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过年》系列故事：三、“钱在哪儿装的？”

长安亦君

《回家过年》系列故事：

三、“钱在哪儿装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段时间一些外地人把西安叫“匪城”，乡下人一提起进城就色变。为西安“赢得”这一恶名的主要是火车站一带。这里充斥着偷盗、碰瓷、诈骗、抢劫和吸毒。其实这些为非作歹的家伙并非都是西安人，他们大都是外地流窜而来的。有句俗话“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些瞎家伙只所以能在这里产卵，生蛐，与当时的车站治安管理不善有一定的关系。

在西安火车站，我就招过几回祸。有一回我和爱人、孩子下了火车急忙朝汽车站赶，我手里提了两个大包穿过广场，爱人牵着孩子跟在我后边。走到广场中央的时候，一个二流子朝我们走来，我一看他的架势，就知道他没安好心，给爱人和孩子说：“走着看着！”

说这话的时候，二流子抡得老高的胳膊已经和我的包撞上了。我没理识他，继续走我的路。他不干了，横在我的面前，恶狠狠地说：“走，走那儿去？看不见把我烟撞掉了！”

我说：“是你撞我了还是我撞你了？”

他说：“都一样，你看咋办？”

我说：“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你还要咋办？”

他说：“说的太轻省了，赔烟！”

我当时正好口袋里有包烟，为了尽快摆脱他的纠缠，我掏出烟盒，从中抽了一支烟递给他：“给，走远些！”

他没有接烟，冷笑着说：“打发叫花子！想美咧，我可是抽这个的。”他用手先比划了一个圆坨坨，然后又扎了两个手指头，“咋说也得给这个数！”

我意识到遇上大烟鬼了。我这时也豁出去了，不知道哪儿来的胆，把包给地上一放，大声喊道：“你想干啥？讹诈吗？没门！”

他被我的气势震住了，瓷马格登地站了一会儿，一把从我手中抢过烟盒，转身就快步走了。我还想要回整盒的烟，我爱人拉了我一把说：“快走，不惹他了。让他拿去！

　　还有一回，是我亲见的一幕，如今虽几十年过去了，但想起来，仍觉得憋了一腔怒火和作为一个男人的汗颜。那一回是过完年去十堰上班。由于出行的人特多，广场上排了好多队。就在离我们不远处，一个农民模样的中年人，背着一个土黄色的大帆布包，急急忙忙地从西边过来跟到一个队的后边。还没等他站稳脚跟，三四个穿着黄大衣的游荡子就把他拽出了队列。其中一个掰着农民的肩膀问：“老头，到哪儿去？”

中年农民看着他们，结结巴巴地说：“甘肃庆阳。”

几个游荡子没有一点过渡的话，直接就问：“钱在哪儿装的？”

中年农民说：“没钱。”

“包里背的啥？”

“衣服和洋芋干。”

掰着农民肩膀满脸横肉的矮个子一把从农民背上扯下了他的帆布包，朝地上一摔，帆布包哗地破裂了，包里的一个塑料袋也被摔坏了，洋芋干散了一地。那天天刚下了点雪，广场上到处是水壕，洋芋干和衣裳都泡在了水里。

中年农民愤怒了，他没吭声，头一弯腰一猫，像个牴娃牛一样向满脸横肉的矮个子撞去，但他没有撞上矮个子，反被一个瘦高个一脚踢到了脸上，鼻血当时就喷了。中年农民爬到地上起不来了。另外一个游荡子叫喊着：“把他衭儿脱了！”接着又朝中年农民头上踢了两脚，中年农民翻过了身。瘦高个把皮鞋尖朝中年农民裤带里一钩，农民的烂裤带就被扯开了，中年农民急忙两手捂住跤裆，但两只手怎能抵住六七只手。一个游荡子扯开中年农民的裤子，从农民的内裤里掏出一沓钱，在农民的脸上拍了一下说：“还藏了个实在！”说罢几个人迅速离开了。这一过程也就几分钟时间。当周围的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几个游荡子已经逃之夭夭，不见了踪影。

这样光天化日下明目张胆的抢劫，竟然没有人敢管。当时还没有手机，报警得先找到警察。等你把星星数清天就明了。我因为自己还要买票赶路，眼看着这位农民大哥坐在地上哭。我的脸在发烧。我狠自己没能帮上这个农民大哥。

说明：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

　　董怀禄，笔名小河水，乡土文学作家，中国新文学学会会员。中学语文高级教师，“中国中学骨干教师”，十堰市首届“十大名师”，精短小说签约作家，《西部文学》副主编。曾任十堰市语言文学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曾担任教育部指定中学生读物《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副主编,公开发表作品300多万字，多次荣获文学大奖，代表作有《家在牛角塬》《黄土魂》《我是啷嘀当》《好好活着》等，2002年元月曾赴北京钓鱼台参加表彰大会，受到教育部和国家关工委领导的亲切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