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百年学脉与军医之路（第四章，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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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关山万重（中篇）

之前我们曾提到，在全面抗战前夜，国民党军队的卫生勤务建设还基本停留在纸面规划上，远远没有达到足够的水平与规模。

大战开始后，中国士兵伤亡惨重，但军队医护力量落后，完全不能应对战争的需要。在这个情况下，红十字会开始在战地救护中发挥重要作用。

当时的“中国红十字会”总部设在上海，战前就开始举办战救训练班，先后培养了几百名学员。淞沪会战开始后，红十字组织救助了44389名伤病员。大批红十字会医护人员在战场上牺牲，可歌可泣。

1937年8月，中国红十字会的苏克己等四位救护员在上海罗店救护受伤的中国飞行员时，被日军杀害。淞沪抗战中，大批红十字医护人员捐躯。

南京沦陷之后，军医学校南迁。中国红十字会则随着国民政府撤到了武汉，继续开展战地救护工作。到了武汉以后，红十字会决定派遣精干的医疗小分队，深入各个战区开展医护工作。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应运而生了。

出任救护总队最高负责人的，是当时协和医院的另一位著名教授、国际知名的生理学家林可胜。他也是这部百年军医史中，继伍连德、刘瑞恒之后的另一个关键人物。

林可胜（1897~1969），中国现代杰出的生理学家，曾任北平协和医学院教授、国民革命军军医总监、国防医学院院长。

林可胜（Rober K. S. Lim），1897年10月15日生于新加坡。父亲是新加坡著名医生兼社会活动家林文庆，曾做过孙中山的随身医生和机要秘书，并在1921年出任厦门大学首任校长。他是本文第一篇中提到的、与伍连德齐名的“海峡华人三杰”之一。
　　
林可胜8岁就被送往英国上学，后来又进入爱丁堡大学学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林可胜在英国远征军中担任军医，积累了战地救护的经验。

他在1924年回到中国（那时林已经入了英国籍），原本打算去父亲所在的厦门大学任教，但当时厦门大学还没组建医学院，于是林可胜就来到了北平协和医学院，被聘为客座教授兼生理系主任。当时他年仅28岁，是协和医学院最年轻的系主任。

1927年，林可胜教授（左一）于协和医学院，与自己的学生和同事们在一起。左二这位戴眼镜的青年叫侯祥川，后来成为第二军医大学的一级教授。

饶毅曾经对林可胜做过一个评价。他认为：林回国后，对中国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

这个说法并不为过。当时才30岁的林可胜，在北平创建了“中国生理学会”并担任第一届会长；又创办了《中国生理学杂志》。1935年，林可胜成为协和医学院三人领导小组成员，并担任执行院长。

林可胜从小在英国文化里长大，既看不懂汉字，国语也说不清楚，中文则只会写“林可胜”三个字。但他与伍连德、辜鸿铭这些生在南洋、学在西洋的国士们一样，是打心眼里热爱中国这个国家的。

1925年，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五卅惨案”，林可胜愤怒至极，带领协和学生上街游行，还积极策划学生救护队，在上海援救在示威活动中的受伤市民和学生。

1925年，上海工人、学生在“五卅”运动中被英帝国主义开枪打死打伤多人，北平的协和师生也上街游行，林可胜作为系主任，带队示威。

英国驻华公使曾派人去协和，并威胁说“我们不希望看到林失去他的英国护照”。然而林可胜的回应则是——他亲笔画了揭露英国人在租界对华人施暴的宣传漫画，还带着学生上街四处张贴。

1926年刘瑞恒离开协和，去了南京以后，协和的战地救护训练就由林可胜接了过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协和师生在古北口一线展开战地救护，林可胜就是他们的带头大哥。

林可胜认为：日寇亡我之心不死，战端一开，就必定是长期的、持久的。于是他在协和医学院组建了“军医救护训练队”（Medical Officer Training Corps，简称MOTC），号召一至四年级的全体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参加，训练他们战地急救和担架搬运等技能，并把自己在“一战”期间获得的战救经验传授给师生。

这是协和医学院学生在业余时间排练的舞台戏，中间的这个搞笑的官老爷，扮演者叫荣独山，是中国现代放射影像医学的奠基人。“九一八”事变后，他紧紧追随林可胜，参加了协和学生救护队。

七七事变前，华北局势骤然紧张。林可胜找到协和医学院的外籍校长胡恒德（H. S. Houghton），建议派遣协和医疗队前往南京待命，以便在战争来临时为前线将士服务。但胡恒德不愿得罪日方，不但拒绝了林可胜，还强令林可胜去“休假”，离开北平。

林可胜带着家人准备回南洋休息一阵子，途经香港的时候，见到了当年的老同事、时任国民政府最高卫生长官的刘瑞恒。

此时淞沪战端已开。和刘瑞恒一席长谈后，林可胜了解到了前线军队救护能力薄弱、大量伤兵岌岌可危的现状。于是他让妻儿自己回新加坡，自己径直去了上海。

刘瑞恒给林可胜写了封信，让他去找当时的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杜月笙（没错，就是上海青帮的那位杜老板）。在杜老板的牵线下，林可胜先后见到了红十字会的秘书长庞清（上海同德医学院院长）和东南医学院院长汤蠡舟。

杜月笙曾经当过连续四届的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前后长达12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曾筹划在松江、昆山、苏州、无锡、杭州等地设立重伤医院，集中收治伤员。

庞清和汤蠡舟都曾在凇沪会战中担任红会的领导工作。他们告诉林可胜，在“八一三”抗战中，他们一度将东南医学院附属医院改建为红十字会第一重伤医院，容纳了数千名伤员。然而这种大型战伤医院的目标太明显了，小鬼子又不遵守国际公约，居然对医院展开了狂轰滥炸。

几天后，林可胜接到南京发来的电报，邀请他前往首都共商大计。到了南京后，国民政府和红十字总会向林提出，请他参与筹建一个五千张床位的重伤医院。

林可胜想起了上海东南医学院的教训，于是向南京方面和红十字总会表达了他的担忧。但没起什么作用，他还是眼睁睁看着这种大型医院，在南京中央大学的校园里建了起来。

不出所料，这种大型靶子很快就又成为日寇飞机的轰炸目标。南京沦陷后，红十字会跟着国民政府撤到了武汉，他们毫不吸取教训，还想再在武汉再建这样的大型重伤医院，理由是“为了政治影响”……

林可胜跟着国民政府撤到了武汉，在汉口叼着烟斗，受命筹建“红十字救护总队”。

林可胜忍无可忍，表示强烈反对。他的观点是：在敌强我弱的抗日战场上，只有灵活机动的救护队才更加适合战争的需要。

在他的建议下，红十字会最终调整策略，放弃了在大城市设重伤医院的做法，下决心组建“红十字会救护总队”。1938年春，总队在汉口成立，林可胜则当仁不让地成为总干事兼总队长。

林可胜为救护总队确立了“救死扶伤，博爱恤兵”的宗旨，订立了八项救护信条：具丰富情感，抱牺牲志愿；本博爱襟怀，献科学身手；作精密准备，求迅速效率；保伤兵安全，增人类幸福。

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苏南、浙江一带设立的重伤医院，收容大量伤员，但救治效率和安全性不尽人意。

林可胜与刘瑞恒一样，属于深度的“英美系”，在红十字救护总队初期的班子组建上，也是举贤不避亲，大手笔地使用协和出身的人担任骨干。

除了副总队长兼副总干事由红会的老人汤蠡舟担任以外，总队下属的总务股、医务股、材料股等机构，都是由自己在协和的学生执掌。例如总务股股长荣独山、材料股股长张先林、医务股股长钱东弈。

荣独山是搞X线影像医学的，是公认的中国放射影像医学奠基人，他的夫人林飞卿，是中国微生物和细菌学领域的泰斗。俩人都曾在协和医学院的操场上，参加林可胜组织的战地救护训练。

荣独山、林飞卿夫妇，既是协和医学院的同学，又是红十字救护总队的成员。

红十字救护总队的另外一对夫妇队员——口腔科的洪民和周继林，二人后来继续跟随林可胜在国防医学院任教，1949年拒绝迁台，后开创了解放军总医院的口腔学科。

张先林也是林可胜的协和学生，此刻已是医术高超的外科专家。他后来离开了大陆，成为台湾地区战后的外科学鼻祖。只不过在大陆这边，后来已经几乎听不到他的名字了。

红十字救护总队里的各个专业组负责人，如内科指导员、外科指导员、护理指导员、医防指导员……也基本上都是以协和师生为主，但有一个例外：就是外科组的两位指导员，除张先林外，还有一位刚从德国回来的屠开元。

我国现代骨科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屠开元教授，留德、留奥归国，时任红十字救护总队的外科指导员。

屠开元是我国现代骨科事业的奠基者之一，17岁的时候离开祖国，考入柏林大学医学院，于1929年获博士学位，并在德国行医，小有名气。

1933年他前往维也纳大学进修，掌握了维也纳学派的石膏固定理念，进而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得到了一个“中国石膏先生”的雅号。

1937年，屠开元听到日寇全面侵华、家乡沦陷、亲人死难的消息，他毫不犹豫的放弃了在德国的优越生活，登上回国的轮船，奔赴国难。

四十多年后，屠开元与徐印坎共同摸索定制化人工关节假体的技术，两位抗战年代走来的医学先驱，生命不息，探索不止。

船在加尔各答暂靠码头的时候，屠开元遇到了一个中国人——林可胜的学生、细菌学博士陈文贵。此人正作为国联的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在孟买研究鼠疫。后来他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任卫生部防疫司司长、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

屠开元和他一见如故，因为屠曾经给林可胜创办的《中国生理学杂志》投过稿，还得到了林可胜的亲自修改。两人觉得世界真小，很有缘分。

陈文贵（1902~1974），微生物学家，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防疫司司长。

在红十字救护总队期间，与屠开元分兵两处，领导武汉以东一线的战地救护工作。

陈文贵问屠开元，回国以后准备怎么办？

屠开元其实也不清楚自己该去哪里。陈文贵告诉他：林可胜现在已经到了武汉，正在组建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屠开元立刻拿定主意，去林可胜那里效力。陈文贵也决定不在印度待了，和他一起回去报国。

轮船载着他们俩到了香港。码头上早早地就停了一辆车，等着他们的到来——这辆车，是“保卫中国同盟”的主席宋庆龄派来的。

宋庆龄让秘书亲自来迎接屠开元和陈文贵，并在香港接见了他们。随后，宋庆龄安排他俩转道广州，到达武汉。

屠开元在红十字救护总队，施展自己从欧洲带回的石膏固定技艺。

此时，林可胜的救护总队已经在武汉成忠街的临时首都医院开张了，并成立了北区、中区、南区三个救护大队，对应当时抗日正面战场的三个主要战区。

每个战区大队又分为两个中队，每个中队分五个小队，每个小队配备内科、外科、药剂、运输人员、司务员、厨子约20人。

这是红十字救护总队的一些骨干队员：内科龚念慈、内科许月娥、口腔科陈约翰。

红十字救护总队的一些骨干队员：放射科孔庆德、检验科叶天星、外科马永江

这种精干、高效的救护队，立刻就在台儿庄战役中大显身手，展示出前所未有的工作效率，李宗仁还特别对此进行了高度称赞。

协和医学院的资助人——小洛克菲勒——感到面上有光，就安排了林可胜、张先林、荣独山、周美玉（救护总队护理专业负责人）等协和人前往纽约，与洛克菲勒家族和美国前总统胡佛一起，在纽约街头上发起募捐，筹集到了大量物资。

可是这件事，也给林可胜日后的磨难种下了祸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