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父亲逝世百日祭【三】

李东川

2008年春节我们回家时，看到了珙县县委、县政府在二00七年重阳节“夕阳美”活动中为父母“钻石婚”赠送的牌匾。据说在那一年的“夕阳美”活动中，“金婚”有几对，“钻石婚”就只有我父母一对。我母亲是2013年去世的，算起来他们相濡以沫共同渡过了六十六年的时光。能够共同生活六十六的夫妻是不多的，我深信这福份是他们共同修来的。 我是1952年在重庆出生的。 在后来的岁月里，一个奇怪的念头常常缠着我——假如我哥哥不夭折，大字不识的母亲是绝对不会从数千里的山东跑到四川去找我父亲的。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母亲不来找我父亲，父亲肯定会在四川再找一个的，因为我所知道的那些南下干部，至少百分之七十以上，在老家有媳妇的，根本也用不着办什么离婚啥的，就在外面又找上一个年轻有文化最关键是城里的姑娘了。 如果真那样，这个社会现实中实实在在的“我”，会在哪里？ 反过来再问一下:如果我母亲不到四川找我父亲，我父亲和一位当地的姑娘结合，还会是我吗？ 生活的现实是没有如果的，现实是一种存在，而现实存在就是对“如果”和“假设”的否定。 在老家夭折的大哥叫李胜利，是抗战胜利以后出生的。 家里的相册中有一张大哥形象的照片，照片上的母亲，大姑在前排坐着，站在一边是大姑的女儿，我的大表姐；大哥依偎在母亲腿上，大约三四岁的样子，虎头虎脑的很帅气。 1949年，父亲南下后，母亲在老家带着我的大哥，还伺候着年迈的奶奶。大哥那时有三四岁，在一次意外的事故受伤，因医疗条件原因无法治疗而不幸夭折了。 没了孩子的母亲，失去了在老家待下去的希望。毅然于1950年踏上了到四川寻父亲的路程。母亲不识字，唯一知道的就是父亲在重庆市邮局工作。 她就是挎着一个蓝色的印花包袱，从南京乘木船溯长江而上,从来没出过门的母亲,一个人在船上待了半个多月,也不敢和别人说一句话。 母亲后来说:在船上的那些日子,她一直提心吊胆,船在长江汹涌的波涛中总在剧烈不停地摇晃,而她因晕船吐个不停。 在那些日子里她感觉自己真得不行了！ 不过在那里都有好人,船上的一位山东老乡,听说她是到重庆寻丈夫的,自告奋勇地当向导,把她带到了重庆邮政局。 就这样在迷迷糊糊,跌跌撞撞的一个多月后,母亲居然真的找到了父亲。 然而让母亲留下终身遗憾的是她当时没留下那个人的姓名与地址，每每说到这事,母亲的语气中总充满了愧疚。 于是我在想:人的一生中总是充满了无数的机缘,每天,我们相遇的人可能成百上千,一生相遇的人不计其数,但真正有交集,并最终能成为朋友的人也就只是三、五人而已，而母亲相遇的那人则可能是上天安排来为她带路的吧，他的作用也许就是仅此而已。 当我长大些懂点事时，不止一次听母亲说过:当初如果你爸爸不要我，就是一句话的事，因为那时很时兴休了老家的老婆，新娶年轻(我算算其实那时母亲也就只有23岁)有文化、有气质的城市姑娘。 后来父亲也不止一次说起过:当那天你妈妈来到我单位时，确实太突然了。 父亲说:你妈妈没有文化，也从没出过门，居然只身一人，碾转几千里找到了我，她的这股韧劲和毅力就叫我佩服。 母亲说:他永远忘不了爸爸单位的那个人，经常当着她的面怂恿父亲快把她送回老家去...... 我估计那时候父亲肯定也动过心。 从他带领女子中队南下开始，他身边应该不缺年轻的有文化的姑娘。 况且此时的他已是重庆市邮局军代表了。 后来从母亲的言谈中，我琢磨出了那个时候父亲在母亲去留问题上还是摇摆不定的。 母亲对我说:我生了你刚满月，你爸爸又因琐事和我吵了起来，还叫我滚！ 母亲说当时她气晕了，一气之下趁父亲上着班就拿了我的用品抱着我直奔朝天门码头方向走去。 母亲说她当时只觉得脑子一片空白，一路走一路问，终于到了朝天门码头了，才发觉自己身无分文。 父亲说:当他下班回到家时，发现妈妈和我都不见了，当时就急出了一身汗。 父亲说:你妈妈没文化不识字，在这城市里真会迷路的，她能去哪里呢？父亲走着脑子飞快的转着——“朝天门码头”，父亲说:我一下想起了你妈妈一定是去了那里。 1952年的重庆与外省连接的通道，恐怕就只有长江这条水道了。 后来母亲说当她看到爸爸时，眼泪就止不住的往外流，心里那个委屈她一生都不会忘记。 父亲说当他看到泪流满面妈妈时，二话没说就把我从妈妈怀里夺过来，拉着妈妈就往回走。 在后来的岁月里，当父母说起这件事时，都不约而同地说起“对方的不容易”。 父亲说:你妈妈这一辈子太苦了，在老家时，她对你奶奶的好，都是有囗皆碑的，我不能没良心，一个人如果没了良心就不是人了。 “一个人如果没了良心就不是人了”。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们从来没见过父母吵过架、红过脸。 这些过去发生过的事，都是在我们成人后，父母讲给我们听的。 我们家是1953年搬到宜宾的。 那时国家都鼓励生孩子，所以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出生都很密—— 1953年，我妹妹李建华出生。1954年，我小妹妹李建美出生。1955年我弟弟李建川出生。 弟弟出生后，我父亲就做了结扎。 在宜宾地区邮局的事我毫无记忆。 后来在宜宾地委的事自己就有了些碎片记忆—— 比如除四害，能记得父亲半夜归来，把我们吵醒了，我被父亲那个大大的网兜里塞满“叽叽喳喳”的各种鸟儿给搅和得一下睡意全无，一天都处于极度兴奋状态中。 还隐约记得在地委机关幼儿园，我拉在床上后又哭又闹的景象。 记忆比较深的是地委院内的一帮小朋友分成好人、坏人两伙打仗，我扔出的一块小石子一下打中了刘安兵的头部，他一下哭了起来。 我吓得赶紧跑回了家中，不一会刘安兵的母亲带着他来到我们家，母亲二话不说就把躲在蚊帐后面的我拉出来好一顿揍。 当时刘安兵的父亲是宜宾地委书记，母亲是宜宾市委书记。 前几年一位朋友看了我写的这件事，帮助我联系了刘安兵，当我说起这件事时，他竟然没有一点记忆。 刘安兵和我同岁，在那个年龄能记住三两件事就不错了。 直到现在我也不清楚我们家在宜宾地委院子里住了有多长时间，估计有两三年吧，常在一块玩的小朋友也应该不少，但就只记住了刘安兵一个人，而这记忆应该源于我用石子砸破了他的头，在内心留下的深刻印记吧。 在宜宾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带我去理发，当我听到父亲对理发说要给我剃光头时，我一下急了眼，又哭又闹舞胳膊蹬腿的，父亲终于答应我，不剃光头了。 这件看似小小的往事，在后来的岁月中一直伴随着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从中窥见了父亲仁义宽厚的人性。 自记事以来，父亲就没动过我们兄弟姐妹一指头。 自记事以来，就没见父母红过脸，这大概是源于母亲忍辱负重和父亲仁慈宽厚的性格吧。 父亲是一个感情细腻充满情怀的人。 1979年儿子出生，我高兴的马上跑到邮局排队等候给父亲打长途电话，父母的高兴自不必说，在几个月后父母专门回来看望孙子(那时父亲还上着班)，父亲说就是在我给他打电话报信那天，他一下戒掉抽了三十多年的烟，因为他不愿意让烟熏着孙子。 我知道有烟瘾的人戒烟是很困难的，在父亲戒烟这件事上我看到的是一种深沉的爱。 还有一件让我永生不能忘怀的事——2017年当父亲知道我们要一块回山东老家时，他让我们开车把他送到珙县烈士陵园，在那座小山的侧坡上埋我的小妹妹李建梅，她是1960年5岁时患脑膜炎夭折的。当时就在那里挖了个小土坑埋上了。 整整的57年过去了，那座小坟头早已没了一点痕迹。只见父亲到了那处大约的位置上，指挥着我刨开了土层，让我从那里掬起两捧土，放在父亲早已准备好的小红布袋中，当我听到父亲的念叨:“建梅，爸爸来带你回老家了”时，眼中的泪一下掉了下来...... “仁者寿”这个词一下在我脑海中闪现出来，我相信父亲的福寿都是他的宽厚仁慈修来的。 “因果不虚”，对此我深信不疑！ ======================== 待续 这张照片大约拍于1950年，左起:大表姐、妈妈逯克俊、大姑李在莲。前排站立者就是我大哥李胜利，可惜的是大哥照片的损伤我无法修补，欣慰的是大哥还为我们留下了他的影像。 1954年1月，爸爸、妈妈与我和妹妹的合影。小时候就憨憨的我，直到现在身上还带着那份憨气。 1976年我们全家合影:前排左起:妈妈逯克俊、爸爸李在永。后排左起:弟弟李建川、李东川、妹妹李建华。 1979年春节，我和巩珍旅行结婚回到四川与家人合影。 1980年父母回到老家，我的连襟张克玉(二排右一，当时他抱着的是我们刚满周岁的儿子)开着北京吉普212送我们回卧云铺，前排右一是我表弟吕凤祥(1971年回老家时我就住在他们家里)，后排左一是表弟妹刘连君和她的女儿吕群。那次老家之行让人终生难忘，至今我都怀疑只能坐5人的吉普，怎么能挤下大大小小的9个人。 1982年大姑和我们一家三囗到四川与父母合影。 1993年，大姑、表弟、侄女吕群(前排着红衣者)与我父母在汪洋亭合影。那些年我都记不清在汪洋亭留下了多少影，这大概是我父亲曾经参加过“吉山战斗”的缘故吧，这是一种永远抹不去的情结。 1995年春节全家合影:二排左四罗万峰(弟妹)，后排左三王立明(妹夫)。 1999年，父亲带着几个孙子辈的孩子去珙县洛表僰人悬棺参观留影:前排左起:王婷(外孙女)、李科(孙子)、李元元(孙女)，后排左起:父亲、李南辰(孙子)、妹妹。 1999春节全家在珙县“荷花池”合影。 2004年兄弟一家与父母合影，前排左起:李科、李元元。后排左起:罗万峰、李建川、母亲逯克俊、父亲李在永。 2008年8月全家合影，前排右二是儿媳张媛，她抱着李相言，重孙李相言的到来，首度让“老李家”实现了四世同堂，并在后来又有了重孙李允浩，重孙女李玟希，和重外孙陈洵、陈沫，重外孙黄庭熠。 2022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