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18px;"> 一九七八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题为《光明的中国》,我跟杨长远,在跨年夜读后的懒睡中,被公社大喇叭吵醒,第一时间听到的就是这篇社论。在这篇充满激情的文章中,提出了中国将向何处去?这个发人深省的严肃问题;记得我跟杨长远躺在床上,听到这句话,坐起来伸了个懒腰,异口同声地大声说:我们要回重庆去!然后相视一阵大笑。经过第一次高考,我俩并没在挫折面前止步,反而越挫越勇,无所畏惧,信心百倍,更加坚定了继续前行,去迎接一九七八年高考的决心,即使是在元旦节那天,我们也没放下手中的书本。</span></p> 天高任鸟飞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18px;"> 一九七八年农历戌午马年,春节是公历二月七日。由于四川省这次恢复高考的首次考试,将大专和中专考试,也纳入到了这次高考同时同卷进行,因此大专和中专学校,没有再出题另考,只是按批次进行了录取工作。很多学校的体检工作及录取新生的通知书,都是在一九七八年春节前后,陆续完成并张榜发放到考生们手上,有些院校还给未录取的考生,寄去了未录取通知书。双路区及双路公社,考上大专和中专的考生亦不多,与李保平同在五星大队知青点的钟全红,被校址在四川灌县都江堰的四川省林业学校录取。周明由于当时已经在学校工作,必须按对口专业报志愿,所以他只能按规定填了成都体育学院,但还是没有被录取。后来据来丰都招生的老师告诉他说,本来他已经上线,但学校和县里不愿意放他走,所以七七年也没被录取,只得七八年继续报考。</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8px;"> 当年川汉公路宣传队几位队友,对一九七七年高考仍记忆犹新:陈志平那时已经在南川某国防厂工作,白天要忙于生产,只能利用下班以后的时间,每天复习到深夜,第二天又要照旧上班开机床。他按自己的爱好,考前报了文科应试,考完后自我感觉还可以。直到春节前夕,他意外地收到涪陵地区师范学校的来信,拆封来看才知道,自己被高师班三年制中文专业录取,当时心里就凉了半截,他在考前填报自愿时,选择的学校有复旦、川大、西师等几所大学的历史系;由于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目标,打算放弃。后来学校来电话催问去不去,他特意回到丰都家中,征询父母和老师的意见,他们都认为学文科政治风险比较大,不如七八年改考理工科,他想想也就同意了,然后全力以赴突击数理化,重新备战一九七八年再考。队友李世科,当年报考理工科,被重庆工业校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录取,愉快地回到山城就读。另一位队友余晓灵,从川汉公路被遣散回丰都以后,在一村小任代课老师,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特别渴望实现自己的大学梦,但一九七七年,他属未下乡城市病残青年,不符合报考条件,因而失去参考资格,所幸还能参加一九七八年高考。</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18px;"> 我和杨长远废寝忘食地复习,一直坚持到春节前两天,才去乡场用粮票换了些鸡蛋,又买了些年货,正好与几位要回家的解百知青相遇,一行人又相约同船回到重庆;那一趟上水船的气氛,与以往大不相同,从归家心切的知青眼中,可以看到发自内心的欣喜和渴望,那些神采飞扬的年轻人,一看就知道,一定是高考取得了好成绩,或者刚刚获得了学校录取通知书的知青,他们的兴奋溢于言表,真的感染了全船乘客,虽然绝大部分知青,仍然还在农村苦苦挣扎,但那些已经脱离苦海的人,向大家传递出了非常积极的信息和希望,在令人产生羡慕的同时,也让他们看到了,自己可以即刻去为之拼搏的未来;无论是在闹哄哄的大统舱中,还是过道上、餐厅里、船舷处等等地方,都可以发现许多手不释卷的年轻人,其中也可能有刚落榜的知青,又在争分夺秒,心无旁骛,知难而上,刻苦学习,为几个月后将再次降临的,可改变一生命运的高考而奋斗。</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8px;"> 一九七八年春节,山城处处充满了非同寻常的蓬勃生机,除夕之夜,家家户户都沉浸在多年不见的欢悦里,我堂兄周长国也来我家过年,那时他从部队转业回来,在重庆出版社,已经工作了一年多,我伯父伯母一家都在多年前,支援三线建设,去了攀枝花,只把他留在了重庆,初中尚未毕业,他就参军去了云南保山,在劳改农场做文书,从小喜爱无线电的他,在部队期间,早就利用空闲时间,自学完了初高中,甚至部分大学的基础课程。这次高考,又一次改变了他的人生,他以高分考取了当年的重点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雷达专业,毕业后又考取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生,赴美留学完成学业,成为了洋博士。让人无法预料的是:我重庆二十一中宣传队的同学,高中时比我大一年级的袁康,那年竟与我堂兄成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同学。</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18px;"> 一九七七年这次高考,我原来在重庆二十一中高中班的同班同学,有很多人都参加了考试,但被录取的只有两个女生,她俩都是我校老师的子女,黄萍被四川医学院录取,李红被南充医学专科学校录取。李红告诉我说:那年她是在重庆北碚九十七中参加的高考。考试前一天下午去看考场,学校操场上挤满了参加考试的人,估计有两千多,年龄参差不齐,差别很大,以高七四级以后的学生为主。当时她在北碚城郊一所中学代课,考完后仍回到学校去上课,因觉得自己考得不好,完全没有去上大学的思想准备,心想学期结束以后就不再代课,打算回家去好好复习,准备来年再考。某天下午第一节课间,学校老师告诉她:你妈妈来学校找你,快去办公室。她当时以为家里有什么事,没想到她母亲是来转告她,填写高考自愿和体检的。当时她所在学校的带课老师比较多,同校参加高考的老师,就有七八个,后来只有她和一个高六七级的老师考上了。</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18px;"> 2022年1月23日于重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18px;">(文中图片除高中班委会同学与班主任刘老师集体照,以及本人照片由好友王林拍摄外,均来自网络,致谢原作者。本文在编写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受到朋友们关注、点赞和支持,特别是当年许多知情者、当事人不断给我提供的许多新情节,丰富了本文内容;还有一些知名作家和专业人士,给予我热情的点评和点拨,激起我更加坚定,要认真完成本文的信心,激情和动力;还有不少读者数着日子,真诚地期盼着新篇的发布,让我不敢有一丝一毫懈怠和懒惰,鞭策着自己更加努力前行;向大家致以最衷心感谢)</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15px;">【本文作者】笔名博毅,越人后代,祖籍宁波,生于重庆,理工男,教授级高级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道桥系和建筑系;现任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理事,地域建筑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山地建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建筑学院名誉院长;重庆交通大学客座教授;重庆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专业委员会委员;曾担任过重庆市设计院副总建筑师,海南分院副院长,第二建筑设计所所长。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重庆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西部设计院)总经理、总建筑师,周毅工作室主任;重庆建筑工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副院长,执行总建筑师,董事,兼三分院院长,其间兼任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建筑学院院长近八年;退休前任重庆同和建筑设计事务所董事长,总建筑师。从业三十多年来,担任总设计师和项目设计主持人,亲自完成过近两百来项复杂且具有重大影响的重点项目设计,曾获得过詹天佑奖、鲁班奖、城市标志性建筑设计奖、世界华人建筑师设计奖等奖项,撰写和发表了《吊脚楼,一座城市的故事》、《大型国际会展中心设计初探》、《关于加快调整和完善重庆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思考》、《感悟山水文化》等学术论文。退休后加入重庆某合唱团,除了唱歌、排练、比赛以外,旅行、摄影、写作、做家务、从零开始学弹钢琴…,忙得不亦乐乎!</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