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寻新城街

亮堂堂

图文并制作：白尚立

再寻新城街

再次寻访太原新城街是为了却第一次的“未愿以偿”。

一、旧新满城

新城街其实叫新满城街，得名于新满城的创建。新满城是与旧满城相对而言的，所以还得先说说旧满城。

据康熙年间编纂的《 阳曲县志 》记载：“满洲城，顺治六年（1649年），巡抚祝世昌、巡按赵班玺、布政司使孙茂兰、提刑按察司使张儒秀、（太原）知府曹时举、（阳曲）知县刘汉光，奉旨建。”建成的满洲城，南、西两边至太原府城墙（明太原府城的大致范围：南至今迎泽大街，西至新建路，北至北大街，东至建设路），北至今水西门街，东至今解放路，南北长260丈，东西宽161．7丈，周长843．4丈（合3．4华里）东边开两门，北边开一门。这座城自成体系，犹如一座县城的规模。什么要建满洲城呢？据说，清军入主中原初，太原汉族敌视清政权，为保证驻太原府清军和旗民的安全，同时也有利于太原的城防，遂在城中建城，以成堡垒。但随着历史的推移，清王朝的没落，满洲城也是江河日下，到光绪年间，其败相日甚一日。先是满城北墙与大城的衔接之处坍塌无力修补，继而北门城楼失火仅存门洞。到了光绪中叶，城墙崩裂随处可见。特别是遭遇汾河发大水，满城房塌壁裂满目疮痍，以至最低洼的西边终年积水成为后来的南海子。随着新满城的问世，旗民的迁出，这座曾经雄踞于太原城西南隅的城中之城，成了名副其实的“旧满城”。

新满城创建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其原因就是旧满城的废毁。据记载，光绪十二年（1886年）秋，汾河秋汛，冲决东堤，泛滥于太原城郊，府城内西南低凹处顿成泽国，积水丈余房倒屋塌，久居满城的旗民和清兵只好临时迁居府城贡院（今起凤街铁路宿舍）。直到第二年春才以每亩地价16吊钱的廉价，购得西起文庙、崇善寺，北至山佑巷南口泰山庙即今上马街，东、南两面至城墙根的土地重建满城，新筑旗兵署修栅盖舍，取名新满城。不过，与初建于顺治康熙年间的旧满城规模，已难以同日而语。

其实，新城街也好旧城街也罢，对于太原人来说，其概念已经不局限于一条街，而是一个区域了。因为，不要说现在，就是当时城中城内也是街衢通达路巷纵横。新城街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而西扩到五一路；又因进山中学南临上马街，我自己权且把它北扩至府东街。

二、进山中学

过建设北路，我从府东街南进入新城街。过山佑巷是杏花岭街。山佑巷应该是取之于南端西泰山庙护佑太原及至山西吧，而杏花岭则是明朝太原府城内位于晋王府东南部的私家花园，因栽有大量杏树且地势又高，故名杏花岭。沿杏花岭南行不足两百米就折西，折西处东面是金山中学正校门口。拍照后，我站在门口向校园望去：喷泉雕塑、花园水榭、紫藤长廊，宁静典雅，让人流连忘返。

进山中学创办于1922年，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深厚的人文底蕴。

学校前身“山西私立进山中学”为1922年阎锡山召开“进山会议”后创办，由阎锡山亲自选址并担任校长。“进山”二字取自《论语·子罕篇》，由时任山西督军府秘书总监、参议总长赵戴文提出。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翻译过来就是，孔子说：“譬如用土堆山，只差一筐土就完成了，这时停下来，那是我自己要停下来的；譬如在平地上堆山，虽然只倒下一筐，这时继续前进，那是我自己要前进的。”孔子在这里用堆土成山这一比喻，说明功亏一篑和持之以恒的深刻道理，他鼓励自己和学生们无论在学问和道德上，都应该是坚持不懈，自觉自愿。这对于立志有所作为的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对人的道德品质的塑造。在这里，“进”在前而“山”在后，有“进”，虽“一篑”，但积“篑”成山，只要有恒心与毅力，坚持不懈地奋进，就可以筐土成山，世事无所不成；亦有“前进登高”之意。另外，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的中国，是在不断进步，那么辛亥后的山西，更应有所改进，所以也有改进山西，使山西进步的意思。

学校在创办之初，计划先办中学部，待条件成熟再办大学部，故始名“山西私立进山学校”。

进山中学初建时，占用太原市布弓街“外国文言学校”地址，1929年在上兰村新建校舍632间（解放后为机械学院校址），1931年初中部迁往上兰村，1932年高中部迁往上兰村。

战争年代，进山中学几经迁徙。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约在八、九月之间，因形势紧张，学校被迫停办。1941年秋，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山西后方形势趋于相对稳定，为挽救失学青年并为国家培养抗日和建设人才，进山中学在晋西隰县复校。当时那里还是偏僻山区，离日军占领区仅百余里，处境险恶，一切物质条件都比较差，办学有许多困难，但经过师生共同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却把学校办得“成绩日佳，声誉日隆”。从1941年至1943年，学校先后在隰县南关、北门外后寺、大麦郊温泉村和汾西县窑上，利用当地学校旧址、破旧寺庙和民房，办起四个分校。总校设在隰县南关，其余三处，名为进山二院（又称北校）、东校和西校。1945年8月抗战胜利，消息传来，学校一片欢腾。学校迁回太原后，合并为一、二院。一院为校本部，设立在新城西街前商业专科学校旧址（现为太原十七中）；二院设立在上官巷一号（现市公安局职工宿舍）。1962年，学校迁至上马街现校址。

进山中学几易其名。1931年5月始改名为“山西私立进山中学”；解放初改为“山西省立进山中学”；1953年1月全市进行学校调整，改名为“太原市第六中学校”；后来，为了继承和发扬学校光荣革命传统和优良教育传统，激励师生奋发向上，为国家培养全面发展的“四化”建设人才，1985年10月16日经太原市人民政府批准，山西省教育厅批准备案、由薄一波同志题写校名、又恢复原校名——进山中学。

进山中学先后培养出了不少各行各业杰出的人才。原山西省省长 裴丽生，中国工程院院士于润沧，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程子华，美国加州大学终身教授朱葆瑨，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卫兴华，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垚，山西大学第十七任校长、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徐士瑚，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工业机械部部长赵尔陆，山西省早期青年学生运动领导人和马列主义传播者纪廷梓，原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山西省文教厅长 赵宗复等都曾就读于进山中学。

沿着杏花巷不觉走到临上马街的南校门口，望着里边鳞次栉比的教学楼，我不禁感慨：进山中学今年将迎来百年华诞，一百年间，筚路蓝缕，风雨兼程；一百年间，栉风沐雨，薪火相传。

三、寻访狄梁公祠

上马街的名称是由位于上马街之南的皇庙而来的。皇庙坐北朝南，其后墙就在上马街中段南侧。从上马街通往皇庙的巷有两条，明代每逢祭祀，一般的地方官吏，不论文武只能在现今的上马街皇庙西巷北口下马下轿，穿巷南去入庙。祭祀完毕则从皇庙东巷南口拐北至上马街，再上马上轿离去。久而久之，人们便把下马的地方，即皇庙西巷北口之西叫做下马街；将上马的地方，即皇庙东巷北口之东，叫做上马街。 到了清代，废弃明代规矩，改皇庙为万寿宫，凡去皇庙即万寿宫祭祀，均由万寿宫门前街巷直入，再没有了明代上马下马累赘之举。于是，原本是一条街上的两个名称“下马街”“上马街”，就合二为一统称为上马街了。

看看皇庙还是在建，我去崇善寺东看看无果后，沿崇善寺、文庙西直奔狄梁公街。我此行的目的就是寻访狄梁公祠。

（上马街）

　　这是一条长不达200米宽不过8米的小街，原名狄公祠街，因有奉祀唐周名相梁国公狄仁杰的祠堂而得名，这也是太原市唯一一条以人名命名的街巷。街两侧红墙灰瓦，槐树高大，不难想象，夏季时槐树掩映着崇善寺、文庙的高大宫殿，是何等的景象。眼下虽是寒冬，但也偶尔有小鸟不时在树丛中鸣叫着飞过，让本来就静谧的街巷更显得宁静。行至南处，巍峨的文庙牌楼慢慢从红墙中显现，使这条宁静的小街充满了古韵，好似一幅历史画卷徐徐展现于眼前。

据史料记载，当年的狄公祠并不在太原府城，当然更不在这条街上，而是在城东南十里之遥的狄仁杰故里——狄村。随着时代的推移，狄村的狄氏人家先后迁徙，狄公祠也无人祭祀、维修，逐渐颓废。到了清代，朱珪任布政使时，为续祀狄公，才将狄公祠从狄村的废址上迁入城中崇善寺北段东侧。狄仁杰谥号（古时帝王、诸侯、文臣武将死后，朝廷据其生前事迹给予的称号）文惠，后又追赠司空、梁国公，故人称狄梁公。

我问路旁的一位小伙计狄梁公祠在哪，他说不知道。又问一位拉着小孩的中年妇女，她同样说不清楚。

我很纳闷：崇善寺北段东侧没有，问人们说不知道，看来不在附近，能在哪呢？去年四月份我第一次寻访这里，从文庙出来向路人打听狄梁公祠在哪，答曰还有段距离。怎奈当时已经下午2:30，饥肠辘辘疲惫着，于是偃旗息鼓回家了。莫非不在此地，那“狄梁公街”如何命名？位于建设南路汽车站西侧的唐槐公园我去过，建设南路狄村社区的狄公文化园我也去过，甚至南十方街旁边的白云寺我也去过，并都写过东西，都没发现狄梁公祠的影子，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舍得善罢甘休，决定再多打听一下，或许会有收获，不能无功而返。

　　疫情期间，崇善寺门关着，仍有不少善男信女门外焚香叩头跪拜；文庙的门紧闭着，不知何故，连牌匾“山西省民俗博物馆”都没有了。文庙门前是个不大的广场，难得今年暖冬，今天又是天空晴朗阳光熙暖，这里成为了大叔大妈跟孩童们的乐园。有跳交谊舞的，有跳广场舞的，孩童们尽情地享受着自己小天地里的乐趣。

　　我问一位遛狗的师傅狄梁公祠在哪，他用惊奇的眼神看着我，说就没听说过。我指着街牌说这不是狄梁公街吗？他说压根儿就没听说过狄梁公祠。广场东北角长椅上坐着一位手提菜袋子的大娘，我过去同是如此询问，她思索了一下，说这里没有，好像南华门赵树理故居旁边有狄梁公祠。我说不是，那是当年晋绥军高级将领的几处民国民居，她说那就不知道了。

不多时看见有位上了年纪很精瘦的老师傅拄着拐杖来到长椅旁准备落座，我忙迎上去嘘寒问暖。老人说他姓吴，90岁了，四世同堂，生活的挺好。看他精神矍铄，说话一字一板的，我遂请教同样的问题。

老人说：“我在这里生活了80多年，没见过也压根儿没听说过这里有狄梁公祠。”

我同样指着街牌说：“怎么这条街叫狄梁公街？”

“谁知道啊！人家就是这样确定名称的。”

见我很是失望的样子，老人精瘦的面容闪现出种异样的神情，一双略带浑浊而又清澈的小眼睛瞬间闪出一丝狡黠的目光。

老人示意我坐下：“你对这个感兴趣？”

“我是专门为此事第二次来这里的。”

老人问了我哪里人干嘛工作后，带有赞叹地说：“也难得你这样上心。”他一字一板地，“我给你说说，可不一定是真的，啊！”于是，老人打开了话匣子……

……到清乾隆时，山西布政使朱珪将祠移至那里，老人转过身指了指崇善寺临街方向，说狄梁公街由此得名。

我说：“不是说在崇善寺北段东侧吗？”

老人以手势打断我的问话，继续娓娓道来。

明代以前，对于祠堂有严格管控，民间不得立祠。明代中期明武宗病死，其堂弟朱厚璁以藩王继承皇位，为明世宗，年号嘉靖。嘉靖搞了个“更定祀典”，才允许民间联宗立庙，建设家族祠堂。狄梁公祠估计就是那个时期建成的。朱珪两次赴狄公祠祭祀，看着惨状真不是个滋味，当了解到是地势低洼，夏天积水过多形成水池时，他下定决心“于城内崇善寺西隙地，移其旧材而建公祠焉”“前后屋凡三十有一”，并为此撰写《唐赠司空梁国公狄文惠公碑》立于祠内。

既然如此，那么在日后的各种记载中，狄梁公祠好似从世间蒸发了一般，无有一点蛛丝马迹。是因为狄仁杰再造唐室在慈禧执政时很敏感，还是狄仁杰在武周时地位身份让人联想到慈禧，还是西方文化逐渐渗入中国，传统的祀典慢慢被改变？还是什么的，真成了一个待解之谜。

原来如此！

我提议给老人拍个照，他忙摆手拒绝：“这是野史，上不了板，不要外传。”

谢过老人后，我站在上官街上看看眼前的文庙，转过身望望西边不远处车水马龙的五一路，抬头仰望熙暖的太阳，自己问自己，这算不算收获？算不算如愿以偿？

上官巷是一条古老的街道，西至五一路，东到文庙西，明初扩城时形成的一条小街巷，有500多年的历史了。当时巷内住一姓邵的官员，颇有声望，于是人们便将该巷称为“邵官巷”，随着年代的久远，“邵”逐渐演化为“上”，“上官巷”一直沿用至今。

四、文津巷与侯家巷

西边不足10米有条小巷叫文津巷，这个名称文雅入活很舒服的，百度了一下：文津巷，西为山西大学堂旧址，东可达文庙，是文化荟萃之区，故名文津巷，清乾隆时在热河避暑山庄建文津阁藏《四库全书》，从此“文津”二字为世沿用。我眼睛一亮，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前年我写《李提魔太及其他》时，问过好多人都不知道山西大学堂旧址在哪，让我找的好苦，今天让我无意间得到了，并且就在眼前。

文津巷北起上官巷，南至侯家巷，也就是百米的条巷子，因是文化荟萃之区，故而紧靠西沿街都是清一色平房门面，青砖灰瓦，古色古香，书香味浓浓。巷尽头是太原市第二实验小学校五层楼建筑，校门旁边苍翠的松树旁是孔子的站立塑像。孔圣人左手持书卷，右手作谦恭状，须发飘然，面容慈祥，正微笑着关注天下众生，关注着右前方的文庙。

侯家巷西起五一广场东北角，东至文津巷南口，全长320米，宽14米，不长不宽的条街巷可历史悠久文化浓郁。早在元代，这里就散居有不少农户，他们以种瓜种菜为生。这些瓜农菜农中以侯氏宗族人口最多，财力大，居住也集中，故名侯家巷。明初扩建太原府城时就把这里扩入城内，成为城东南隅的一条街巷。明嘉靖九年（1530年）山西按察副使陈讲在西段（今市公安局所在地）辟建院舍开办了“晋阳书院”，不多时更名为“河汾书院”，于是侯家巷更名为“书院街”。万历年间，书院停办。到清乾隆年间，书院恢复并大力扩建，成为国家创办的晋省最高学府。到乾隆后期，建有魁星楼、大照壁等。有记载，当时“街两头两座气宇轩昂的过街牌楼，端庄雄宏的书院大门，华丽儒雅的龙门照壁，高耸显赫的魁星楼，以及络绎不绝的学子名家……”这条书院街发展到鼎盛时期。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日趋衰弱。庚子赔款后，山西地方赔款的50万两白银作为筹办“山西大学堂”的基金，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筹办山西大学堂的机构购得书院东200亩菜园地和居民住宅与晋阳书院和令德堂（又称令德书院，清光绪九年山西巡抚张之洞创建）合并成立山西大学堂。随着书院的消亡，书院街的名称又被侯家巷取代。

五、山西大学堂

文津巷南口西行几十米巷北，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便是当年的“山西大学堂”。这里边蕴含着一段既悲壮又可歌可泣的历史。

1、先说说创办人之一的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历史进程且绕不开的一个英国人。他生于1845年10月，是位传教士。1869年11月，他离开英国前往中国，于次年12月抵达上海，随后在山东烟台、青州等地传教，并同时学习中文、佛教、儒教及伊斯兰教等。他活动能力极强，前后结识了不少上层社会精英，与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左宗棠、康有为及孙中山等都关系密切。他非常重视教育，曾建议清政府每年拿出100万两白银作为教育改革的经费。他是当时维新派的精神领袖，同时也影响着光绪皇帝；不仅参与戊戌变法，而且成为这次运动的精神领袖；维新失败后帮助康有为、梁启超逃离中国。他也是最早把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等欧洲思潮及人物介绍给中国的人。在“丁戊奇荒”大灾难中，他积极在山西赈灾救民，所做的贡献得到山西人民的高度评价，也得到了清政府的高度认可和奖赏。山西教案发生后，清廷高层请他协助处理。事件解决后，慈禧同意他的主张，以罚款开办“山西大学堂”并聘请他为西学专斋总理，可以自由往来于北京、上海、太原之间。鉴于他各方面突出的贡献，清政府赐予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1919年4月，李提摩太在伦敦逝世。

现在的山西大学有李提摩太的半身塑像，其附近的学府公园也有李提摩太的铜像。

2、庚子教案

庚子教案有人也称山西教案，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教会深入中国内地设立教堂进行传教活动，因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差异，引起部分国民的反感和误会而爆发的社会事件。当时有些教会干涉地方诉讼、强购民地来兴建教堂等引起民众反感，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中国人对社会的种种积怨便一并发泄到教会，催生出义和团的爆发。

1899年毓贤任山东巡抚，他认为“民心可用”，故对义和拳采用抚的办法将其招安纳入团，于是义和拳成了合法组织义和团。毓贤纵容拳民烧教堂，杀教士；教士求保护，毓贤下令置之不理。后清廷受外国压力将毓贤撤职，但随后又重新起用为山西巡抚。毓贤任山西巡抚时，排外更加激烈，对拳民首领款若上宾，唆使义和团焚烧教堂及屠杀教民。1900年7月9日，在山西省城巡抚衙门西辕门前，毓贤杀死了传教士及家属共46人，包括15男20女和11名儿童。其中基督教信徒33人，天主教的主教、修士和修女共13人。据事后统计，此次教案山西全省共杀传教士191人，杀死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1万多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余间，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个省。到后来清廷与八国联军议和时，联军指毓贤为罪魁祸首。这样，1900年9月26日毓贤被革职发放新疆，1901年2月13日清廷下令加重对其惩处：就地正法。结果被斩于兰州。此外，全省还有40余名官员被严查，山西还被要求每年分担庚子赔款116万两，同时赔偿山西教会损失263万两为殉难教士立碑，这还不算庚子教案50万两的罚银。

3、处理结果

庚子教案把山西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列强除向山西勒索一大笔巨额“地方赔款”外，还借口山西杀害洋人太多分多路进逼山西，山西岌岌可危。在京谈判的教会根本不接受李鸿章的经济赔偿，他们说“传教士的生命不能拿金钱来计算”。紧要关头，和列强周旋的李鸿章和山西巡抚岑春煊紧急邀请在上海的李提摩太火速北上，调停教案。

李提摩太奔走呼号斡旋于各方之间，极力游说要以办学传播文明驱除愚顽的方式来惩罚山西，终于达成比较一致的各方都能勉强接受的意向。李提摩太说，传教士和教徒的生命不能用金钱衡量，新教拒绝接受赔偿，但山西的愚昧必须得到惩罚，罚银50万两，每年5万，10年为止，罚银也不归传教差会（差会是指基督教新教差派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的组织），全数用于在山西建一所大学教育山西子弟，由他自己全权负责，10年后归还山西。这是一个何等睿智宏伟的意念与举措，这是一项何等伟大而慷慨的建议，这个建议只有李提摩太这样有阅历和洞见的人才能提出。

李提摩太还帮助协调天主教方面的赔偿。在李提摩太行为的感召下，山西天主教神父同意将赔偿由一千万两白银降至两百二十五万两。

4、创建山西大学堂

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太原师范学院的前身）创立于1902年，设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由山西巡抚岑春煊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共同创办。山西大学堂是中国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堂之一，和北洋大学堂（现天津大学），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一道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纪元。

中学专斋

1898年的“百日维新”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以后，清王朝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迫于国内外各种压力，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初宣布实行所谓“新政”，兴办学堂为其教育改革之主要内容。同年，清政府下诏，除京师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当时山西省太原设有 “晋阳书院”和“令德堂”两所书院。“百日维新”期间，“令德堂”曾改为山西省会学堂，进行过一定改革，在此基础上，1902年初，山西巡抚岑春煊即遵朝廷谕旨将令德堂改设为山西大学堂，生源来自晋阳书院和令德堂学生。

西学专斋

在义和团运动中，山西仇杀天主教主教、教士130余人，教案特别严重。在处理教案问题中，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于1901年3月曾向清廷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等提议，以山西教案赔款50万两白银用于在太原创办一所近代中西大学堂，选拔全省优秀学子入学，学习近代学问。具体方案为：共罚白银50万两，每年交5万两，十年为止，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开导晋省人知识。此方案得到光绪皇帝朱批。

后经商议，中学专斋与西学专斋合二为一，其中中学专斋由华人负责，西学专斋由李提摩太负责。这样，山西大学堂就成为了中西共为一体的一所新式学堂。

山西大学堂旧址位于太原市侯家巷9号太原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校内，现存建筑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工科教学楼，今为太原师范学院美术系系楼。

疫情期间，校门紧闭。在墙栏缝隙间拍照效果太差，请求门卫，未允。不多时有位中年女教师准备出校门，我忙迎上去说明替我拍照的原因，她迟疑些许答应为我拍照。对此，我甚是感激。

整座楼坐北朝南，由主楼与两侧翼楼组成，主楼宽三间，拱券式门洞，其上楼身两层，中间顶部辟有平台，上建方形四面钟楼一座。主楼两侧各为10间二层，一层为拱券式门洞，二层为方形窗洞，窗口上装饰有西洋式倚柱（只贴在墙面主要用作装饰的柱子），两坡屋顶，建筑外观平衡对称。教学大楼和钟楼与避雷针形成“山”字，钟楼与大楼楼体又形成“西”字，意指“山西”，整座大楼将“山西”两字巧妙地设计进去，是一座很典型的中西合璧建筑。

　　山西大学堂之西百米便是五一广场。

2022.01.22

附记：　

1、更定祀典

1521年，明武宗病死。武宗无子，其堂弟15岁的朱厚熜以藩王继承皇位，为明世宗年号嘉靖。世宗继位之初围绕如何确定其生父的尊号展开一系列激烈争论，并由此引发礼制变革。嘉靖九年(1530年)二月，世宗以天地合祀不合古制为由，集群臣议郊祀典礼。有主张分祀的，有主张分祀而又以为既成之法不可轻改，时机尚不成熟，有主张分祀而以山川坛为方丘，更多的主张合祀，也有不置可否者。世宗“自为说，以示礼部”，将南郊的天地坛改为圜丘专以祭天，在北郊择地另建方泽（即方丘，古代夏至祭地祇的方坛，因坛设于泽中故称）专以祭地，并在东郊建朝日坛、西郊建夕月坛。这就是明代的件重要事件，史称“更定祀典”。

2、学府公园的李提魔太铜像

120多年过去了，如今坞城路山西大学有李提魔太的塑像，附近的学府公园也有李提魔太的铜像。那天我特意去了一趟学府公园，在东门口一大片草坪的边缘处有一尊外国人坐在椅子上的铜像，留着大胡子，左手抚椅右手拿书，深邃的目光很专注地凝视着前方。我心里清楚，前面不远处就是坞城路的山西大学。塑像前下方的块大理石上刻有简介：“李提摩太（1845—1919），英国传教士。出生于……1902年，利用山西教案赔款在晋创办山西大学堂，任西学书斋总理……现在，山西大学将李提摩太尊为百年前建校伊始的两位创办人之一。”

虽已是寒冬时节，但蓝天白云下阳光柔和波澜不惊，碧绿的冬青还是郁郁青青，大片的草坪依旧绿茵盎然。我静伫铜像前，久久凝视着李提摩太永远深邃的眼神，心里默念：文明世界的真理，不仅有先进的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去寻找，也有外国人历经千难万险给我们送来，并努力地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