转折：这一年，出现了一个自称会炼金术的乡下男孩波特格。

炼金术是欧洲一种古老的迷信，认为有一种神秘的方法，能把不值钱的金属炼制成黄金，直到18世纪仍然有很多人相信，甚至大科学家牛顿晚年还研究过炼金术。所以这个男孩一出现，德意志的各路诸侯都急忙抢夺，最终奥古斯特二世得到了他，并且派给契恩豪斯做助手。

经过长期关押和实验室恶劣环境的折磨，这个男孩精神失常了，开始胡言乱语，说什么和什么配在一起能得到金子。虽然这些所谓秘方不可能真的有效，但是这些完全突破逻辑和常理的说法，反倒启发了契恩豪斯。他开始摆脱常规，尝试那些之前被认为不可能的方法，一个个做排除性试验。到1706年，在契恩豪斯做白瓷的第18个年头，他试烧了一个简单的器皿，由红极黏土和石英做配方，结果，烧制时没有断裂，投入水桶里也没有开裂。就这样，他终于第一次烧制瓷器成功。又经过一年多的改良，1708年1月15日，契恩豪斯终于烧制出了第一个白瓷。

为了这一天，契恩豪斯花了20年，而波特格被关了8年。4月，奥古斯特二世下令建立瓷厂，这是西方第一座瓷厂。就在这年10月，契恩豪斯去世。波特格虽然没有炼出黄金，但他帮助契恩豪斯做出了像黄金一样珍贵的白瓷，所以这种瓷也被叫作“波特格瓷”。300多年后，德累斯顿竖起了波特格的雕像。

英国的白瓷制作，起步稍晚。

1726年，英国普利茅斯，一个叫威廉·库克沃西的青年药剂师学徒，无意间读到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其中就收录了当年殷弘绪从景德镇发回欧洲的关于白瓷制造的书信。库克沃西的个人命运和英国的瓷器史在这一天改变了。

殷弘绪在书信中提到，高岭土和白墩子是最重要的两种原料，用中国工匠的话说，“瓷石犹如骨，高岭土犹如肌肉”。这里的瓷石，就是白墩子。

根据这个信息，库克沃西开始满世界寻找这两种材料。他不断打碎珍贵的白瓷盘子，来分解研究它的成分。他又到处转山，这里挖两下，那里挖两下。终于在英国康沃尔的一片花岗岩地区，他找到了类似白墩子的材质。然后，就是进行各种原料组合。这时候，他已经五十岁了。又经过十几年的试验与钻研，1768年，库克沃西烧制成功了他的第一件白瓷酒杯。尽管非常粗糙简陋，但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件本土出产的瓷器。随后，库克沃西开办了自己的瓷厂。

由此，英国的普利茅斯，也成了可以比肩景德镇和德累斯顿的第三个世界瓷都。

景德镇代表着瓷器的起源；

德累斯顿，是欧洲人解开瓷器之谜的地方；

普利茅斯，则标志着英国瓷器制造业的崛起。

这三座城市，每一个都跟瓷器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节点性事件密切相关，堪称是瓷器圣地。

掌握了白瓷的秘密以后，在德国和英国，技术都迅速转化成了市场化的生产。

萨克森虽然一度独享瓷器工艺的秘密，不过新开的瓷厂总是不惜高薪去挖萨克森瓷厂的人才。奥古斯特二世也抵挡不了市场的力量。于是，萨克森研究出的白瓷秘密，很快就不再是秘密。而随着技术的解密，各个地方的匠人们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德国的瓷器工艺进展迅速。市场打破了德国造瓷器的秘密，给了最充足的资源配置。

在英国，库克沃西也有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名叫韦奇伍德。他从库克沃西那里听说，美洲的印第安人领地上可能有优质的瓷土，便立刻派人收购几吨新瓷土，可能的话就把整座山买下来。他派去的人九死一生，终于从切罗基族印第安人手中，搞到5吨瓷土，带回了英国。

后来韦奇伍德，也开办了自己的瓷厂，并且以自己的名字作为品牌。韦奇伍德出品的瓷器在英国、俄国王室都大受欢迎，被誉为“王后御用陶瓷”。1812年，又首次推出骨瓷餐具，色泽纯白，晶莹透明，风靡世界。“韦奇伍德”也成了精致瓷器的代名词。

在库克沃西、韦奇伍德这些有恒心、有魄力的瓷器商人不断的彼此竞争中，英国瓷器的质量和产量，都很快就被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前面说过，库克沃西烧制出英国史上第一只白瓷杯，是在1768年。仅仅过了42年，1810年，英国已经成为瓷器出口国。在18世纪末，英国人又发明了在瓷土中加入动物骨灰的骨瓷，色泽和质地都超过了传统的中国白瓷。其中，前面说过的韦奇伍德品牌的骨瓷，直到今天还是瓷器界的顶级品牌。

就在欧洲人模仿、超越我们的时候，作为瓷器原产地的中国，又是什么局面呢？

18世纪，中国正处在清代的鼎盛时期，皇权强盛，最出色的瓷器技术人才只能为皇宫服务。作者在书中引用了一份雍正五年的瓷器督造官的奏疏，上面说：已督造了十五万零两千件瓷器，官窑出现了亏空，督造官员们不得不自己搭钱来维持。这年冬天景德镇阴冷多雨，为防瓷胎晾不干，官员们自己出钱建立了工棚等等。

雍正皇帝的批示，只有一行不带感情的字：“览，朕知道了，再议。”跟欧洲热火朝天的氛围相比，中国的瓷器行业呈现的，就是这么一幅冷冰冰的面貌。

接下来的19世纪，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遭逢种种不幸，瓷器行业也日渐萧条。这种萧条，在瓷器出口数据上体现得更直观：17世纪60年代，景德镇每年的外销瓷，价值达到360.5万到450.5万两白银，到1818年，这个数字下降到125.4万两白银，折损了50%以上。

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更是每况愈下。而且除了国际市场份额被英国的新兴的瓷器出口国挤占之外，一些曾经引以为傲的技术也失传了。

作者引用了景德镇官窑给清廷的最后一次答复。当时是1911年，清王朝已经接近终点，风雨飘摇的清廷还在要求景德镇制作100只七尺红釉瓷盘。景德镇回复：我们已不再具备这种工艺，只能送上100只其他瓷盘。

而在1955年，中国甚至需要从当时的东德请来技术工人，到景德镇来传授现代的制瓷工艺。

这个中国瓷器业的衰落过程，也让我们看到，再先进的工艺科技如果被垄断，只服务于社会顶层，就会逐渐失去活力，逐渐落伍。中国白瓷技术领先欧洲将近一千年。

其中，最优秀的官窑人才只能服务于帝王家，工匠永远只是工匠，很难变成商人获取知识产权的利益。

商人很难成为社会认可的科技专家，无法进入翰林院或英国式的皇家学会，获得新的智力援助和更高的社会荣誉。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工匠只能靠自己的天赋和上辈传承的经验守住技术，难以创新。

这段历史能带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对竞争与创新这二者关系的认识。

英国白瓷技术的创新，源于竞争环境迫使商人们必须引进更高质量的瓷土，研发更先进的工艺。

今天我们鼓励创新，一个重要的观察点是鼓励竞争还是限制竞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白瓷的案例里，私人部门是塑造市场格局的最大力量。英国在短短42年内，从做出第一只粗糙的瓷杯，到成为瓷器出口国，这个过程，靠的不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规划，而是库克沃西、韦奇伍德等人的私人研发部门的努力。

德国瓷器技术的突破，虽然源于奥古斯特二世的“瓷器病”，但最终也是市场的作用，实现了技术和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书名里的“路”，既是空间概念，代表作者在三大瓷都的游历，也可以理解为时间概念，指代瓷器发展的历史。

精美的中国白瓷，一度被欧洲人视为圣杯，同时也激发了法国、德国和英国人的雄心。他们备尝艰苦，最终掌握了白瓷的秘密。“圣杯”落到凡尘，中国白瓷很快在市场上就被欧洲制造替代。

这个模式我们很熟悉：先是引进、模仿外国工艺，然后专研、改良、量产，直到在市场上取而代之。

200多年前欧洲人发现白瓷工艺秘密的故事，是一个欧洲摆脱对中国工艺依赖的故事。这就不免让人想到，今天中国制造业也面临着跟当年欧洲类似的境况，只是二者的角色互换了。所以，这不仅是个充满戏剧化的故事，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鲜活的商业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