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百年学脉与军医之路（第四章，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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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关山万重（下篇）

话说林可胜带着一群协和人、在美国热闹风光的时候，国内正面战场的局面仍在进一步恶化。

屠开元与这些风光体面的海外社交无缘。这时，武汉会战已经打响，屠开元接到的，是一个比台儿庄更艰巨凶险的任务——他将率领三个救护中队、一个运输小队，负责武汉东南方向阳新-武昌一线的战地救护。

屠开元还曾率队，在被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的石牌要塞战场上，昼夜忙碌不停。

这一战，后来被载入军事教科书中，指挥官胡琏也一战成名。

屠开元（左）戴着德式钢盔，率领救护队在抗日战场上。

这场战役前，胡琏留给妻子一封悲壮感人的遗书：“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死得其所，正宜欢乐。”

理性的骨科男屠开元博士，没有时间写这些浪漫深沉的文字。同是在大战中，他在发给后方的电文里直截了当地说：“血浆和绷带、石膏不够了，请运送一批过来。”

武汉东南面这一线，正是日军的主攻方向。敌人的攻势火力十分猛烈，中国官兵伤亡也极为惨重。屠开元带领救护队员，死守湖北阳新的半壁山战场，承受了整整六个昼夜的日军轰炸、甚至毒气袭击。

半个多世纪以后，一代宗师屠开元教授在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的病房里，依旧带着近乎挑剔的要求，来检查年轻医生们打的一个个石膏，从绷带交叠的幅度、到浸水的时间先后……完全没有任何妥协敷衍的余地。

屠开元教授一生珍视的石膏固定艺术，严谨地要求后来的一代代学生，一如他在抗战年代阵地上的坚守。

1959年，小平同志因腿部骨折，未能参加惊心动魄的庐山会议。屠开元教授担任他的医疗小组组长，用石膏等非手术疗法获得痊愈。

这是1979年，小平同志拄着屠开元赠送的拐杖，登上1841米的黄山。

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到了1938年6月，武汉眼看也保不住了。救护总队决定迁往湖南长沙。

5月，林可胜受国民政府委托，在长沙成立了“陆军卫生勤务训练所”，负责培训卫生署、红十字救护总队的基层人员。这个“训练所”的各科负责人及主要干部，都由救护总队的相应负责人担任，可谓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陆军卫生勤务训练所属于军队编制，于是到1940年10月，林可胜上书蒋介石，正式要求将救护总队施行军管。红十字救护总队的主要干部，也穿上了军装，成为抗战期间一支正式的军医教育机构，与远在桂林的中央军医学校遥相呼应，共同报国。

穿上了军装，佩戴少将军衔的林可胜。

由于战局不利，红十字救护总队在长沙只待了半年，就被迫迁至湖南祁阳，1939年2月又迁到了贵阳图云关，在这里，一直待到抗战胜利。　

图云关位于贵阳城东的黔桂公路上，始建于13世纪的南宋时期，是贵阳进出湖南和广西的咽喉要塞，地势险要，素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古代十里长亭、迎送亲友的地方。

到了抗战时期，图云关已经变成了一个国营林场，树木密密匝匝地分布在公路两旁及附近的山谷地带。救护总队到达图云关后，白手起家，把办公室、仓库、车库、修理厂、宿舍，食堂和礼堂等房屋一砖一瓦地建了起来。　　

油画中的贵州图云关，以及救护总队

此时救护总队的工作人员已经达到1000多人，加上家属可达近2000人。从总队长林可胜到普通队员，都住在稻草为顶、竹蔑作墙的简陋宿舍里，星罗棋布地散落在山坡之间。贵州“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住在这样的破屋子里，冷天冻得刺骨，热天闷得难受。

救护总队的荣独山、张先林、屠开元、周寿恺（内科指导员，后面的故事会提到他）、柳安昌（生理学泰斗，1949年后去台）都是留洋博士、顶级专家，过着这样的日子，毫无怨言。

这是当时救护总队的外科三剑客、三位主要负责人：汪凯熙（左）、张先林（中）、屠开元（右）。

汪凯熙这个人后来湮没无闻，但在当时的中国可是个新闻人物——他的未婚妻林如斯，是林语堂的大女儿、当时的一代名媛。两人本来已经订婚，结果林大小姐突然与人私奔，一时轰动海内。

前线的救护总队医护人员生活更为艰苦。1941年湖南战场上的救护队员，只能用红薯充饥，到了1942年4月连吃饱都成问题了。1942年10月，西北的救护队员甚至已是衣衫褴褛。其中不乏许多从敌占区前来效力的名医，原本都是过着舒适的生活，拿着高薪。

　　
林可胜到达图云关以后，左只手救护总队搞战地救治，右只手卫生勤务训练所搞医学教育。训练所一开始只是针对军队医务工作者开展进修、在职培训工作而办的，后来林可胜看到西南一带散落的大批流亡学生，就开办了三年、四年学制的学历教育，招收这些学生入学，为前线多培养一些军医有生力量。

于是到了抗战后期，这个训练所其实已经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医学院了，有基础教育、有临床实习，各科专家俱全，师资力量雄厚。只不过，这里开展全是“英美系”教育。

林可胜还利用自己的海外人脉，在昆明推动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血库。

这是杜聿明在义务献血，为他验血型的，正是林语堂的大女儿、外科队员汪凯熙的未婚妻林如斯。

红十字救护总队在图云关的三年半时间里，组织三千多名医护人员，奔赴全国各个正面战场，开展手术12万台，收治伤病员214万人次，实施预防接种463万人次。

几千名军医和数百名环境卫生员、检验员、X线技术员、卫生员在这里被培养出来。救护总队的骨干队员，大部分也都成为日后海峡两岸的名家泰斗。

救护总队的检验科骨干——林飞卿在工作中，后来她成为中国现代微生物和细菌学的重要奠基者。

救护总队的外科骨干——张涤生在出诊路上，后来他成为中国整形和颌面外科的重要奠基人。

救护总队的内科大佬——周寿恺，我国杰出的内分泌学家，后来的中山医科大学的主要创办者。

林可胜在图云关只待了两年不到，就辞职了。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林可胜与刘瑞恒很像，都是西方文化和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对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官场上的那些东西近乎无知。林可胜完全是用英语表达和思考的，和普通中国人沟通都成问题，更不用说与那些国民党官僚打交道了。

抗战期间，林可胜凭借着自己在西方世界的赫赫声名，多次赴美进行募捐，为中国战场募得了总计6600万美元的款项、以及数不胜数的美国援华药品、物资。要知道，当时整个重庆国民政府全年的预算也才不过十几亿美元而已。

林语堂带着自己的小女儿林相如，在纽约街头为中国抗战募集医药物资。他的大女儿林如斯、二女儿林太乙，都报名参加了红十字救护总队。林太乙还担任了林可胜的秘书。

这些巨款和药品、物资自然被各路人马觊觎上了。林可胜不擅社交、更厌恶官场潜规则，自己两袖清风，从不碰这些钱和物资，就是简简单单地把这些资源分配给他认为需要的战区和战场。

于是麻烦就来了。

早在1937年底，周恩来请求救护总队协助八路军开展医疗卫生工作，林可胜当即派出了第7、第23、第39三支医疗队开赴西北，长期驻扎。第23医疗队在陕北工作的800天里，完成各类手术3000多台，无一死亡。后来当这个队奉命调往第五战区时，周恩来、朱德等人亲自为他们送行。

林可胜利用他在英美世界的广泛人脉，取得美国对华医药援助高达6600万美元之巨，一视同仁地分配给国共各方。

1938年初，林可胜又派了两个医疗队、一个医护队和一个X光队到延安，为八路军开展战地救护。

1938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在红十字救护总队里成立了党支部，林可胜心知肚明，但对他们的工作丝毫不加干预。

1939年冬，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袁超俊（这个人后来为我党掌管巨无霸级的医药企业——华润集团）与林可胜取得联系。在史沫特莱的协助下，林可胜同意向八路军捐赠药品和医疗器械。

这时，正好英国牛津大学的“英国援华团”携带了10吨医药器械和药品到了贵阳，林可胜当即决定，将这批物资转送给八路军。

袁超俊（1912~1999）在抗战期间，是周恩来手下的一个弄钱、管物资的好手，从林可胜手中获得大批紧缺的医药物资。

为了躲过国民党的检查站，袁超俊找到林可胜，请求他派红十字救护总队的车，帮忙把这些东西送到延安。

林可胜当时已是国民党的将级军官，深知这么做可能带来后果，但还是站在医学的立场上，超越党派思维，派车把这些药品、器械送到了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

从贵州图云关进出的救护车辆

至于新四军方面，林可胜则更是大开方便之门。在抗战之初，救护总队就一次性给了新四军两大车皮的药材。1939年还一口气给了200万颗奎宁片、以及供数百张床位治疗所需的器材。

救护总队还告诉新四军，如有特殊需要，可以派人直接到仓库来取。

林可胜认为，国共两党，都是抗日队伍，理应在医疗资源的分配上一视同仁。这就招来了重庆政府的强烈不满。

抗战期间，林可胜与自己的昔日协和兄长——刘瑞恒。

这两人都是书生意气，有心报国，但政治韬略薄弱，无力应对政坛错综复杂的人事倾轧。

1940年9月7日，林可胜被蒋介石召到重庆，面谈了一个多小时，宋美龄做翻译。

蒋介石问：“你为什么派队及送药给八路军及新四军？”林可胜答：“红十字会是国际组织。”

蒋厉声说：“这是在中国！ ”

另一件事也给林可胜戴上了“通共”的罪名。红十字救护总队在图云关时期，有20多位白求恩、柯棣华式的外国友人，从欧洲远渡重洋来华参战，他们来自保加利亚、波兰、奥地利、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德国、英国、苏联等国，都是具有较高理论造诣和实践经验的临床医生。

其中大多数人曾参加过国际纵队，在西班牙前线工作过，因此在当时的图云关，人们称他们为“西班牙大夫”。

在图云关期间，有不少来华的各国医生在救护总队无私服务，里面的成分比较复杂，既有不少共产党背景的前国际纵队成员，也不乏英美等国的志愿者。

这些国际志愿者主动要求去最艰苦的地方工作，并不要任何特殊待遇，为中国的抗战医护、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个别专家还献出了生命。为此，林可胜对他们一直礼遇有加。

除了海外来华助战的医务人员外，救护总队里还有一些英国军方的医生，他们是在香港沦陷的时候，经国民政府营救、辗转西南返回欧洲的英军驻港医务人员，其中有多人自愿留下来，帮助中国的救护事业。

然而军统不这么看。当时军统对所有来华的外国人，都拍照存档，很快就发现不少专家的共产党背景。于是他们拿着厚厚的“证据”，向军委会指控林可胜与共产党勾结。

据周美玉教授在战后回忆，最后是戴笠亲自找林可胜谈话，表示支持他，戴笠说林不是共产党，是真爱国，他个人愿意帮助林可胜。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府内部对林可胜的“通共”指责达到了高潮。林可胜对这些倾轧感到身心疲惫，终于在1942年1月辞去红十字救护队的职务，去了中国远征军，为滇缅抗日健儿服务。

这是1943年，林可胜离开贵州图云关后，在滇缅远征军中指导卫生救护工作的照片，他在中国远征军里留下了很高的威望。

林可胜的辞职，甚至在美国朝野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专门通过陈布雷致电蒋介石，反馈了美国各界对此事的惋惜与不解。蒋碍于林可胜的西方世界人脉，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表示出了极大的重视，几番慰留，数次回电。

但总的来说，林可胜得罪人太多。不光是政府，就连红十字会那头也对林大泼脏水，主要原因是：林可胜当初提出将红十字救护总队实施军管。

与此同时，红十字会上层已经在重庆迅速腐化，对救护总队的权力、及其拥有的大批物资心怀觊觎。林可胜拙于社交，与中国红会的几位创始人如王正廷、杜月笙等，也都没能处好关系。

这是抗战胜利的时刻，红十字救护总队在图云关的一张大合影。此时林可胜虽已不在其中，但红十字救护总队在中国现代军医史、以及民族救亡史上的功绩，已经永远定格。

今天的图云关，红十字救护总队的雕塑与纪念碑，永远铭记。

抗战胜利时，国民政府为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员颁发胜利勋章，唯独没有发给林可胜。

抗战八年，医学界的“英美系”与“德日系”终于放下昔日的争斗，携起手来，为中华民族的存亡而战。两支军医力量，各自万水千山，最终等来了1945年的胜利。

他们将在上海江湾相逢，为中国20世纪前半段的军医历史画上一个分页符。

敬请期待下一章：各分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