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回忆：记我的父亲民国安庆商人陈名振

陈大联

　　我的父亲陈名振，号少怀。少怀二字取自诗经：“少者怀之，老者安之”。对外多以少怀为名。

父亲生于甲午光绪二十年（1894年）古历十二月二十五日辰时，故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古历正月十八日，享年四十虚岁，实际不足三十九岁。那一年，我年仅六岁。

父亲少时，兄弟众多家境艰难，他只读了两年私塾，从小就帮祖父做小生意，稍长就跑单班，即小行商。敢冒风险，累累获利，家境逐渐好转，从他手上树起“陈泰生”一块金子招牌，在安庆西门外，可算得上中上等字号。

在我记事时起，我家住同安门正街，小巷口东侧，今伞厂原址，经营“陈泰生棉花粮食行”，前店后家，同锅吃饭的二十余人。

同安门是大城的外城，西门外的前街，南临大江，货运方便，名商大贾芸集于此，成为安庆一条最繁华街道。社会上活动，出灯赛会、出殡迎娶、打鼓报戏、老爷出街，都要走此串街而过。

店的西邻，是操亦斋开的恒元棉花号，资力雄厚。东邻是王谦和酱坊、毛益顺锅贴店。对门是军阀吴金彪开的久大精盐公司。

　　我听“陈泰生棉花行”老店员陈登云、张承美他们说过，“陈泰生”独立经营，从不与人合伙，上下码头往来信誉很高，店里用人不多，忙起来家兵家将出马。家道殷实，张承美说“陈泰生”资金有百万，这数字夸得太大，并不确实。

父亲中等身材，爱剃光头，性情火爆，为人正直，错了就骂人，事后又叫你知道错在哪里。

母亲曾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父亲二十岁跑单班时，上下船检查甚严，查处私货当场没收，他的本钱都是借来的，如果被查扣，后果不堪设想。他过关时，情急智生，把手上的金戒塞到检查人手上，顺利过关。

父亲为人热心，肯替人帮忙，尤其是红白喜事，场面上都少不了他，帮助人处理复杂事务，包括请账房（受礼、付用度、下请帖）、请茶行（招待来客、送请帖）、请厨师、找吹鼓手，喜事抬花轿，丧事抬重，找和尚，请道士念经，这类事规矩多，不内行办不好。

民国二十年四月，隔壁“恒元花纱号”老板操亦斋的父亲做六十大寿，寿堂设在板井巷新房，半西式楼房，父亲帮忙挂寿匾，水泥地面，木梯没有叫人扶，木梯一下滑到，将胸膜震坏，从此时感心口痛疼，一遇劳累就发作。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正月十五刚吃过上元饭，父亲动身去上海诊病，顺便带棉花匣子二十个到上海出售。

行李携带被条、皮箱、大纲蓝（腰形大蓝上有绳网）、藤扁，一应俱全，当时上下船都有专人搬运，并不费事。

在整理行李时，出现两件不详之兆。

捆被条时，忽然绳子断成两截，忽又想起忘带镜子，我姬氏四婶忙着到房里来拿，一滑手掉到石板上跌得粉碎，在场的人都知道此行不吉利，但谁都不好说出来，在他动身前几天，他对汪子杨儿子谈话时说：“我出去就不想回家”这些断路话。这些都是不祥之兆。

从父亲到上海以后，乌鸦总是从树上朝着我家叫，到正月十八日，仅仅相隔三天，家里就接到上海加急电报：“房（我母）速来，怀（父少怀）病危”，虽短短几字，已经知道人已不在了，全家人号啕大哭，这时父亲刚四十，母亲三十五，我虚岁七岁实龄不满六岁，刚刚懂事就大哭起来。家里决定由四叔名儒陪送母亲到上海，把我交给周氏大妈带。

父亲居住客栈是在上海法租界、大自鸣钟街（今黄埔区）京陵东路紫来街、渭温坊、永安公寓。安庆帮多住此地，善后由汪子杨和舒孝初等友好帮忙料理。

据说父亲之死，是吃反了药，究竟吃错了什么药，是什么医生开的，我小时候都不知道，我家叔叔中没有一个能人来过问此事。

一年以后，父亲好友舒孝初，也是操亦斋店的大同事，也同样吃错了药，死在同一房间，医生是赵小豹子请来的，舒懂药性，吃下了药一看药方，大吃一惊，药里有大黄等药，知药物相反，无法可救，叫人赶快打电报回家。

舒孝初是恒元花纱号大管事，和我父私交甚厚，从情况看，两人境况何其相似尔，很有疑点，似是谋杀，但两家都未追问。

　　我父棺木运回，乘“江顺轮”到上海，仍乘原船“江顺轮”回安庆，当时一条船七天一个来回。当时轮船不装死人，花了银元三百块报关（报关是专为客户办理船运手续的）。

到安庆，家里人、亲朋好友，都到船边来接，我穿了重孝，由棉业工会操老爹抱着，向一路上路祭磕头致谢，走过家门，父亲棺上盖着白色毯条，祖父、祖母及家里人都站在门口大哭，过了家门棺木上又换了红色毯条。因为死者父母健在，死者应该带孝过家门。

几天后，孝子向送礼人家谢孝，这天我穿孝衣，操老爹抱着我到每一人家，我站在门外，由他拿着帖子进去谢孝。

母亲自棺木上船，就从镇江下船，到扬州大姐家（外婆收养的女儿）住一段时间散散心，事前经过祖母允许，姐夫阮宜三在扬州开家具店，母亲在这里居了一个月，临走我大姨买了一个暖脚壶送给母亲，考虑母亲一个人睡觉脚冷。

父亲去世后，我们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安庆沦陷后，家族的生意停了，资产在流亡中流失、贬值、盗抢，从此家道中落，我们母子走上了艰难的人生路。（陈钧成遗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