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妈

杜建峰

　　辛丑年腊月廿三，小年，天并不特别的冷，值完一天夜班的我，正看着朋友圈大家互道小年快乐，体味着越来越浓厚的年的氛围。今年依然不能回家，不能聚餐，不能放炮，不能庙会，但总是个年，传承了上千年的最隆重的节，心里还是欢喜的。

可惜喜不过午。姑妈走了。毫无征兆地、那么突然地，就走了。仿佛我前些日子电话里虚与委蛇应承下的过年回家就去看她的话音，才刚刚落下不久。一年又一年，一而再、再而三，已是第三个年头了，还看不到头，而我再也没有机会去圆上那个苍白的谎言。

远在广东中山的小弟第一个用电话传来冰冷噩耗，还没等兄弟俩合伙决定瞒一瞒父母，那边母亲已经迫不及待地打电话过来重申，然后是老家的堂兄、表姐，电话陆续进来，一次又一次地向我确认这个冰冷的信息，姑妈走了，没有等到壬寅年的春节。

我第一时间反应不是买票，而是赶紧往老家村里打听返乡疫情防控政策，这是后疫情时代行为模式的习惯改变。可惜辗转回来的消息却无情打破了最后一丝侥幸，回去可以，集中隔离7天，因为小区里有几栋楼已经开始普查核酸。虽然网上这两天还在盛传，浙江永远可以值得信赖，但总也要考虑风险底线，理解。晚些时候，小弟也带来同样沮丧的消息，因为广东中山今天又爆出一例核酸阳性。

2020年初的那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已经深刻影响了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并还将继续这种影响，不知何时是尽头，唯一可庆幸的是，父母早已安置在身边，年总还是有一点点味道的。

姑妈已经走了，这是个再三确认的、无可辩驳的冰冷事实，活着的人，只能面对和接受，然后继续生活，让时间来冲淡这样的悲伤。然而郁结的心情总是在那里，总想说一点什么，记一点什么，生怕日子再久，便再也记不清晰、漠然淡忘了。

姑妈其实是小姑妈，父亲的二姐，嫁得也并不远，都是穷人家。只不过儿时记忆里，虽然大家都穷，我家是尤其的穷，差不多就是村里独占鳌头的那种。用父亲的话说，二十多岁的大龄青年，还过着身无分文、寄人篱下的悲惨生活。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娶妻生子，地里刨食，真是一个穷得叮当响。

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所以，我有记忆开始，家里就很少有亲戚，我们也很少走亲戚，姑妈家是一个特别的例外。这种例外除了血缘上的关系，还有穷苦大众天然的阶级感情，穷姐贫弟之间的无私关爱。父亲跟着他的姐夫，一起下窑制砖，一起躲房间里抽烟，一起在厂里做工，一起走村串户给人家烧酒席，姑妈托她的丈夫，就像一棵大树一样，照拂这她那命运多舛的幼弟。

打上小学起，我的暑假大概是常驻姑妈家的，那老宅子门口的大水洼，是我童年流连忘返的最美乐园，离开了母亲桑条棒的威胁，姑妈总是乐于放纵我的，可以尽情地和小伙伴们戏水摸蚌抓鱼虾，也顺便逃脱了割草喂羊、烧火做饭的劳役，真正的乐此不彼。

后来表兄要结婚，新修了二层小楼，搬了新的宅基地，便又有了新的乐趣。新房子往东大概一里地，联丰村的村所驻地，有一个小小的商店。姑父姑妈都爱喝一点小酒，买酒的任务是我最乐得承担的差事。拎着空酒瓶子，拿着姑妈给的酒钱，走过让人胆战心惊的宽不足半米的窄桥，便到了琳琅满目的小商店，打完酒，富余的两分三分钱便是我的劳务，可以买几颗老姜糖揣在怀里，就是最最幸福的收获。

再后来，远离了家乡，回家的频率越来越稀疏，但是春节回家总要去隆重的拜一回年，不为别的，只为能够再亲近一下我的姑父姑妈，兄弟姐妹们再热热闹闹地团圆一回。就算不是春节，只要是回了家，必然还是要去寻一寻遗落在姑妈家里的那一丝温情，那一点点童年少年的记忆。

爷爷一脉大概有遗传的肺疾，当然也有可能是祖传的吸烟习惯导致的，我的大伯，二伯，我的小姑妈，我的父亲都是肺不大好，唯一家境略好的大姑妈是个例外。所以近年来，我和小弟、表兄表姐之间的话题便慢慢地集中到父亲、姑妈的肺疾上来，相同慢阻肺的病症，诠释了姐弟俩的同病相怜，然而父亲慢慢地好一点了，未曾想我的姑妈，却已悄悄地走了，那么的突然，那么的决绝，不给人一点点念想的时间，不给人一点点兑现承诺的机会。

北京的疫情还在零星闪现，广东中山也出了新的病例，这烦人的新冠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谁也预想不到。就如人过中年，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更先到来。

斯人已逝，亲者节哀；疫情当下，多多保重；未能亲挽，文以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