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事

志在远方

　　童年的记忆是零散的、不完整的，有的甚至是模模糊糊的。但我总想把这点点滴滴的东西抠出来，让它逐渐明晰。这大概就算做“乡愁”吧，淡淡的在心头萦绕，却怎么也抹不掉。

印 象 中 的 大 同

一九五四年农历十月初三，我出生在大同。我们在大同住了两个地方，第一处院子记不住了，第二处住过的院子还有印象。

我印象中第二处院子在四牌楼西，门牌号是马市角52号。院子是东西长、南北短的长条四合院，上房、南房多，东西房少。我们家住在东耳房（上房最东边一间）。房子不到20平米，顺山大炕，水泥地十分光滑。在东边的墙上开有一个2尺间方的小窗，与街相通。家里一年四季照不到太阳，只有早晨从东边的小窗会透进一缕阳光。

　　那时候，生活很清苦。为了生计，父亲给母亲揽了给煤矿缝垫子的营生。母亲除了打点家里的家务，就没日没夜的缝垫子。白天，一有空就捻线绳。一缕一缕的白麻，一头栓在碗大的线砣上，一头吊在左手中，右手把线砣一转，等线砣停了，线绳捻好了，绕在砣上，再续上一缕麻继续捻。晚上，洗完锅碗瓢盆，安顿我们弟兄们睡下，母亲就开始缝垫子。矿工背炭的垫子，有一尺多宽，二尺半长，三寸多厚，是用两张帆布，在中间垫上破绵絮、破布头、破麻团等物，然后缝起来。母亲坐在地上，屁股下放个垫子，把裁好的帆布铺在地上，在帆布上一层一层铺好填充物，再把另一块帆布盖在上面，然后上下用夹板夹住，再用卡子把夹板固定好，就开始缝了。缝制垫子的工具，是一把圆把锥子和一根又粗又长的针。母亲双腿伸直，把垫子立起来，用腿夹住，把白天捻的线绳串入长针的针眼里。然后，拿起圆头锥子，在头上磨一下，屏住气，扎进垫子。扎通后，拨出锥子，把针串过去。三寸厚的垫子，扎起来很费劲。母亲在手掌绕了一些白布，一锥一锥扎下去，一针一针缝下去，还时不时地在头上磨一下圆把锥。一直到十一、二点，才上炕睡觉。日复一日，冰凉的水泥地坐久了，母亲落下哮喘的病根，一到冬天，咳嗽不断，一直到老也没有根治。

　　大同人习惯吃两顿饭，每天中午十一点半学生放学时吃一顿饭，晩上六点吃一顿饭。一到中午，我就叫肚子饿，母亲说：去接你姐姐去。我只好出门到路上，等两个姐姐放学回来。接到姐姐，回家正好饭熟。

我们每天的饭菜，都是粗茶淡饭，在最困难的时候，面里会掺很多糠。记得，一次吃了黑豆掺糠的豆面馍馍，我和弟弟都拉不下去，母亲从头上拔下“黑捏棍”（头发卡子），给我们从屁股一点一点地抠，抠出来的疤疤，是一堆散落的杂渣。

　　院子里住了八、九家人家。见面很客气，会互相打招呼，但似乎保持着距离。住在一个院子，互不来往，也不串门，不象农村东家长、西家短的扯闲篇。院子里的杨婶婶，与我们们家关系较好，偶尔互相串串门，说说话，有事也能相互照应一下。院子里不知是哪家的小女孩，和我处得很好。她与我年令差不多，每天吃完饭，我们就在一起玩。有时假扮成医生，打针治病。有时假扮成两口子，炒菜、做饭、吃饭，吃完饭后挨着睡觉。她是院子里唯一经常和我玩的小朋友，但遗憾的是，她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我一直没记住。过春节时，院子中间垒一个旺火。晚上，旺火着了，各家各户放一些鞭炮。之后，大人们站在旺火旁边，说话，互致问候。小孩们围着旺火随便玩。不知谁家的孩子，用筷子串着一个馒头，在旺火上烤着吃，其他小孩都盯着馒头。可是大人不发话，谁也没有奢望。

父亲礼拜天会带全家去公园玩。公园在西门外。那时候，公园收费，每人2分钱。有一次，大姐带我到公园玩，回来时，我走不动了，就让大姐抱着。走了很长一段路，大姐累得喘着粗气，满脸通红，让我下来走，我不肯。看见大姐生气了，我才下来自己走。父亲也带我去过他的单位。他在市工商联上班。工商联是一处北方标准的四合院，四面起脊的大瓦房高高的，伸出的房檐方岀一块天地，院子干净、整洁，给人清静、庄重的感觉。这是个寒冷的天气，刚洗完手的水，往院子一倒，很快就结成了冰。父亲把我领进办公室，这里炉火正旺，温暖的阳光照进屋子，照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上，一片光亮。室内桌椅井然有序，干净明亮，感觉温暖、舒服。最开心的事是父母带我们看滑翔表演。滑翔机场在市区东南四、五十里处，我们是坐公共汽车去的。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坐公交车。汽车快速地向前行驰，外面的阳光在车内一闪一闪的，窗外的树木、田野、河流被抛在脑后。我的心情随之起伏奔腾，别提有多爽快啦！我二老爹在口泉大斗沟矿当煤矿工人，工休时候常到我们家，来了就给我一些好吃的，有时间还带我去戏园子看戏。可是对戏文我一概不懂，也不知看了些啥戏。

离开这处院后，我再没有去过。八十年代中期，在雁北教育学院读书时，想去看看这处院。到四牌楼西边，走了好几条卷子，也没有找到它。

　　

 短 暂 的 七 里 村



六0年，压缩城市人口，我们家被压缩到市郊七里村。

七里村村子不太大，村边有一个池塘，池塘边有一棵一搂粗的大树，显得山青水秀。周边的田野很广阔，眼界开阔，空气清新，一改城市里的沉闷。 我们搬进一处敞着大门的院子。

村子里已经实行了食堂化。父亲买了一个小白铁桶，拿回家里，为吃食堂打饭做准备。可是，不知啥原因，我们一直没有吃食堂。

村子里的小孩很友好。没几天，就和院子里的小朋友熟了。他们带着我到池塘边玩水，互相追逐打闹。有的孩子还爬到树上，我胆子小，从来也没敢爬。有时，我和他们一起到野外玩。村子西南，有一处乱坟岗，墓己被盗，挖出的棺材板横七竖八，死人的红绸子、绿缎子衣服还十分鲜艳，随风飘荡，象阴间传说的鬼旗，瘆得慌。每当走过这里，大家都撒开腿往村里跑。我也带小朋友们到大同城里游玩。几个小孩约好，沿着大道，穿过南门，绕过四牌楼，在繁华的西大街转一转，又原路往回走。

　　秋天，母亲让大姐带着二姐和我去野外拨黍子（不知怎么有的地，是自留地，还是“小块地”，不得而知）。回来时，我们每人背了一梱。走了不久，人人都满头大汗了。大姐背的最多，休息时我见大姐脸胀得通红，头发都湿透了，脸上还有血。

父亲用当年的黍秸勒了好多笤帚。我就喜欢看父亲勒笤帚样子。只见父亲坐在地上，腰上系一根绳子，绳子另一头约一米处绑一根杆面杖。然后把五六股大母指粗的黍秸拢在一起，用手攥紧，形成笤帚的雏形。之后，拿起赶杆面杖，用绳子在笤帚弯处绕一圈，再将事先备好的细线绳，夹在绳子中间，两脚蹬住杆面杖，双腿发力，身子后仰，同时把绕紧的笤帚转着往怀前拉，拉到怀前时，笤帚把上勒岀一道深槽，线绳也紧紧绑在深槽里了。松开绳子后，把线绳打结，用剪刀把线头插进把子深处。这样，再勒第二道，第三道。三道勒好，将把上多余的部分用刀切掉，一把笤帚就勒成了。

那年冬天冬闲时，姥爷来到我们家。一天，我正在街上玩，有一个老汉向我身边走过来，边走边说：“元子，你认不得姥爷啦？”我认真看着姥爷：满脸笑容，头上戴一顶新毡帽，穿一身黑色的棉衣，绑着绑腿，脚穿一双家做暖鞋，肩上挎着一个布袋子。精神、干练。我没有做声，笑了笑，把姥爷领回家。姥爷在我们家住了几天。母亲专门带姥爷到市里转了一天，并在照相馆给我和姥爷照了张相。这是我和姥爷唯一的一张合影，十分珍贵，至今我还珍藏着。

记 忆 中 的 怀 仁



在七里村住了不到一年，我们就搬走了。

六一年，父亲调到怀仁区工作，我们随父亲搬到怀仁城。

怀仁城并不大。从东门到西门长不足1000米，路宽十米左右，路边是石条台阶，台阶上排列着高高矮矮的店铺，店铺都不大。当年东门己经拆掉，只有西门还在。西门是最繁华地段，卖肉丸的、卖糖人的、卖糖干炉的等小商小贩都聚集在这一带，白天熙熙攘攘的。到了晚上，店铺歇业，打上门板，整条街都黑不隆冬的，只有西门这边亮着灯。东门城墙下，有一个看守所，看守很严。只能看见好多犯人，穿着蓝灰色的衣服，外披一个马夹，在城墙上挖土劳动。

　　我们家住在东关的城墙外。这是一处大杂院，院子里住了不少人家，我们住东房。岀门就能看见上房住着一位身材颀长的长者，走路不紧不慢、说话文文雅雅、做事慢条斯里，象是个有文化的人。平时很少说话，很少和人来住。他家有一台老式收音机，吃完晚饭后，就端坐在椅子上，听一会广播。我经常趴在他家窗户，看那台收音机。和我们并排住的，有一个小男孩，头发蓬乱，鼻子上时常挂着鼻涕，嘴中的牙不整齐却经常呲着嘴。相貌不怎的，人却很热情，见面就“哥哥”、“哥哥”的叫。你有啥事，他都抢着帮。他的母亲也很热情，经常到我们家串门，帮母亲做事。

我在怀仁东关小学上了一年级。父亲领着我去学校报到，老师问：“叫啥名字？”“赵志元”父亲回答。老师想了想说：这个名字不好，叫赵斌吧。父亲没有做声。就这样，我在东关小学当了一年“赵斌”。但是，老师什么样子，学校什么样子，上了些什么课，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我们在怀仁城住了一年多时间。七十年代后期，母亲又随父亲住到怀仁，还分到了房子，一直到老。

　　

初 回 圪 坨 村

六二年，继续压缩城市人口，我们被迁回老家圪坨村。

送我们回村的是父亲单位的大马车。行李衣物、锅碗瓢盆等装了满满一马车，母亲和我们弟兄几个抓着绳子爬上车去，坐在上边的行李上。车子一路颠波，摇摇晃晃，晃得人直头晕。走了一段路，我们就开始呕吐。一路上，车子不停的颠波，不停的晃，我们也断断续续不停的吐，很难受。天黑前，赶到应县的罗庄村，在罗庄打尖住店，住了一晚。第二天天明又继续赶路。罗庄离我们村二十来里地，半前响就到了。 当时正是山药开花的季节，白色的山药花星星点点，好大一片，很是美丽。田野里庄稼正旺，郁郁葱葱。圪坨村掩映在一排大树的后边。中午，我们在姥爷家吃了顿饭，下午就回到自己家。

我们家在一处农村四合院中。上、下房五间，东、西房三间，都是砖墁房。这一处院子，是爷爷分家时，分给大老爹和我们家两家的。土改时，大老爹被划为富农，那一半院子被没收充公了。剩下我们的一半，由于迁出外地不住，一直也被村里占用着。农业合作化时，用作合作社社院，称“东社”（村子西边还有“西社”）。人民公社化后，又成为生产小队的队房子。院子里除了一间队房子（记工房）、两间仓库一间草房外，其余都成了牛圈。院子的大门很大，能进岀牛拉车。进了大门，院里停着一辆木轱辘大牛车，西房房檐下放着两张犁地的木犁。东西南房都没有窗户，在院中能看见喂牛的草槽。满院子的牛粪味。

生产队给我们腾出两间东上房。堂间是从地面到房顶的接山窗，窗户是棱形的小格子。屋里还保留着生产队做粮仓的一道墙。里屋的窗户是五寸间方的小窗空，糊着一层麻纸，黑洞洞的。我们就这样搬进来，安顿下来了。

圪坨村在周围三乡五里算是个大村子。有2000多口人，12个生产队。村子里街道不整齐，七拐八弯的。房子除老爷庙、家庙（李家祠堂）、龙王庙三处瓦房院外，其余都是土坯房，好的房顶墁一下砖。还有一些土窑洞。村里有一所学校，在老爷庙。有一个供销社，在家庙。有个戏台，在龙王庙。

　　回村后，我上了二年级。学校就在我家旁边，高高的砖表围墙，大门是砖碹拱形门，拱顶挂着“圪坨完小”四字。院里很宽阔，当院有一棵高大的杄树，树上挂一口大钟，钟挂的很高，“铛、铛”一敲，全村都能听到。上房的五间正厅一隔为三：中间是三间宽的大教室，西边一间是办公室兼男教师宿舍，东边一间是女教师宿舍。东西房各三间，东面三间是二、三年的教室。教室里靠墙一面盘一条长炕，炕上摆着一行一行的四条腿长条櫈，南北山墙上各有一块黑板。上课时，学生坐在炕上，二年级面向北面的黑板，三年级面向南面的黑板。

教我们的是一位女老师，姓龚，刚从学校毕业，梳个剪发头，说话文文雅雅的，很温和。两个年级的学生，下课可热闹了。有的在黑板上乱写乱画，有的在地上追来跑去，有的在低櫈子上跳过来跳过去。有个小女孩在櫈子上走，没站稳，櫈子倒了，碰破了鼻子。学生报告了老师，龚老师气哭了，一边揉眼泪一边说：“我教不了你们了。”

那时候，上二年级就开始上夜校（晚自习），孩子们每人从家提一个小煤油灯，到晚上三、四十个小灯点着，直冒黑烟。说是上自习，其实大部分没事干，叽叽吵吵地小声说话。老师来了，就安静一会。老师一走，又开始叽叽喳喳。一个小时自习上完，学生们都熏成黑鼻孔了。

学校紧临村子的大南街，无疑成为全村的活动中心。学校西墙角有一块大石头，成为人们的聚集地。每天晚上，台上坐的，台边站的，围成一圈，说东道西，家长里短，瞎谝一气，夜深才逐渐散去。白天，还有一些不能岀地的老人、老汉，坐在大石头上瞭大街。学校南墙上打了一块黑板，不时公布村里的大事小情。学校西墙是一面标语墙，写着：“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几个大字。标语会不断更新，文革时期换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后来又换成“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等。学校的后墙是文化墙，每年“六一”和新年学校都会出一期板报，把学生的优秀作文抄在大纸上贴上去。文革开始，大字报贴满了整个后墙。之后，还贴过“刘、邓、陶”、“彭、罗、陆、扬”等“黑帮”的丑化头像。

　　当时，村里还很落后。十二个小队，每队有一辆大车。车轮是本轱辘，直径够三、四尺，为结实在轱辘上钉上大磨菇钉，轱辘一转，地上辗出一个个小坑。所以田间大道上，都有两道深深的车辙。大车使换两头牛，一头驾辕，一头拉套。人常说：“老牛慢道”。牛拉车总是慢悠悠的，任车馆“哈哈哩哩”的喊，也无济于事。急了，在牛屁股上用笨重的鞭子抽几下，也会跑两、三步，之后又恢复了原来的步子。全村只有大队有一辆胶轮马车，一头骡子驾辕，三头骡子拉套。骡子头上系着红樱，脖子上戴着串铃，走起路来唰唰作响。赶车的是本家叔叔，衣服穿的干冷利落，手扬带红穗的长鞭，甩得“啪”“啪”山响，象领导开车的司机，很神气。村里耕地还使用笨拙的木犁，一头老牛，拉一张木犁，一天耕不了二亩地。村里大部分人家都有一辆手推小车，轱辘也是木的。木轱辘是几块木头拼成的，并不很圆，走起路来会发岀“个登”“个登”的响声。

　　秋天到了，母亲开始随着队里的妇女参加劳动。割田、刨山药等，啥活都干。

最让我们家头疼的事是分山药。生产队的山药都是白天刨，晚上散工后分。我们家有四个农业人口，每人分十几斤，母亲就自己拿个袋子，用绳绑住，自己背回家。每人分二、三十斤，就得央求一些有小车的，给随带着捎上。再多了，就得雇人了。自己在地里看着，等人家推完了，再返回地里给我们推。雇的这些人，也都是能说上话沾点亲的人。完事，母亲总会一元、两元的给人家塞一些钱，虽说不要，最终还是收下了。一个秋天，每人大约分三、四百斤山药。为这，不知求了多少人，落下多少人情。

　　我最烦恼的两件事，一个是拉风箱，一个是拉碾。中午放学，肚子正饿，母亲忙着做饭，让我帮忙拉风箱。当时，差不多每天都吃茭子面（红高粱面）饺子。和好面，分成一个个面剂子，再把面剂子捏成小圆桶形状，里面塞好多山药丝掺野菜的馅儿，村里人叫“大肚饺子”。这种饭费火，放在笼里得蒸小半个小时，时间短了，里面的馅儿就夹生。我抱住风箱把，“一、二、三、四、五…”的数，数一数看看上气了没有，看了好几回，锅里才上圆气。母亲说：“回回气吧。”我一个高高蹦岀去。过了一会，母亲继续烧火拉风箱，直到把饭蒸熟。

我们家差不多一到星期天就得推碾磨面。星期天用碾子的人多，一到五更，母亲就拿个箩子，里面放些粮食，去占碾子。回家赶紧做饭、吃饭，锅也顾不上洗，就引上二姐和我去推碾。到了碾房，母亲把一些粮食摊在碾盘上，母亲推一头，二姐推一头，我够不着碾棍，就在碾棍上绑一根绳子，在前面拉。开始挺新鲜，我拉着碾子隆隆地跑，不一会就上气不接下气没劲了。越走越没劲。就这样，围着碾盘转呀转，转的头昏眼花，天旋地转。好容易碾完了第一遍，母亲把碾盘上的粮扫在一堆，腾出一块空地用箩子箩面。我赶紧跑岀院子，抱着头坐在台阶上。箩完面，剩下的还得碾第二遍。我硬着头皮拉起绳子，又围着碾盘转起来，头还在晕，天还在转。此后，一到拉碾时候，心里就烦恼，但也无可奈何。直到六十年代后期通了电，附近村有了磨面机，我们就推着小车走十几里路排队磨面。虽然一等就是半天，也比转碾道强。

　　我在圪坨村住了将近三十年，九十年代初才带着妻儿住进浑源县城。这里，是我人生的起点，也让我度过了青春年华。是这块贫瘠的土地滋养了我，也留下太多的甜酸苦辣。我深深地眷恋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