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记忆中的老郑州》儿时郑州之十五一一我的小学母校——南学街小学（修订）

【回首】史金腾

郑州早期的学校

清朝末年，郑州知州叶济在城西隅南学街训导衙旧址，开办郑州高等小学堂，清末举人赵星阶受聘任学监（校长）。1913年，该校一度又迁到书院街，1922年，因在书院街重建郑县中学，所以学校又搬回了南学街，南学街高等小学堂是郑州成立最早、校舍最多、有着百年建校史的小学。

南学街小学在1932年称为郑县县立第一完全小学。1940年为郑县维新中心国民学校。1948年10月郑州解放后，更名为郑州市立完全小学。曾一度改为红光小学，文革后学校恢复为南学街小学至今。

　　我在南学街小学接受了启蒙教育。抗战胜利后，我在南学街小学读到毕业。我母亲1949年后一直在该校教书，直至1965年离休。民国初年，我姥爷从私塾转入高等小学堂，是在这所学校毕业后从教的。

当年南学街小学的教室有三排，学校发展为14个班，学生近千，为给师生提供一个集会场所，1923年清举人赵星阶的堂兄赵继谦接任校长后，赵继谦提议募集捐款修建了这座学校大礼堂，并得到了当局的允准。后经多方筹资，历经一年多，最终建成了当时郑州最早、最大、最气派的学校大礼堂。

该礼堂为砖木结构，大梁三丈余，前后出厦，上覆琉璃瓦，蔚为壮观。礼堂内有一转楼，演出时前楼和左右楼为包厢。舞台正面挂着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大礼堂在最后一排的西头，舞台后面临着一个教室，演出时兼做化妆室。

我读二年级时，选我参加了学校举办的一次演讲比赛，演讲稿是班主任宋安寓老师写的。演讲内容我现在还记得，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汽车司机王阿毛把日寇装有枪支弹药的汽车，开进了黄浦江英勇就义的故事。

演讲比赛在这个大礼堂举行，楼上楼下挤满了师生。当时抗日战争胜利，民众情绪激昂，加上故事感人，我的演讲被评为第一名。这是我童年时代一件难忘的开心事。

1947年前后，大礼堂被国民党军队占用，里面住满了伤兵。有断胳膊断腿的，有伤口溃烂化脓的，伤兵们整天骂骂咧咧，呻吟嚎叫，令人害怕，学生们都不敢靠近，影响了我们上课学习。母亲怕我和姐姐耽误学业，让我们俩暂时转学到关岳庙小学，几个月后这些伤兵转走了，我俩才回到了南学街小学。

张淑贞老师——我的母亲

张淑贞老师是郑州市南学街小学教师，她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母亲。我母亲生于1912年农历八月初八，出生在郑州石佛乡瓦屋李村一个耕读之家。母亲的爷爷是私塾先生，思想开明，所以张家的女孩从小都可以与男孩一样读书识字。我母亲从6岁到12岁，在自家私塾里受启蒙教育，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劝女歌》《论语》……

1924年，我姥爷张兆琨是明新中学的国文教师，我的姥姥、母亲、姨母、舅舅随外祖父进了城，母亲成为郑州最早的女子小学首届学生。郑州女子小学是郑州西大街赵星阶举人办的新学，所以，我母亲成为郑州第一批接受新学教育的女性。

由于我母亲学习基础好，1928年她小学尚未毕业，就考入国立开封女师，获得了六年公费学习的机会。1934年毕业后，母亲先后在郑县女子小学、郑县七小、郑县中学、南学街小学从事教育工作，至1965年离休。

我母亲张淑贞老师爱她的学生。她在南学街小学教书时，每年都是毕业班的班主任。1954年她接替了一个最令人头痛的六年级己班，课堂上乱嚷嚷，学生们互相扔纸球、换座位。

她做家访，召开家长会，从各方面分析学生不守纪律的原因，了解各个学生的个性、特点、爱好和习惯，我母亲慢慢地成了孩子们的朋友，学生们更爱老师，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感情。即使是最顽皮的孩子，经过她的耐心教导成了好学生。

六（己）班有个学生桀骜不驯，惹是生非，不好好学习，谁见了都摇头。我母亲主动去接近他，她发现这个学生爱运动，母亲就陪着他练跳高，给他放杆量高。后来，通过耐心交谈和亲切关爱，我母亲渐渐成了他的朋友。帮助他改掉了坏习气，学习成绩直线上升，后来顺利考上了中学。每逢节日假期，这位学生常来我家看望她。小学毕业时，原来又打又闹的六（己）班学生们像兄弟姐妹一样，中学升学考试，六（己）班名列前茅。

母亲对教学工作兢兢业业。我夜半醒来，常常看到她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批改作业。第二天一大早，我母亲夹着厚厚的作业本，向学校匆匆走去的背影，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她忠实于教书育人的事业，当时的《郑州日报》以《桃李满天下》为题做过她的长篇专访报道。她被评为“优秀教师”，被推举为郑州市第一届和第二届政协委员，选为管城区人民代表。她的学生中有工程师、教师、医生、军人、国家干部，真是桃李满天下。

我的母亲一生克勤克俭，当时的小学教员收入微薄，常为交不起学费或买不起课本的学生垫资缴费。

我母亲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能力，她年年送的毕业班升学率高，完全出自她敬业和对学生的爱。在母亲眼中，学生就是自己的儿女。

母亲对我要求很严格，记得有一次我到她的办公室，正好有位老师在墙上挂图表，让我看看挂得正不正，我抬头看了一下便说：“差不多。”我母亲马上停下手中的笔，严肃地对我说：“你要站在图表正对面，仔细看看，比对图表的两侧上下，不能说差不多啊！”母亲这种态度严谨，做事认真，影响着我的一生。我既是她的儿子，又是她的学生，我小时候顽皮，若与同学发生争执，就是我有理，她也总是先批评我。

母亲的乐善好施成为我们的家风。1949年，国家征用我家在东大街的住所，搬到南大街，得到了一笔搬迁费。当天晚上听到邻家有人哭了一夜。第二天得知是因为孩子有病，无钱医治，我母亲毫不犹豫把钱送到邻居家人手中，为孩子治好了病。

我和妻子同济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湖北孝感，我是外科医生，妻子是妇产科医生，都是医院中最忙的科室，还经常下基层巡回医疗。我母亲离休后，为了我们全身心投入工作，帮我们带孩子。后来，妻子参加援助阿尔及利亚医疗队。我母亲一个人带着3个孩子回到了郑州。我和妻子从未受过孩子们的拖累，这都是我母亲的辛劳。

受组织照顾，我和妻子1987年调回郑州，我们一家人才得到团聚。此时，我母亲已积劳成疾，双目失明。我们虽然不能使她重见光明，但可以悉心照护，让她过上四世同堂最舒适和温暖的晚年生活。

2003年2月7日，农历大年初七上午9时，我母亲安详地走了。那时我正和朋友赴非洲考察结束到达香港，闻讯火速赶回郑州家中，跪伏在母亲遗像前失声痛哭。

　　母亲走时我不在她身边，没有与母亲见上最后一面，成了我终生的愧疚。

我们把母亲的墓地选在云梦山庄塔下，那是我四年前就置办好的。出殡那天，天降大雪，大地一片银白，像我母亲一生质朴、纯洁的品格。

母亲走了，虽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但她为人善良宽厚、克勤克俭、敬业执着、贤慈质朴的品质是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