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敦煌和敦煌人的解读

致远斋

　　——读樊锦诗口述

顾春玲撰写《我心归处是敦煌》

一提起敦煌，在脑海里首先反映出的是莫高窟，是莫高窟的壁画和彩塑，是关于莫高窟的球面电影，还有莫高窟景区里面那些高高的白杨树，而不是鸣沙山，不是月牙湖，更不是其它。

2015年深秋，曾有机会到敦煌莫高窟游览，对敦煌及莫高窟的历史和艺术有了初步印象。通读《我心归处是敦煌》之后，对敦煌以及敦煌的历史、莫高窟的艺术以及对莫高窟文化的保护，都有了比较深入地了解。

尽管莫高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敦煌的代名词，但是单纯提起敦煌，它仍然还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敦煌在甘肃省，位于河西走廊和古丝绸之路西端。因为地理位置的重要，产生了莫高窟这样世人瞩目的艺术现象。敦煌产生了莫高窟，而敦煌也因莫高窟而更加备受世界瞩目。

　　敦煌石窟是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石窟的总称，1961年被公布为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可见其文物、文化价值的重要。莫高窟是敦煌石窟的最重要部分。从文物角度说，莫高窟的文化遗产包括石窟和藏经洞出土文物两部分。莫高石窟的文物价值主要体现在石窟建筑、窟内壁画和彩塑，而藏经洞文物则是中华文明集大成者，其文化价值无法估量。

敦煌城东南25公里处，三危山对面，宕泉河西畔，鸣沙山东崖上遗存着从公元4世纪到公元14世纪前后大约1000年开凿的300余座摩崖石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莫高窟。从北朝一直到元末，历经十个朝代，佛教僧侣、平民百姓、皇家贵族各色人等在此开窟、拜佛、禅修、祭祀。莫高窟石窟、壁画、彩塑是我国古代对外关系发展史的生动写照，是中华文化发展史的形象缩影。壁画生动而形象地记录了中原地区与西域、西方各国贸易往来、文化交流、军事行动等诸多方面历史，记录了中原文化对西域文化的融合、西方佛教和西方文化思想对中原文化的影响。著名学者季羡林认为，敦煌和新疆是世界几大文明融合的唯一例证。因此，其文化价值在世界范围绝无仅有。从中国画的角度，要想看到盛唐时期著名画家吴道子、阎立本等人的画作真迹，或许也只有到莫高窟的壁画中去寻找了。

　　藏经洞是莫高窟16窟壁内的一个小型洞窟即第17窟，里面曾经珍藏了大量的手写经文、儒家经典、历史典籍、社会文书、绢画、少数民族活版文字等珍贵历史文物，1900年被道士发现，大量的珍贵文物相继被英法美俄日等国的冒险者所劫掠，等到晚清政府开始集中管理时，已经所剩无几。藏经洞文物的大量外流，使得许多外国机构对敦煌文化研究曾经远远领先我国，造成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尴尬局面。

敦煌莫高窟的兴衰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与丝绸之路是否通畅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西汉开始，丝绸之路的开通不仅推动了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西方文化思想特别是佛教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中西方文化、经济在敦煌汇合、碰撞，产生了千年的以佛教思想为主体的石窟开凿。盛唐是中国古代鼎盛时期，与西方文化交流最广泛时期，因此也是莫高窟最鼎盛时期。元朝时，莫高窟开始衰落的直接原因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元朝幅员辽阔、陆地丝绸之路的衰落，最终导致以后400余年莫高窟无人管理、甚至无人问津的悲惨局面。

　　经过400年风沙侵蚀，莫高窟壁画和彩塑发生了严重的空鼓、起甲、酥碱等病害，还有俄罗斯哥萨克士兵的烟熏火燎，当地牧民的寄居、涂画、当牲畜圈所等摧残，到1943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初，已经是一派破烂不堪、岌岌可危之像。不能不说，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是国民党政府在内忧外患极严重之时对敦煌文物保护作出的明智之举。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清理、固定、防沙、临摹，为拯救、保护、开发、利用敦煌文物打下了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敦煌艺术（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敦煌研究院，为莫高窟文物抢救、保护、研究、利用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改革开放以来，更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到现在为止，敦煌研究院已经形成了集保护、保存、研究、开发利用于一体的科学体系，敦煌学的研究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地位。

　　成绩的取得是几代敦煌人不懈努力的结果。从最早的老所长常书鸿，到继任所长（院长）段文杰，再到《我心归处是敦煌》的主人公樊锦诗及后来的院长王旭东，还有那些仍然工作在敦煌研究院不同岗位上的敦煌人，以及长眠于莫高窟对面墓地里曾经的敦煌人，没有他们，没有他们辛勤的努力与付出，就不会有现在如此辉煌的敦煌。壁画的临摹，病害的治理，文物的考古与修复，对壁画里的蕴藏着的经变故事、世俗生活等内容的研究与确定，洞窟的加固、测绘、记录，彩塑的修复，三维扫描，数字化记录与保存，国际学术研究，国外先进保护技术的利用，国际合作项目的实施，无一不是敦煌人辛勤努力的结果。

在《我心归处是敦煌》里，我首次听到了“莫高精神”这一说，“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深深感动了我。敦煌人大多都在大漠深处一呆就是几十年，如果没有耐于寂寞、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精神是完全不可能有如此坚持的，特别是在经济大潮涌动、价值诱因多元的社会环境下，这样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我相信“莫高精神”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的莫高人、热爱莫高的人、对莫高和莫高人心怀崇敬的人在事业上孜孜不倦、孜孜以求。

　　人贵在心安。一个人的心安于何处，他就会在何处做出非凡的成就，怕就怕在人不知自己的心在哪里。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他们的心归于敦煌，安于敦煌，所以，他们会心无旁骛，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与挫折，也终不会离开敦煌，离开莫高窟，他们会与敦煌、与莫高窟终相厮守。许多敦煌人都曾经历了五十年代反右扩大化和“文革”的不公正待遇，甚至吃过不小的苦头，但他们仍然无怨无悔，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他们心爱的莫高窟。

樊锦诗说：“如果此生找不到自己心灵安顿的地方，如果心灵一直在流放的路上，就犹如生活在漫漫长夜中。当下就是涅槃，当下就是佛国净土，明白了这一点，莫高窟岂不就是我的佛国，我此生的净土。心的力量真是无比强大！而心的强大，就在于正定，在于守一不移。”

　　《我心归处是敦煌》是顾春芳女士根据对樊锦诗几天访谈写作出来的。作者在撰写过程中进行了大量资料搜集、考证工作，为读者比较全面地展现了敦煌石窟的历史、研究史、保护史，展示了莫高窟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以及几代敦煌人的酸甜苦辣，对于敦煌石窟的宣传可谓功莫大焉。

将这本书读完的时候，翻出了夹在书本里的2015年秋天从莫高窟带回的那片树叶，落下这片树叶的就是樊锦诗那些人当年亲手摘下的白杨树。我猜想，这片树叶曾经在挺拔的树干上与独自站在九层楼上的樊锦诗一起看过月夜的清辉，听过九层楼的铃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