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拥有的财富

王伯伟

<p class="ql-block">  每年的1月23日,对一批如今已经七十多岁的上海老人而言,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年年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从来都不会忘记,那是因为就在1969年的1月23日这天,他们与上千名静安区的靑年学生一起,被一辆专列火车,送到了安徽固鎭,一座位于淮北平原上的小镇,随后又分别送往不同的乡村,开始他们前后为期十年的插队落户生活,当时的他们都只有十七、八岁。这其中就有我,以及后来成为我太太的W,当时我们只是初中毕业。</p><p class="ql-block"> 昨天是这个日子的第53周年纪念。微信群里大家议论纷纷,温和而安然,长者的风范,跟落日的颜色一样灿烂。</p><p class="ql-block"> 下放到同一公社的Z女士,真是个有心人!她居然保留了53年前,乘坐那个专列的火车票,还有当年办理户口迁出的插队通知,以及凭此通知可以购买的商品:牙膏、毛毯、热水瓶、被面…,令人怅然若失,是真的就此被注销了城市的户籍,尽管当时城市的物质匮乏,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置信的,但城市户籍的失落,痛楚仍是可以想象的。</p><p class="ql-block"> 我也找出了我太太写于2014年的回忆文字,从固镇至乡下的那一段路程,虽然只是三十多里,但却从此之后影响了我们一生,我们早就释怀了,不悲不喜;并将人生的这一程,视为自己拥有的宝贵财富,不舍不弃。</p> <p class="ql-block">1 奇特的缘分(王荃 2014年)</p><p class="ql-block"> 要说插队落户走过来的路程中,最值得欣慰的经历是什么,你一看这标题准能猜到:是和我先生的相识、相爱、并且心心相印,相伴至今。而这纯粹就是四十五年前,我们同走一条路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机缘。</p><p class="ql-block"> 我先生也姓王,与我同一年出生,除此之外,我们之间几乎少有共同点了:我率性、随和,所以朋友也多;他却理性、多少带点刻板,朋友圈子小的可怜。我行事洒脱,得过且过,从不追求卓越;他却固守理念,不辞辛劳,事事追求完美;我是富家的宠小姐;他是普通人家的稀松儿子。我初中读书在静安区的重点学校——民立中学,而且还在体校的游泳队受训,多少身处一个令人羡慕的群体之中;他读新群中学——是一所普通中学的稀松学生。总而言之,如果按照正常的社会运作状态,在数百万同龄青年人的生活轨迹中,我们会像满天繁星中的两颗星星,互相交汇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然而,在当年极其不正常的社会过程中,我们却真的相遇了。</p><p class="ql-block"> 我们是于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晚上,乘坐同一列火车离开上海,去淮北一个叫固镇县的地方,事先谁也不认识谁。第二天火车到县城后,在一处类似礼堂的地方,数百人席地而睡,一连待了好几天,整个淮北平原正下着漫天大雪,四下全无道路可走了,只好等着天晴。第三天,终于不再下雪了。不知依据一份什么样的名单,其中的几十号学生队伍要继续北上。不过,这一次搭乘的是运煤的货车,没有座席了,必须直接坐在乌黑的煤炭上。火车在一个叫任桥的小站停下了,不走了,大家纷纷从煤顶上面爬下来。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空寂的站台上,凛烈的寒风裹着黑黑的煤屑与尘土,刮向茫然不知所措的每个人,脸上生疼,大家恨不得将脖子缩进胸腔内。没有人会意识到,我们这几十人的命运,其实又被随机地捆绑在一个叫做“任桥公社”的地方了。一个满脸胡腮的北方汉子,戴着军人样的棉帽,他也冻得够呛,就站在刚下车的站台边,从棉衣口袋里掏出一份同样不知依据的名单,开始将这几十名青年人分到“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p><p class="ql-block"> 一同下乡的有我的弟弟,他比我小一岁,当年还不满十七岁,下乡是早早晚晚的唯一出路,姐弟俩一起还能相互照应。同行的还有一位男生,姓孙,是住在一条弄堂内的邻居,大人彼此熟悉,也是出于互相照应的期盼,我们三人自然要求分在同一个地方。在这群刚刚下车的学生中间,另有七个男生,他们都来自于新群中学,在络腮胡子拿出这份分配名单之前一分钟,我与他们七个人素不相识。一分钟后,大家被告知,我们共十人将被安排在同一个生产大队了。</p><p class="ql-block">平平静静的,没有任何的异议。</p><p class="ql-block"> 接下来往生产小队安排的过程中,出现了小小的波澜:这十名学生还将被分在两个队里,每处会安置五个学生。新群中学的七个男生,来自不同的两个班级,他们也提出按班级同去一处的要求。络腮胡子果断地作出决定:不平均分学生了,新群中学的同班四人去“吴集”生产队,剩下六个人一起去“刘湖”生产队:我们三人,加上新群同班的三人,这其中一位姓王的男生,后来成为我的丈夫。</p><p class="ql-block"> 我从来没有想到,络腮胡子这一个十分随意的安排,却让两个青年的人生就此相互关联起来,而且从此以后就几乎一直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之下。我们两人从相识到几年后的相爱,再往后的生活轨迹其实是颇为不同的:我当了赤脚医生,下乡八年后招工进了蚌埠,二十年后才返回上海工作;他当过乡村教师,前前后后做了将近十年的农民,恢复高考后,他考入同济大学建筑系,十年寒窗苦读,他成为同济培养的第一代建筑博士,留校任教至今。</p><p class="ql-block"> 当我们进入老年,以退后一步的心态,来回顾共同走过的道路时,却惊奇地发现:我俩彼此的个性,并没有因为下乡插队的轨迹交汇而发生根本改变,我仍然留有我的习性,他也依然有他的,虽然时常会有争执。但家庭——这个亲情与血缘的共同体,却因为我们的这段经历而变得愈加醇厚、结实与丰满。我们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女儿,正在读医学博士,她有我们共同的性格遗传,甚至还有与我们相似的工作、学习经历,又有独特的个性。还有一件趣事:这个家庭的所有人都姓王,包括我们养的一条金毛犬,它叫王啾啾。我们一直深深地感怀四十五年前开始的这段经历,感怀这段经历所带给我们全家的缘分。</p><p class="ql-block"> 那位络腮胡子,当年是任桥粮站的站长,他负责将几十名知青从县城接应到任桥公社,也姓王,这我们老早就知道的。我常常会想起他在我们这个家庭的建立中,所起的特别作用,尽管他自己并不会料到,只是现在回想起来,他姓王这件事实,也许真是王姓本家在缘分中起的作用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