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我开过飞机，是大飞机。”刘龙（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叫这名）吸了一口烟，接着说，“以后我准备让两个娃娃也去开飞机。”</p> 想像一下：在一个偏僻的陕北农村，一个其貌不扬、衣着褴褛的人对你说他开过飞机，你会不会感到惊讶？我是被震惊到了。看着眼前这位脸庞消瘦、头发乱蓬蓬的、穿着一身脏兮兮衣服的中年男子，我对他说的话表示怀疑，但我没有说出来。他没有看我，继续吸着烟，我感觉这人除了外表差点，其他好像都挺正常，尤其说话那股认真劲，让人觉得他不像是在开玩笑。 刘龙说这话时，我正在村委会值班。起先他来到村委会院子，站在我的办公室门外没有进来，他好像在看门口那块村委会的牌子。我像对待村上的每一位群众那样，把他让进来坐下。我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纸杯，捏了茶叶倒上开水，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我招呼他喝水，他说好好。我给他发了一支烟，他接了，从口袋掏出打火机点上，慢慢吸着。 他一直没有说话，一开口便跟我说开飞机的事。我是从省城来村上扶贫的第一书记，时间并不长，对村上的一些情况不是很熟。于是，我就接着他的话问：“娃娃现在干什么呢？”他说：“老大在西安给人洗车，老二在县上给一个公司当保安。”我噢了一声。 这时，梁主任和王会计走了进来，我们准备开一个小会，商量今年村上扶贫的事。刘龙一看来了人，便起身走了。会后我顺便问了一下王会计，刚才坐在这里的那人是谁？王会计用舌头抿了一下大龅牙，嘿嘿一笑，说：“你问他呀，他叫刘龙，是个神经病，经常爱胡说，以后你少理他。” 我似乎明白刚才是怎么回事了。王会计接着说：“他父母早不在了，媳妇很多年前跟人跑了，有两个男娃娃，现在在外地打工，一年到头都不回来。刘龙一个人过着，自从脑子出了问题之后，自己管不了自己，像乞丐一样成天在村上游荡着。他有一个哥哥不管他，也没法管。”王会计正说着，接了个电话便出去了。我心里纳闷：一个看起来挺正常的人，结过婚还有娃娃，咋就神经病了呢？ <p class="ql-block">刘龙以前很少来村委会。自从上次来过之后，他就来得勤了，隔三差五就过来。他没什么事，到村委会转转就走了。但他每次来，我都会给他倒茶、发烟。刘主任、王会计就不这样，见了他就大声喊：“你又跑来干啥！赶紧走！赶紧走！”一脸的嫌弃。至于让座、发烟、倒茶，那是不可能的事。</p> 刘龙与我年龄相当，高高的个头，有点像日本电影演员高仓健，我想他以前肯定是一个精干、帅气的小伙，现在咋就成了这样。我有点同情他，惋惜他，但不嫌弃他。我愿意像对待一个正常人那样对他。有什么需要帮忙时，比如擦擦会议桌呀，搬运农药、肥料等活计，只要刘龙在，我就让他帮忙搭把手，他就跑得快快的，显得很高兴。我用这种方式表示着对他的同情与尊敬。 我所扶贫的村子，是靠近黄河壶口瀑布的一个小村子，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群众生活得十分艰苦。村子不大，但有着复杂的邻里关系与宗族矛盾，我是一个外来的扶贫干部，我不想带有任何成见的处理和对待村中的人和事，包括刘龙这个被认为有神经病的人。我全心全意地解决村上群众吃水、村道硬化、产业发展、贫困户脱贫等问题，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与尊敬。但该如何帮助像刘龙这样的人，却成了我的难题。 我每次从西安回到村上，不大工夫刘龙肯定会出现在村委会的院子。他不会直接到我的办公室，而是在院子中的花坛旁转来转去。我曾好奇他在干什么，仔细观察后才发现，他是在找地上的烟头。他会将烟屁股那一点烟丝剥出来，用一截旧报纸条卷起来当烟抽。这时我知道刘龙是没烟抽了，我就叫他过来，给他发上一支，或者整盒都送给他。刘龙喜欢抽烟，村上人都知道。谁家搞建设干体力活时，都会叫上他，他舍得出力且不偷懒。干完活不用给工钱，给一两条香烟作为报酬，他就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刘龙穿得都是别人送的衣服。夏天，当别人穿着薄衣短衫还嫌热时，他却穿着一件很厚实的甲壳服，热得满头冒汗。冬天，干冷的北风吹得人哆哆嗦嗦，他却穿着一件红颜色的女式鸭绒服，不伦不类的特别滑稽。短短的袖口勒在手腕上方，一双光溜溜的黑手露在外面，冻得皴红皴红的。我赶紧从住处找来一件黑色的加绒棉衣给他换上，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摸着袖子，嘿嘿地笑。 刘龙就这样不管不顾地在村上游走着，他吃什么或者何时吃，是没人管的。听王会计讲，他会把村上送他的整袋面粉一股脑倒在盆中，用水和成稀面汤，做饭时舀一些，煮成面糊糊吃，时间长了稀面汤发酸变味，他还照样吃。有一次，我在住处做饭，不知啥时候他就进来了，我让他坐下。吃饭时我让他和我一起吃，并倒了酒给他喝，他显得十分高兴，用手掌抹着嘴。他爱到我这里来，我想可能是因为我能认真诚恳地待他，我能给他一个人最基本的尊敬吧。 有一次，我有事回西安，一个月之后才回来，发现刘龙一直没有来。我就问村上人咋不见刘龙了？村上人说他们也十几天没有看见他了，有人说在距离村子十里远的另一个村子见过他。我就让刘龙的哥哥赶紧去找他，我似乎成了最关心刘龙的人。他终于被找回来了，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去的，但他不认得回来的路了，像个叫花子一样在那里流浪了好长时间。 重阳节到了，我买了一些礼品，到村上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家里去慰问，也顺便去了刘龙住的地方。他住在一间没有任何物件的老屋子里，一幅门板支成的床上胡乱扔着一床被子。梁主任说，给他在“幸福院”分了一间房子，但他不愿意住，还空在那里。 我从他哥哥那里得知：刘龙当年算是村上的能行人，有媳妇有娃娃，种着几亩果园，日子过得不错。为了多挣钱，他就给一个果商代收苹果，雇了一个外村的女子前来帮忙。他成天轻狂地用摩托车带着那女子到处乱转，时间长了对那女子有了非份之想，但人家女子不同意，他就硬来，结果那女子家属把他告了，法院判他强奸罪，坐了五六年牢。坐牢期间，媳妇跟别人跑了，两个娃娃没人管便辍学了。他刑满释放回家，不知是被警察还是被监狱里犯人打的，神经就有了问题，自己管不了自己，经常一个人到处乱跑。 一个曾经年轻且充满希望的人就这样被毁了，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离了散了。两个娃娃对他也没有什么感情，在外打工，一年一年都不回来。他也是管理不了自己，也不再种庄稼，四处流浪，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我不曾见他的过去，无权干涉指责他，对他如今的艰难处境，只能深表同情，并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他，希望他过得好一些。 两年的扶贫很快就结束了，我离开村子的那天，村上群众都来送我，我与他们说着离别的话，并握手告别。同时，我在寻找一个人——刘龙，我希望能看见他，但他没来，我有点遗憾。 现在我回城已快两年了，我时常会想起扶贫的那些事，许多事情已慢慢淡去，唯独那个说自己开过飞机的人，让我记忆犹新，他成了我的挂念，不知他现在过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