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记忆中的省军区一号院

今评媒

邻居

——记忆中的省军区一号院

纪方

那天，刚刚下过一场雪的周末，因事去拜访一位老战友。他住在小寨东路128号，也就是被人们习惯称呼的省军区一号院。

走进大门，我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恍惚之感，六七年时间没来了，对这个本来十分熟悉的地方却感到几分陌生。

说熟悉吧，因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作为省军区的干部，我曾在这个院子住过十多年。院子总体上还是当年的规模，地理方位和功能用途也没变，依然是军队干部及其家属住宅区，其中就有我熟悉的不少老首长、老同事、老战友。

说陌生吧，是院内的建筑设施和布局大变样。当年住过的一排排小平房没有了，呈现在眼前的是七八栋数十米高的巍峨大楼，中间夹杂着几栋豪华的别墅式小高层。院子的住户，也不局限于省军区系统的干部，还有原兰州军区范围的许多离退休老同志，多一半曾是将校级军官。靠院子东侧，离大门口不远，机关幼儿园还在当年的老地方。不过，建筑设施也是鸟枪换炮了。

一号院在我的人生记忆中，有着难以忘怀的烙印。

当年的一号院，建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原为西北局的家属院，1970年前后移交省军区。除了大门口西侧靠近小寨路有一座四层高的老式砖混结构楼房外，其余全部是砖土泥巴墙，或红或蓝色瓦盖顶的平房。房子大约四五米高，泥地砖墙。那会儿很少见陶瓷片、大理石、木地板一类装饰材料，平房屋内多数是用白石灰粉刷过的墙壁，室内大都铺着青砖的土脚地，个别的人家涂抹了一层水泥。房子谈不上什么装饰，规格大小一致的木框玻璃窗户和木板门，没有见到谁家窗户安铁棍棍或防盗网，门上是那种简陋的原始挂锁，没有人装防盗门、防盗锁。不过，也挺安然的，好像没听说过有贼偷过谁家东西。也许是当年的社会风气比较好，也许是因为小偷都明白此处院子里，住的都是带枪的和他们的家眷，不敢进来行盗和为非作歹。

一号院的平房，东西各八排，中间有一条七八米宽，从大门口一直延伸到后院墙根的南北走向通道，既可行人也可走车。看起来朴朴实实又整整齐齐。东八排是政治部的干部住宅，西八排为司令部的干部住宅。住的大都是机关的处长和参谋、干事，也有部分职工。每排住户多少不等，多则十二三户，少则七八户。

我是1977年从机关大院七号楼的集体宿舍搬到一号院东六排2号平房的。一间半屋子约28平方面积加上门口的约4平方米简易灶房。当时家属刚随军，三口人住进去也不觉得窄卡。因为房间里除了摆一大一小两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木条桌，再也没有什么家具。直到1980年夏天，才添置了一个电风扇，一台“海鸥”牌单筒洗衣机。

记得当时的东六排，满共十多户人家。以干部处和宣传文化处的同志居多，还有幼儿园的一户职工。我的西隔壁是李志聪，房子和我一样大，一家也是三口人，他爱人是军区514医院的护士长，儿子和我儿子一样大。东隔壁是于永锦，一家两个大人三个孩子，住的是两间，也不过30多平方米，就显得有点拥挤。再往东数过去，记得有电影发行站的余勇、幼儿园的阿姨常玉秀（职工）、我们一个处的丁慎忠，干部处的刘瑞卿处长和南振杰、石缠旺、黄凤翔、贺志贵、韩建忠等，好像还有两户，记不清名字了。老丁、老于、志聪、余勇，我们几个属同一个处的人，相互关照自不用说。就是不在一个处的，比如干部处的黄凤祥、石缠旺、韩建忠同志等，大家相处也都如同兄弟姐妹，和和气气的。即使不在同一排，前排后排的邻居，平常也是你来我往，彼此相互关照帮扶。每到周末或节假日，平房门前的院子空间，就成了“新闻联播”和说笑逗乐的舞台，大人小孩都喜欢端着茶杯或饭碗到门口，一边吃喝一边谈论时政或说说笑话。到了晚上，有电视机的人家，屋子里总是被放学回来的孩子挤得满满的。附近的小寨商场如来了什么紧俏商品，比如时髦衣料、自行车、手表、新鲜水果、糕点白糖，甚至冬藏食用的土豆大葱白菜类，邻居家也都会互相通告，或相互捎带的采购一些。要说起来，那个年代的生活条件，的确是相当的简陋和艰苦。当时做饭烧水靠自己到小寨煤场购买煤饼或蜂窝煤，或用架子车拉回散装的无烟粉末煤，然后自己动手砸制成煤饼或蜂窝煤块。冬天取暖也是家家生个铸铁火炉，白铁皮烟筒从窗户玻璃上啄个窟窿伸出屋外。到后期才逐步有了瓶罐装的液化汽燃料。那会儿，空调、电冰箱、电视机、小轿车等现代化电器和交通工具对我们来说，是稀奇之物。上下班近一点的步行，路远一点的靠自行车。后期少数人家购置了电风扇、洗衣机和电视机，而且多数是12、14寸的黑白机子，以本省企业出品的“海燕”“黄河”牌子为主。当然也不是每家都有，我们哪一排，十来户人家，有电视机的不过三四户。

有没有电视关系倒不大。作难的是做饭时用水和饭后上厕所。东八排建有两个公用厕所，不管白天晚上，那是家家户户、大人小孩都不得不光顾的场所。每排平房前面的空间里，安装有两到三个自来水龙头，住户一日三餐做饭、洗菜，洗衣、洗嗽，全靠的是这几个公用的水龙头。因为大多数是双职工家庭，上下班时间比较统一，做饭和用水高峰往往就挤在一起了，水龙头就那么两个，有时就得提着个水壶或端着锅盆排队接水，一家接满一家接。好在都是同事和近邻，谁也不插队，而且相互谦让。最尴尬的是上厕所。东六排靠院墙根的那个厕所，是东五排到东八排三四十户人家公用的。男厕女厕两边各有七八个便坑，有时饭后去解大便，往往还得排队等。要是赶上有病呕吐或拉肚子，那可是干急活受罪。男女厕中间隔着一道薄薄的比人高一点土墙，女厕所那边的人说话，男厕所这边能听到；男厕所这边人撒尿，女的在那边也能听到唰唰声。甚至有人不注意“咚”的放个响屁，也会逗惹在另一边蹲坑的人禁不住发笑。所以，上个厕所，都不敢高声谈论有关单位或工作上的事。隔墙有耳，说漏了嘴，被谁听到传出去，闹不好会惹出一场是非呢。

生活居住环境虽然条件简陋，但那会的邻居相处却如同家人，人际关系十分和谐融洽。俗话说，“亲帮亲，邻帮邻”，“好邻居如同一家人”。我当时在机关做新闻干事，经常要下部队或民兵连去采访，有时忙的顾不上照料家。1982年后又调离机关，先后到商洛军分区和渭南军分区任职近五年，常常十天半月回不了一次家。我的爱人随军后安排在总后西安3513厂上班，上下班全靠蹬自行车，经常下班回来比较晚。苦了上幼儿园和小学的儿子，放学时看不到爸爸妈妈去接，有时回到家不能按时吃饭。隔壁邻居志聪、老于和老丁几位老兄家就成了儿子的临时落脚点和免费食堂，几位老兄的夫人对待我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孩子，管吃管喝，有时候晚上，我爱人上夜班，从幼儿园回家的孩子就睡在邻居家里。我在商洛军分区的那年冬天，妻子在小寨煤场用架子车买煤，是邻居家的小伙子帮着推回来的。我星期天回来砸制蜂窝煤块，丁慎忠家的大小子丁军，主动跑过来帮忙垒煤堆。

特别难忘的是1979年春天，我被总政文化部点名抽调去首都参加全军第三届体育运动会组委会的会刊编辑工作，到北京十多天后，正值编采工作繁忙紧张之时，我爱人因突发重病被送进军区514医院。宣传处董治顺处长一方面同上级联系，请求组织安排我赶回西安，一方面安排处里的同志和左邻右舍帮忙照看我那上幼儿园的4岁儿子。整整六七天时间，都是老于、老丁家里人等帮着接送孩子上幼儿园，照顾孩子的衣食起居。在514医院上班的邻居王秀英护士长，经常到病房嘘寒问暖，招顾我爱人。

“同来望月人何处？风景依稀似去年”“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算起来，转业离开省军区和举家搬出一号院30多年了。可是，军区大院的一草一木一楼一物，一号院的那一排排平房和住在平房的左邻右舍，想起来总觉得心里暖暖的，几丝感念几丝眷恋。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和人民逐步富裕起来，人们的生存生活环境都得以改善和大变样。我一家也住进了水电暖天然气一应俱全，四室两厅两卫的高层楼房居室。要论居住条件和生活水准，可以说是小和尚进了大寺庙，今昔没法比。可就人际交往和邻里关系而言，却没有那个年代的亲密无间感，似乎再也回不到住一号院小平房时那种氛围那种感觉。一个小区七八栋高层，上千住户，都被钢筋混凝土构建的森林式方格子框在一个一个的单元围城里，尽管一个大门出出进进，看似曾相识又不知姓甚名谁，是那个单位的。即使同住一个楼里同一个单元的，相处一二十年了，至今还有从未搭过话的，有将近半数人家的户主互相叫不上名字。就是逢年过节，各家也很少串门走动，缺少了那邻居之间相互拜年问候与祝福的喜庆氛围。我有时就有点想不通，如今生活富裕安逸了，为何人际关系却疏远了呢？

人啊，老了总爱怀旧。有几次，我曾在酣睡的梦中回到当年的小寨东路一号院，徘徊在那个东六排小平房前，见到了许多熟悉的好邻居、老战友、热面孔。

亲爱的，你们如今都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