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学英语啦！？

当当

前几天看到新闻里说，北京天津等地的地铁站名从原来的英文改成了汉语拼音，顺便也提到了未来打算弱化英语的教育趋势，听说上海正在试点从高考中取消英语必修课，我和妈妈聊天说起这事，感慨一下自己学英语的漫漫长路，她觉得蛮有意思，鼓励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

如果回到20年前，我要是知道取消英语必修做梦都会笑醒，那时候为了记住一个单词的读音，我会在旁边标注发音相似的汉字。比如emergency可记为“易摸儿真c”。结果某天在大声朗读单词时被妈妈听出。我的读音离河北枣强县（奶奶的老家）不远，才赶紧敦促我爸给我报了为期两周的音标课外辅导班。从那以后我才不再用汉字标注英文读音。当时我们内蒙流传很广的笑话，叫学一口托县英语：其判断标准是different的读音。如果老师把它读做“滴格笼统”， 那就是标准的托县英语了。因为英语学得不好，我当时总是为语文报不平。我的想法是应该用学英语的时间来学文言文才不辜负了我们文化的根。只可惜高考要考英语，不怎么考文言文，只得被迫恶补。高三时老师还为我和班上几个英语后进生开过小灶。我抓着一把放大镜吃力地读着英语周报上小蚂蚁大的密密麻麻的英文单词，有一种苦大仇深的赶脚。当时读到了一篇英文阅读，介绍了电子墨水的新科技。我对它充满了渴望，因为那样就可以随意放大英文小蚂蚁，就不用随身带个放大镜了。

高考那年，我英语考得出乎意料的好，总分150分，我好像考了134分。没想到小短腿居然帮了个大忙，来到了中央财经大学。一上大学就发现，和全国各地同学们的教育水平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英语上：读写还好些，听说真的很烂。大二那年。我从法学院转到了中财的公共财政学院。老师们都是在国外读了很多年书的海归，授课和教材都是全英文的，只能硬着头皮去上了。我始终记得第一次见到兰兰老师的时候，她要我们每人用英文介绍一下自己和未来的打算。轮到我时，我说自己来自法学院，因为我发音不准，对法律颇感兴趣的老师居然让我重复了好几次才听出我来自哪个学院。我说完后，她又给了我一些建议，可惜我楞是听不太懂，大意好像是要我把法律和经济结合起来学习。当时我囧囧的，但心中感受到了老师的善意。后来妈妈坐飞机时给我买了一个怀表大的小音箱，我晚上去操场跑步时就挂在脖子里听《晨读美文100首》。结果有一次被足球击中太阳穴，半天才清醒过来。还认识了几个法国留学生，带他们去吃永和豆浆顺便练习练习口语。

身在海归学院，在老师的鼓励和同学们的带动下，从未想过要出国的我也打算试一试，于是和室友一起报了新东方的托福和GRE班，寒假不回家，早早起来坐将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走过偏僻的京郊小巷，简陋的教室里大概一个班里有一百多人吧，上课强度很大，20块钱的鸡腿盒饭里的鸡腿也只有鸡翅中那么大。还好新东方老师个个都是段子手，会偶尔穿插一些老友记的视频和调侃来让我们放松一下。有一个故事我印象特别深刻。老师当年去澳洲留学住在大别墅里，院子里有一棵桉树，桉树上住着一只考拉，平时他学习累了就把考拉拿下来撸撸，撸完随手放回树上，考拉就去睡觉去了。我们学生都瞪大双眼充满羡慕地看着老师……对那场景的向往让眼前的疲惫和盒饭的难吃不再那么难熬。听说新东方也都快要倒闭了，还是有点感到惋惜，如果没有那些老师们高强度的教授解题套路，就靠大学四六级和自己的钻研，很难想象就我这样一个来自落后地区的英语困难户怎么能考过GRE和托福， 只能输在起跑线上了。

现在在国外快10年了，有一回我把参加学校演讲比赛的视频发给父母，他们说听着还是中味十足，不那么地道。所以我还是在努力地学习听说读写中。先后有两位沟通科学老师对我的演讲做过细致的辅导。卡瑞老师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因为我有中式口音，有些人可能一开始不太适应，所以当我开始演讲时一定要放慢语速，让他们有一个适应的时间，不要说得太快。在这两年新冠疫情中，我参加了不少网课来缓解一个人的寂寞，间接的接触了体育教练，瑜伽老师，冥想老师等等。他们良性的心理暗示与指导多少次慰藉了我的心。即使他们说的不是我熟悉的母语，却也能触碰到人类共同的情感。昨天我在路上摔了一跤，一个路人马上停下来问我好几遍Are you OK？我强忍着痛站起来，答应说我没事并谢谢她。

回想这么多年来学英语的动机， 从刚开始应考，后来是为了学习新知识，再后来是对未知世界的一种向往，直到现在是为了能够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交心追求更深层的理解。这是二十年之前的那个痛恨英语的我所看不到的，希望未来英语学习不会成为少数人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