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1977级大学毕业40周年

郎好成

前言

2022年1月是1977级大学生毕业40周年，这是一届应该浓墨重彩在中国教育史及社会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毕业生。

1977年12月恢复了因文革中断了11年的高考。当年570万考生，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有不少有过知青经历，年龄跨度从20几岁到30几岁，是文革前后最具奇葩的一届考生。其中只有27.3万人录取，录取率4.8％，是历届高考录取率最低考上大学最难的一年。

经过大学4年的学习完成学业，拿到了学士学位证书，走进了新的人生征途。这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届毕业生。他们在其后的几十年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一晃40年过去了，目前这届毕业生已整体步入退休，他们正用蓬勃的朝气过好晚年生活，也有的还在贡献余热。

本专辑记录了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经济两系77级大学生纪念毕业40周年的活动。包括聚餐纪念会、诗词纪念、文章纪念等。以共同回忆40年前的4年大学生活，回顾40年来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共祝祖国更美好，人民更幸福。

作为其中的一员，这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特作本专辑以纪念。

一、聚餐纪念

2022年1月14日，在京的北京师范大学1977级哲学、经济两系的15位老同学欢聚一堂，共同纪念毕业40周年。

1977年12月，同学们参加了因文革中断了11年的高考，有幸被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录取。1年后政教系分为哲学系和经济系，这届学生又成了北师大哲学、经济两系（后改为学院）的首届毕业生。

席间交杯换盏，畅谈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畅谈40年的工作历程和退休后的点点滴滴。感慨祖国的发展变化，感叹人生的丰富多彩。

二、诗词纪念

1.回首沧桑

2.不惑毕业歌

3.师大毕业40年纪念

4.1977级大学毕业40周年

1.回首沧桑

张伟斌

回首沧桑四十年，

斗转星移今笑谈。

盛世年华催人老，

相逢聚首尽皓颜。

当年携女读师大，

岂忘酸辛涩辣咸？

青葱岁月忆犹新，

穷经皓首苦亦甜。

2.不惑毕业歌

一一贺众学友毕业40年聚会

许新源

改革开放国运转

首复高考入师园

老少相呼寒窗读

珍时握机学海间

忘怠四载不释卷

豪情志投强国建

不负时代好春秋

学肄争赴百业前

戮实潜心四化愿

各领风骚奏响弦

吾辈功献任后评

国立世林谁不羡

毕业四十不惑年

笑弹人生续旧缘

古稀鬓灰重聚首

乐阅国梦而立现

3.师大毕业四十年纪念

贾轶峰

风云际会四十年，

吾辈劬奔展志酣。

星移斗转再聚首，

蓦然相顾竞皓颜。

平生多少成败事，

尽可付之一笑间。

只忆昔年妙龄趣，

勿谖师大育英贤。

4.1977级大学毕业40年

郎好成

今天同学们聚在一起庆祝大学毕业40年，

40年前拿到了学士证书我们告别了大学校园。

1977级共570万考生仅有27.3万与大学结缘，

录取率仅为4.8％考上很难。

这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

毕业后插上翅膀开始了人生的新起点。

我们曾在4年学习中留下许多精彩，

更在40年的拼搏奋斗中不留遗憾。

用青春如火定义我们40年前，

用大鹏展翅定义40年美梦圆。

人生总是昨天、今天、明天，

昨天无悔，今天拼搏，明天灿烂。

人生总是梦想，理想，实践，

我们用一生的奋斗把理想实现。

40年祖国沧桑巨变，

40年世界地覆天翻。

40年我们交出答卷，

40年为国做出贡献。

大学4年我们经历了中美建交，

经历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

经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经历了中国女排登上世界冠军奖坛。

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经历了拨乱反正冤假错案的平反。

经历了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

经历了又一个科教兴国的春天。

经历了我们走上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我们也从此成为新征程奋斗的一员。

告别可爱的同窗尊敬的师长，

在历史的长河中披荆斩浪。

回首往事我们有成功有失误有悲伤，

更多的是我们竭尽所能实现了梦想。

一年又一年的春夏秋冬，

我们付出汗水播种希望。

共和国艰难前行的征程上，

有我们的贡献我们的成长。

我们曾经有过昔日的辉煌，

我们曾经踏入成功的殿堂。

今天我们已全部步入退休，

我们依然在迎接每天的曙光。

毕业的钟声一年一年敲响，

一年又一年告别熟悉的同窗。

一代又一代的学子，

擎起事业的大旗奔向前方。

在人生的五彩路上，

绘出永不谢幕的篇章。

愿过去的岁月都化作深切的回忆，

愿美好的一切永留在心房。

让我们举杯互诉衷肠，

让我们永远怀揣梦想。

让我们友谊一如继往，

让我们生活充满阳光。

让我们依然展翅高飞，

像小鸟一样在天空翱翔。

三、入学40年的纪念

4年前，2018年3月3日，是我们大学入学40周年。1978年3月3日，是我们进入大学开始学习的日子。

在入学40周年之际，我们回母校举行了座谈会、聚餐会，听取了校友会、学院领导对学校发展的介绍，和当年教课的老教授、老领导欢聚一堂。许多同学还做诗以纪念入学40周年，现选登如下。

1.入大学40年聚会有感

2.致同学

3.致青春

4.慷慨陈歌

5.十六字.缘

6.向入学40周年致敬

1.入大学40年聚会有感

马捷莎

日月穿梭，百转千回，

花甲古稀之年，

师生们欢聚在母校，

纪念入学40周年。

岁月之痕……

印刻在我们的面颊，

霜白了我们的鬓发，

丰富了我们的精神，

宁静了我们的心灵。

这些，不能不感怀母校的恩泽。

母校是瀚海蓝天，

培育了无数的英才。

我不是英才，

但成为母校的

瀚海一滴，

蓝天一缕，

此生足矣。

生命已到古稀，

古稀不是富人的专利，

也不能为权力所左右。

它属于看淡人生而又热爱人生的物我包涵，

属于在大千世界里懂得自己的芸芸众生。

我们既不自卑，也不炫耀；

既不为物喜，也不以己悲。

我们不计算今天和明天，

尊重大自然的选择，

远比介意苦乐划算。

人生百年，

终要回到原点。

名缰利锁，

无人能躲过奈何桥。

最好的人生就在自己手中，

怎样度过，

全凭我们的心态。

亲爱的母校给了我们良好的起点，

坎坎坷坷，

我们以持续的努力走到了今天。

今后的人生，

愿我们……

生如春花般绚烂，

去若秋叶般静美。

愿我们……

永不负母校的教诲和恩惠。

2. 致同学

贾轶峰

昔年有见芳华懿，

不意今朝竟如许。

无情岁月催人老，

确幸难夺英雄气。

3. 致青春

张伟斌

改革开放四十年，

今朝师大聚欢颜。

虽又重逢无纸笔，

几句短语报平安。

莘莘学子四方来，

当年师大曾聚头。

苦读相交四十载，

今夕也叹白了头。

青春无悔当年志，

更喜盛世已临头。

企盼诸兄皆保重，

心可不老再重头！

4. 慷慨陈歌

许新源

忆当年 投笔高考 首届毕业 献身改革 建设国家 四十载

话今朝 花甲古稀 慷慨陈歌 我愿国强 征程新启 享百年

5. 十六字令.缘

张勤

缘，数届同堂史上罕。惊回首，今已四十年。

缘，大梦十年笔砚闲。青絲怨，春起犁书田。

缘，几度秋凉雾野漶。光阴转，时运彩霞翻。

缘，旧宇新楼日影换。觅当年，舟帆进深蓝。

6.向入学40周年致敬

郎好成

入学40年后的今天，

46名同学欢聚校园。

经历了文革十年的等待，

我们成为大学生的一员。

有幸参加文革后第一批高考，

上大学的梦想终于实现。

而今我们又踏进校园，

已是40年后的今天。

沐浴着母校的阳光，

洋溢着一张张笑脸。

向入学40周年致敬，

就是向母校致敬，

就是向老师致敬，

就是向大学生活致敬，

就是向40年人生历程致敬。

座谈会上一个个精彩的发言，

聚餐会上一次次交杯换盏。

一声声殷切的祝福，

一个个熟悉的笑脸。

一杯杯醇香的美酒，

一首首优美的诗篇。

仿佛诉说着过去，

那火热的大学四年。

老师的谆谆教导，

同学的刻苦钻研。

都化作一种无形的力量，

伴随着我们的昨天今天明天。

40年来我们战斗在各条战线，

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而今我们欢聚一堂，

感慨人生岁月荏苒。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

“老同学”都伴随在我们身边。

虽然我们已不再年轻，

但激情永留心间。

四、探望母校

毕业后，同学们虽身赴各地，从事的职业各异，但对母校的感恩之情是相同的。几十年中，同学们经常回母校探望，表达对母校和恩师的感恩之情。

今年将迎来北京师范大学建校120周年，恭祝母校越办越好。

五、四年大学学习时我们还年轻

40年前大学生活4年，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那时我们还年轻。

虽然1977级大学生年龄跨度很大。从20岁到30多岁，差不多横跨12个属性。但大家没有隔阂，而是团结向上，积极进取，班里文体生活也丰富多彩。

很怀念大学的4年，它将永存在我们的记忆中。

六、祝福母校

北京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位列“双一流”、“985工程”、“211工程”，国家“七五”、“八五”首批重点建设十所大学之一。作为师大学子，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今年是母校建校120周年，我们衷心地祝福母校越办越好。

七、纪念文选

为纪念1977级大学毕业40周年，特从《我的高考，我的大学一一北京师范大学1977、1978级校友文集》、《我的北师大情怀一一献给建校110周年》、《我的北师大年华一一庆祝政治教育系成立60周年》三本出版的纪念文集和纪念北师大成立120周年征文中选取了11篇同学的文章。

分别从考前准备、大学学习、参加工作、奋斗往事以及生活点滴各方面描述了人生走过的历程。从一个侧面记述了一代人生活、学习、工作的情况，是那一代人的生动写照，给人以震撼之感。

愿1977级的同级学友和历届学友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1.我的大学.我的班级

2.“而立之年”的独特经历

3.梦开始的地方

4.我的北师大情结

5.点滴往事，永久记忆

6.1978年一一我的人生转折点

7.找回失去的青春一一高考往事

8.精益求精的楷模一一怀念导师沙福志老师

9.贴近现实，融入社会一一谈谈社会调查研究

10.上大学和求真理

11.学海无涯，青春无悔一一七七级学子校园轶事

1. 我的大学.我的班级

齐宪代

1977年，在历史上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年份而已，但是，对于中国经历了十年动乱以后的青年来说却是注定值得记忆的一年。

就在这一年，党中央决定在拨乱反正的进程中恢复高等学校通过考试选拔学生（简称高考）的制度，当年10月，《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在报纸上公布的时候，距离正式高考的时间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那年的考试是在冬季，全国总共有570多万名考生，拼搏27万多个录取名额，录取比例约为4.8%。

好在是我终于获得了录取的资格，被北师大政教系录取，成为开创一段历史的1977级学生。在1978年3月初来到学校，开始了新的生活，从此与北师大结下了不解的情缘，而这段生活也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轨迹。

说到与北师大的结缘，也有巧合。在报考志愿时，我的同事和老师都曾鼓励我报考外语或外贸专业，但我当时在学校从事学生管理，也教过一些政治课，因此对政治教育比较熟悉。再加上在当初备课时，由于知识缺乏也曾闹出过笑话，所以特别想通过上大学来丰富自己，提高自己，于是我选择了和我的工作接近的专业，报考了北师大政治教育系。

一、我的大学

回顾我的学习经历，念书最多的时间是在小学和大学。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正在小学四年级学习，也就是说从一年级起上了4年学。

尔后，学校停课半年，念完小学升入中学以后，在3年的中学学习中经常参加各种学工、学农和学军活动，上课的时间不很多。虽然我也是个努力学习的好学生，但是真正踏下心来读书的时间并不多。直到上了大学，我才又重新坐在书桌前认真地读了4年书。这4年，是我真正读了大量的书籍的时光，是增长了知识和能力的过程。

当时的我们，深知十年动乱已经造成了青春的损失，所以，作为首届考试入学的学生，大家的学习积极性非常高涨。由于刚刚结束了那段不平常的历史，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还在进行，所以，我们上课时没有正规的教材，很多讲义都是老师自己编写的，对知识如饥似渴的我们并不满足于课堂上老师的讲授和简单的讲义，于是，大家都很自觉地到图书馆去借书或阅览，每每都是到了图书馆下晚班的时候才恋恋不舍地回宿舍去，而有时，同学们还会在宿舍里继续进行有关问题的讨论。

当然，也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我们有些课程是和后来的1978级、教育系、历史系等系的同学一起上的大课。那时，大家的学习主动性很强，逃课的现象很少，倒是经常需要因为上大课而要早点去教室占座位，否则可能就没有好的座位了。那时上课没有多媒体，教室里至多有个扩音设备，去晚了坐在后面就有可能看不见老师的板书。所以，眼睛稍有毛病的学生都要来早点才能在前排找到座位。

尽管当时的学习条件与现在相比还很困难，学生们手里没有电脑、mp3、复读机、ipad，当时都还没有出现，同学们每天上课时要认真记笔记，下课后还要把笔记进行整理。我记得我的笔记多数都是课下重新誊写和梳理过的，还有不少同学把笔记按照复习题的方式进行整理，以备考试之用。于是，当坐在教室里听着操有不同口音老师上课的课时，同学们有时欣喜有时着急，对那些操着家乡话、普通话说得不好的老师的课经常提出一些意见，希望他们讲慢些，以便把笔记记得清楚一些。

当然不管老师用什么口音上课，同学们对老师还是尊重的，对他们讲的课还是非常重视的，对知识的渴求和对真理的追求是大家的共同希望。在4年期间，我们曾聆听了众多教师的课，包括齐振海、曲家齐、贺允清、彭万春、吴家国、杨寿堪、于凤梧、周继明、任家麟、汪馥郁、魏德俊、陈仲华、甘葆露、李春秋、李范、马润青、刘继岳、林熹、董志铁等。每个老师的研究领域、讲授风格都有不同，但他们对知识的执着的追求、治学的严谨和对学生的热爱，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82年我们毕业时，真的感到对学校的生活深深的留恋。也是出于这种留恋，1984年，我又和一些同学一起重返北师大，在助教进修班里学习了一年半的时间，重新聆听老师们的教诲，并在他们的指导下开始了一些研究活动。前后在北师大学习了5年多，对学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业以后，我来到北京教育学院工作，成为一名高等学校教师，10年以后我又在学校里担任了一些行政管理岗位的工作。在这里我也找到了许多北师大的校友，大家在一起聊天时都在为自己的母校自豪，当然也在通过自己的行动努力为母校争光。

二、我的班级

从1978年到1981年，我在大学学习期间先后有两个班集体。

刚入学时，北师大政教系招收了三个班的学生，我被分在2班，班里的同学来自北京市的各个行业和地区。记得当时，我们这个班里最大的同学已经30多岁，而最小的应届毕业生才18岁，年岁相差一轮还多。我入学那年已经23岁，年龄属于中间状态。

说起我们这个班，大家都很留恋。徐中伟、马捷莎、王小星、史革新、陈润生、曹雅平、任俊峰、杨蕾、苏军、卢：找律、任隽、齐兰、祝爱武、彭薇……都是这个班的同学。由于学习期间大家都住在学校，因此每天的学习和课外活动使大家的关系非常融洽，感情日益深厚。同学们相互关心、相互帮助，除了在学习方面共同努力以外，还在文体活动等方面各展风采。记得当时大家比较喜欢的活动是在操场和空地上托排球，尽管那时中国女排还没获得世界冠军，但排球确实是团结同学的一种很好的集体活动。还记得，我们班里的几个同学为了新年联欢会曾排演了一部小话剧《群猴》。李红同学请来在北影剧团工作的兄嫂和著名演员为我们说戏。这段经历也使我后来对看话剧增添了兴趣。记得由于学校离北影比较近，所以我们曾多次看过当时一些著名演员演出的戏剧——《雷雨》、《大森林》等。

说到班里的花絮，宣兆凯同学爆出了我们班里最大的新闻，那一年，他们一家三口同时进入一年级学习——他和妻子一起考入师大学习，而他们的儿子那年正好也该进小学了。所以同一年一家人都成了学生。而当时夫妻一起或恋人一起上学的还有好几对。在学习期间获得爱情结晶的是班里的大姐马捷莎。她在30岁才入学学习，成绩优秀，学习、生产两不误，毕业时还考上了研究生，然后留校做了教授。当然，班里的第一个研究生，应该是后来成为历史系教授的史革新，1979年他就考取了历史系的研究生，跨入了更高学段的学习。

由于班里有的学员的年纪比较大，于是，在我们这个班就出现了班级辅导员没有学员年纪大的特殊情况。我们的班主任王新华老师，是留校生，达斡尔族，性格豪爽，与同学关系密切，也很关心同学。

1979年，政教系进行了调整，分成两个系、一个所，1977、1978级的同学们在这个时候又重新选择自己的学习方向，被分成了政治经济学系和哲学系。我和其他50多名同学一起选择了哲学系，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首届学生。

新的班级是从原来三个班里来的，并且组成了新的集体。记得我们班一共分成了5个组，我是第5组的。班里的几个热心人——学习委员卢找律、生活委员李素菊是为大家付出贡献最多的人，他们也都是我的同龄人，并且入学前都是中学的共青团干部。生活委员每月都要为大家领取餐券（后来就是餐费），组织打扫和检查卫生；学习委员则要为大家的学习服务，包括帮助组织复习、讨论等。

当时我们班里有来自顺义的“三条汉子”，从部队来的两个同学也都到了哲学系。在我们班同学中，后来有留校或在其他高校当了教授的，也有先后走上部委、司局级领导岗位的，还有在中学做了特级教师的。

相对于后来的1978、1979级，由于我们班的同学当时都是从北京招收的，所以毕业时除了一位同学到外地部队院校，其他同学都在北京。毕业后有几个同学到了国外发展，也有几个同学到了外地。但是大家的联系不断，经常见面。每每学校举行校庆等活动，同学们都会相约回到学校，看望老师，回忆往日快乐的时光。特别是当在国外的同学回来时我们都会以各种形式相聚。

在庆祝北师大建校110周年的时候，班里的不少同学还参加了学校的庆祝活动，包括参加1977、1978级毕业生合唱团的表演，多次排练，甚至从外地赶回北京参加纪念活动。

我在班里做了最后一任班长，结果这一任一直就做到了现在。为了服务大家，毕业以后，我和原来在班里做过组织和服务工作的同学就一直在为大家的聚会、联络等继续做着服务工作，像郎好成、李素菊等都属于这样的热心召集人。

时光如梭，从我们作为“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届经考试录取的大学生踏入北师大的校门，到我们满怀激情奔向各自的工作岗位，再到今天的往事回首，历史已经走过了40年。40年后的今天，我们中的不少人已经退休，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在北师大经历的大学生活，却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个印象将伴随我们终生。

作者简介

齐宪代，男，1954年生，天津人。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1981年毕业分配到北京教育学院任教，先后担任教研室主任，科研处长，职业教育学院院长等。曾任（北京教育学院》学报主编。

2. “而立之年”的独特经历

桑新民

2013年适逢母校政教系60华诞。特殊之缘分使我有幸陪伴政教系度过了“三十而立”前后一段曲折丰富的历程、搜集起一些难忘之画面与系友分享，也以此表达对母校培育之恩的一种感激之情。

我是共和国同龄人，算起来应该比政教系大4岁。“文化大革命”的“阴差阳错”，让我们这代人错过了正常上大学的年华。高中毕业后，我在北京远郊区修山区公路的艰苦生涯中磨砺了整整9年，恢复高考后抓住了迟到的大学教育，28岁迈入北师大殿堂。人学一年半后，政教系与中共党史研究所合并后拆分成哲学系、经济学系和马列毛研究所，我选择了哲学系，并做了首任学生会主席。1982年毕业后留系任教，不久又经历了中学政治教育研究中心之创建和政教系恢复重建，我应邀为首届中学政治课骨干教师进修班讲授《历史唯物主义》专题课。后来又上过多次，并为第16期学员专门开设了《教育哲学》课。1993年我从哲学系调到教育科学研究所，转攻教育哲学、未来教育和教育技术。1997年离开北师大，先后19年的北师大生涯，与政教系的接触始终没断过。留下了许多独特、难忘之记忆 。

一、与政教系老师的初次相遇

1977年恢复高考，对于已经28岁的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人生转折机遇。我当时是北京市政二公司的一名筑路工人，第一批录取通知下来，我落榜了。在失望之余，又突然有了新的希望。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了解到，有一批年龄大的高分考生没有录取，决定在北京范围扩大招收走读生。接到面试的通知后，我从远郊区工地骑自行车三个多小时赶到北京招生办。接待我的是北师大政教系两位和蔼可亲的老师。提了几个问题之后，他们明确告诉我，在你填报的志愿中没有北师大，招办看了你的情况，认为适合读师范，就把材料推荐给我们，如果你同意，我们就决定录取你。当时我的心情既兴奋又复杂，我报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我1951年两岁时随父母来到当时还是燕京大学的未名期畔，在此度过了难忘的童年，到北大读书是魂牵梦绕的志向。如今命运之神把我交给了北师大政教系，当一名教师，同样是我理想中的职业迫求。于是我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了。35年后的今天，我感谢命运的安排，这就是我和北师大政教系的缘分。我始终忘不了给我提供这次人生重大机遇的麻星甫和于嘉琪老师。令人遗憾的是，一直关心和指导我的于老师不幸遇到车祸而英年早逝，在他弥留之际，我在医院陪伴他度过了最后一夜，这似乎也是一种天意，给我一次报答的机会吧。

二、空前绝后的1977、1978级

北师大政教系1977级本科先招了两个班，后来又扩招了一个“走读班”，我是第一任班长。开学后经多方努力，基本都解决了住宿问题，尽管八个人的上下铺挤得爆满，但节省出往返学校的时间，对于我们这些赶上“末班车”如饥似渴求知的“大龄青年”来说，显然比金子还宝贵。

1977级是中国高校唯一在寒假人学、寒假毕业的一届本科生。半年之后1978级人学，因此许多课程是两个年级合开的。班级同学中最小的和最大的年龄相差13岁，许多学生都作了父母，“老学生”曲折丰富的人生经历，成为同班“小学生”追问的话题，晚间熄灯后，宿舍里经常摸黑举办趣味横生的“恳谈会”，成为中国大学本科生中奇特的“文化景观”。

1977、1978级同学大多数都有在农村、工厂、边疆艰苦环境中锻炼的经历。能上大学的是同龄人中比例极小的“幸运者”，因此每个人都非常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自觉刻苦之学风，在中国大学历史上恐怕也是少有的。命远之多舛与开放之大学文化的多元碰撞，造就了这一代独特之学子。其中大多数人毕业后很快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和栋梁之才。

1982年元旦过后，1977级即将毕业。师大校园中弥漫着离别前的恋恋不舍与各奔前程之际的五味杂陈。元月的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要我代表北师大1977级毕业生向教育部领导汇报、师大党委副书记陪我来到教育部会议室。部机关正司级以上的领导几乎全部到齐了，蒋南翔部长简要介绍了希望直接听取“文革”后恢复高考以来第一届本科毕业生意见的想法。为了让学生代表充分发表意见，所以只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1977级毕业生中各选了一位代表，希望能畅所欲言。按顺序我是第二个发言，由于临时通知，只好在听北大同学发言的过程中紧张地准备。我的汇报共讲了十个问题，时间大约40多分钟，会后高副部长一定要我坐他的车回北师大，又和我谈了一路。《高教战线》主编向我约稿，我的题目是“要改进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北大同学的发言选摘一起发表在1982第二期，编者按报道了这次会议。当时汇报的三位1977 级同学没有机会交谈，事后也不认识。25年后我在南京大学遇到了教育部几位老人，其中有当年《高教战线》主编、他问我是否还保留那期杂志，我回去找出翻阅，才发现北大1977级毕业生的代表是李克强，他此时已是国务院副总理。

三、政教系的“解体”与“新生”

在中国名牌师范大学，一直存在“师范性”和“学术性”的办学方略之争，这种矛盾在北师大政教系表现得十分突出，其背后的潜台词是：中学乃至大学政治课向何处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强烈地影响着大学的校园文化和学术文化，政教系也面临历史性的战略抉择。一批有学术追求、德高望重的教授们认为，政治课不能成为空洞的意识形态说教，必须有科学性、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学术品味，只有与国内外名牌综合性大学的相关专业接轨，才有可能得到学术界的承认，也才能在“文革”十年动乱造成的信仰危机和文化沙漠中建设精神文明的思想家园。当这种见解占上风之时，政教系的“解体”与“新生”便呼之欲出。我有幸以本科生的身份亲身经历了这场专业的变迁。当时北师大政教系四大专业的王牌教授们纷纷亮相、好戏连台，尤其是将要成立本科新专业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系，更是凝聚全系智慧，精心设计了未来的专业方向、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方案，像打擂台一样来吸引学生。经济系亮出了学术泰斗陶大庸教授的王牌，展现了研究的雄厚实力。哲学系则展现了马哲、西哲、中哲、逻辑学、伦理学、美学之多元学科结构和丰富学术内涵……三十多年后、反思当年政教系这一战略抉择，更显出其价值:不仅提高了师范院校政治教育专业的学术实力和学术地位，更重要的是对提高中学政治教育的科学性、提升政治课教师的专业水平和人文教养，都具有难以估量的历史价值。

四、与康德“对话”之如醉如痴

师大本科4年中最大的收获，是真正领略到学术生活之乐趣。我的毕业论文主题是“康德认识论思想之现代启示”。开始进入康德艰涩的哲学圣殿。如堕五里雾中，让人望而生畏、望而却步;但硬着头皮闯进去之后，一种与智者对话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地吸引、驱动着我;渐渐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吃饭时间到了，却不愿意离开图书馆，不舍得合上书本与康德说再见……很长一段时间，论文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深感到:前人早把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自己实在太渺小……当我通览了康德主要经典、遍访了北京康德研究的几位专家、开始对康德作系统把握，并试着用康德博大精深的广阔视野观察今天的世界和人生，学着用康德寻根究底之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追问来考量、考问自己的思维水平与哲学功底时，一种终生以康德为师、以学术为志向的强烈欲望由此萌生，并挥之不去……此论文入选《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1982年主办的首届“全国哲学学术思想交流会”，作为50篇大会发言之一。从我这段跨入哲学殿堂之艰苦经历，可以窥见当年北师大哲学系学术氛围之一斑。

作者简介

桑新民，1949年生于上海。1977年考人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1982年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93年评为教授，同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兼职教授。1996年评为教育学博士生导师，曾任南京大学网络化学习与管理研究所所长，高等教育学博士导师、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全国高校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

3.梦开始的地方

王洋

40多年前，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封入学通知书，改变了我的人生，改变了我的命运。

提起我的母校，说起我的同学，什么文字能诠释敬爱的老师们给予我们的恩情，什么语言能表达亲爱的同学们给我的感动？提起笔，我感到那么力不从心，那就回忆些往事，说说我的大学对我的影响吧。

1971年我上高中，当时的说法是毕业后有机会上大学。于是大学梦就这样开始了，这个梦，也在我的心里扎下了根。有上大学的激励，高中的同学们如饥似渴地拼命读书。由于特殊原因，高中毕业后，我们被送去了远郊县插队。记得从学校走的那一天，大卡车已经发动了，班主任王老师流着眼泪大声嘱咐同学们：“书，别扔下！”老师的话，是告诫我们别放弃上大学的梦想。

几年后的某一天，传来了恢复高考的喜讯！尽管离高考还有不足两个月，但丝毫没有影响备战高考的斗志。经过不足两个月的艰苦奋战，我终于等到了那期盼已久的入学通知书。

4年大学的学习生活令人难忘。我们的老师是非常出色的，几十门专业课的学习并不让人觉得枯燥，学习与思考、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老师们点燃了同学们压抑已久的学习热情，课上、课下，清晨、傍晚，到处都是同学们读书的身影。

几年的苦读，收获了什么呢？如何看世界，如何看自己，事物产生、发展、消亡的规律，事物之间的关系，事物产生的必要条件，事物内在的逻辑关系，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等等。哲学，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模式，让我们体会到：面对事物，不能仅知其然，而必须知其所以然。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市妇联法律顾问处，学了两年大学法律专科课程后，成为一名职业律师；此后又读了研究生，取得了社科院经济法研究生毕业证书，助力了我的律师生涯。

从1983年至今，我已经做了30多年的职业律师，承办了数千个案件，也被上百家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聘为法律顾问；曾在全国人大内司委妇女儿童部任法律顾问，在全国律师协会及北京市律师协会担任职务，承担了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公益事务；从北京仲裁委员会设立至今，连续被聘为该会仲裁员，公正、高效地裁决教百件商务纠纷。我的工作态度和能力受到了各界的高度肯定。我能在社会上做点儿事情，追其源，离不开大学的学习经历，也离不开做人做事的正确价值观。作为律师，什么是我们的追求？依法维护委托人合法、合情、合理的正当权益。诉讼中，该赢的官司必须打赢，要不惜一切努力，必须还委托人一个公道。拿到一份胜诉的判决，委托人绽放笑容，背后是律师艰辛的付出。我的孩子小时候发高烧至 39℃多，但我也无暇照看，该开庭必须开庭；住平房时煤气中毒，人已经不能正常行走，踉跄着从位于北京东城区的住处到海淀山后法庭开庭，吐了一路；输了官司的人不理智，扬言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虽然说不尽苦累艰辛，但既然做了律师，就要有律师的信仰。委托人可能一生只遇到这一件难事，希望都寄托在律师的身上，因此律师必须具备精湛的业务能力、以理服人的表达能力、丰富的实践经验、解决问题的精准思路、百折不挠的坚定毅力，还要有同情之心、悲悯之心、善良之心、关爱之心。执业的过程，也是我提高自身修为和能力的过程。

律师这个职业，给予了我很多收获和荣誉，我始终抱有一颗感恩之心，感恩我的大学，感恩我的老师，感恩我的同学！是你们成就了我的梦想，支撑起我的事业！祝愿我的母校成就辉煌，祝福我的老师和同学们青春永驻，幸福安康。

4.我的北师大情结

郎好成

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时间是1977年12月，我有幸参加了高考并被北师大哲学系录取，距今已40年。此前我本人参加了六年的上山下乡，而后在中学任教四年，作为1966年高中应届毕业生，这种高考已经迟到了11年，上学时已经30岁。

记得报名参加高考前，好几个同事都劝我不要再报名了，理由是年龄太大了，而且当时已经担任中学的副校级领导。但我执意要报名，当时没有什么比能夠上大学更让我在意的了。

我们那届大学生有几个特点。一是年龄跨度大。年长的已30几岁，有的甚至结婚有了孩子。较小的人不到20岁。二是来历复杂，有的已工作了十几个年头，来自各行各业，有的刚从中学毕业。三是学习热情高。每到晚上，教室、图书馆灯火通明，大家都在努力攻读。特别是像我们这种经历的人，更是感到学习的来之不易，我们对于学习的渴望和执著是令人惊叹的，恨不能把耽误的时间给补回来。后来学校为了学生健康，规定夜间10点教室和图书馆一律熄灯，我们才不得不回宿舍 ，到了宿舍后不少人还挑灯夜战。那时的学习状况是这样的。

上大学，很不易。等十年，要珍惜。讲谦恭，讲信义。讲拼搏，讲进取。讲学习，讲身体。讲意志，讲毅力。讲志向，讲进取。讲四化，讲争气。讲读书，讲成绩。讲团结，讲友谊。踌满怀，激情溢。下决心，赶上去。学海中，找真谛。图书馆，座满席。宿舍里，灯不息。凌云志，要牢记。起得早，背外语。运动场，拚搏起。努力学，认真记。真卖力，要争一。为祖国，为自己。互相帮，互相学。立志向，学优异。四年苦，争朝夕。

那时不仅学习抓得紧，各种文体活动也很丰富。早上我们一起出操，课间和下午都要锻炼个把小时，文艺活动也经常举行，有时全班还郊外野炊。同学们还争先恐后地做社会工作，我也有幸当过班长。那时还有这样的奇异现象，凡工作满5年的可以带薪上学，我就是带着工资上学的，非常感谢国家对这部分高龄考生的照顾。

北师大良好的教学氛围，师长们的谆谆教导，同学之间的团结友爱，使大学四年生活丰富多彩，既学到了知识，更明白了做人的道理 ，为今后更长远的工作和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于我校哲学学院。在教育部主管、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国家级中文核心期刋《思想政治课教学》杂志先后任编辑、副编审、副主编，这一干就是29年，为中学思想政治课和中学德育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其间，还曾在1987年在高等学校助教进修班修完了逻辑学研究生课程。我还长期担任全国中学政治课学会的领导工作，曾担任北师大中学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党总支书记。参与组织了多场全国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研讨会、培训会、学术交流会。参与了国家级、省部级教育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参加了政治课教材的编写，编著了数部教育方面的书籍，在多部辞典、全书、文集、教辅中担任主编、副主编，并撰写了一批文章。

北师大是我的母校，是我的人生新起点，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5.点滴往事、永久记忆

姜庆明

1982年1月，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毕业后，作为张静如教授首批招收的硕土研究生，在他的指导下学习了3年。之后留校，在恩师身边又工作了将近5年。今回忆起当年在先生门下学习工作的情景，那些过往的小事，都一点点地浮现在眼前，平平淡淡，却刻骨铭心。

说实话，作为学生第一次见张先生时的情景，我多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作为学生，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先生布置我们学习的第一课是认真阅读《新青年》杂志。先生虽然强调这是很重要的课程，却没有布置具体的思考题目及相关的学习要点。那时我就毎天去图书馆借阅《新青年》，曾经弱弱地问过“广告也要看吗？” 张先生的答复是“广告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于是，我就连广告在内，不断地翻看、摘抄。这种看似毫无要求的史料阅读，自然不被当时的我理解。留校工作后，因为参加编辑《李大钊史事综录》等工作，我又在张先生的亲自安排下，像读研时天天看巜新青年》一样，在一段时间内，先是几乎每天都到位于中国美术馆附近的某单位借阅《白坚武日记》,毎篇必读并摘抄出相关内容；接着几乎天天泡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借阅《北京大学日刊》缩微版，阅读摘抄……先生就是在这些具体的指导中，让我逐步了解了什么是第一手资料及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尽管后来因为出国，我离开了所学的专业，但这种学习方法的影响可以说延续至今。

课程安排也体现了先生对史料教学的重视。我们的史料学课是先生亲自联系安排在北京大学张注洪教授家里上的。在张注洪教授家里，我们两个学生与老师围桌而坐，清茶相伴，接受面对面的专享课程。听着张注洪老师娓娓讲述各时期史料的价值、史海中的往事、史料中的传奇，我感觉浩如烟海的史料就是张注洪老师的囊中之物，信手拈来，如数家珍。沉睡的史料在张注洪老师的介绍叙述下，顿时鲜活起来。每次上课，我都觉得自己面对的就是一座史料学博物馆。这个课程听起来，可以说是一种享受。那时的其他课程，先生也都尽可能地安排由史学名家亲授。回想这段学习经历，特别感谢张先生的指导、安排和教海。那时学者们潜心攻读、踏实研究的学风及名家风范让我受益终身，今天想来深感幸运。

在今天网络入户、信息爆炸的时代，靠百度写文章下结论的所谓“学者”层出不穷，更加显出能够真正沉下心来，以第一手资料为基础进行研究，踏踏实实地做学问的学者是多么难能可贵。

1984年年底，研究生学业结束时，先生请我们吃了一顿毕业大餐，记得那餐中有道菜是几十元的大虾。后来第二届研究生毕业时，仍然是先生请客，我也在场。今天，我们或许会觉得这很稀松平常，但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的工资收入很少，先生自掏腰包请我们吃海鲜大餐，让我难忘他对学生的一片真情！时隔多年我从国外回来后，忽然发现学生毕业请老师的谢师宴盛行起来，这让我马上想起当年先生请的那顿大餐。时代发展总会有变迁，回想当年的往事，绝非评论一餐可以言尽。先生为人豁达大气，同时对学生又不失细微的关怀。在毕业后留校工作的5年中，先生给予了我多方面的帮助。他对学生的殷切期望，除了学业上的严格指导，还体现在那些不知不觉的细微小事中。正是这些平常不过的小事，不惧岁月年代的流逝，时至今日依然留存在学生们的心中。

我出国一段时间，回国后，虽然与先生见面不多，但仍然感受着先生的关心。就连我家人的工作变动也得到过先生的关怀。师恩惠及家人，是学生的幸运，更体现了先生的风范。

润物细无声。在随想随记的这些小事中，平实、豁达、亲和的长者张先生，治学严谨、思维开放、与时俱进的学者张先生就在眼前。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我感恩北京师范大学的培育，感谢先生的教导。对于40多年前能够跨入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我永远心存感激！

6.1978年一一我的人生转折点

许新源

1948年、我诞生于解放战争的炮火声中。1968年，我作为知青上山下乡，从北京来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977年，我参加高考，成为1977级大学生，进人北京师范大学。2008年，我作为教授退休，但仍在为公安部直属高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工作。我的人生与年份数字“8”结下不解之缘，其中1978年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使我由一名知青成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警官学者。

1978年3月3日，是30岁的我到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报到的日子。报完到，分配好宿舍，聚在一起的新同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笑了：老的老、小的小，年龄相差10岁左右。这成了我们1977、1978级大学生绝无仅有的风景线。如此大的年龄差并没有阻碍班集体的形成，大家都以“老某”“小某”相称，关系亲密融治，好不热闹。

难得的学习机会令我们倍加努力，当时我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为中华崛起努力学习，为祖国“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大家每天都早早来到课堂，教室里永远坐得满满的。大家总争着往前坐，低头忙着记笔记，生怕漏下老师的一句话。课间挤到讲台前向老师提问，讨论问题，那叫一个热情高涨。冬天教二楼阶一教室都能让人热得出汗。1979年政教系分系后，我进了经济系学习。著名经济学家陶大镛先生和姚森、程树礼等教授亲自为我们授课，大家如饥似渴地在知识海洋里邀游。“冬战三九。夏斗三伏”，充满了汲取知识、丰富自己的强烈动机与不竭力量。我们深知知识不足会给工作和生活带来不便，深知知识就是力量和机遇，因而格外珍惜这宝贵的学习机会。正因如此，我们中的许多人成长为光荣的人民教师、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和各类各级部门单位的领导管理者。正所谓“学习改变命运”。

在奋发努力学习的同时，我们也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进程，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我们见证了社会生活由单调到多彩、由匮乏到丰富的大转变，这在校园中的体现就是丰富多样的文体活动和同学们美丽新潮的衣着发型。各种球类田径比赛、歌舞戏剧表演和慈善公益活动长年不断，使同学们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令人印象深刻的有这么几件事：我们班组织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活动，同学们到祖国各地旅行，领略了大好河山，增进了同学间的团结和友谊；学校定期举办周末舞会，轻快优美的舞姿令人目不暇接，大家笑称这才是真正的师范生，能文善舞是教师必备的素质；当年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学习中国女排精神，大家激情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掀起了排球运动新高潮，我当时担任系女排的教练。通过勤学苦练和顽强拼搏，我们系获得过全校冠军的好成绩。

我曾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班长和系学生会学习委员，在辅导员老师的带领下尽力做了一些组织服务工作，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这些学生工作经历锻炼了我，为我后来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担任教研室和系部主任、进行领导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我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担任教授和研究生导师，承担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和学报编辑部的组建工作、公安学获评国家一级学科的开创工作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公安部公安理论及软科学等十余项课题的研究任务，发表论著百余万字，荣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等荣誉十余项；现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学督导团团长和北京警察学院教学督导，二级警监警衔。

上山下乡磨炼了我的意志品质和人格体魄，北京师范大学则培育了我的学识素养，促进了我的全面发展，国家恢复高考的英明决策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的大国地位与经济实力是我们这代及一代又一代人拼搏奉献的成就，我们是祖国的忠诚儿女，是先辈事业的传承人。

为纪念1977级人学40周年，我曾赋诗一首。

忆当年，投笔高考，首届毕业，献身改革，建设国家四十载；

话今朝，花甲古稀，一腔热血，我愿国强，征程新启享百年。

7.找回逝去的青春一一高考往事

王玉崑

1977年10月21日，我从广播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心里如翻江倒海一般。10年了，无论是在北大荒的7年里，还是回北京后在十八中教书的3年间，我无时无刻不梦想着上大学！如今，就在梦想几平破灭的时候，机会却来了！可是，看看眼下的情况，妻子怀孕了，而且妊娠反应挺厉害，如果考上大学，一上就是四年，妻子和孩子怎么办？算了吧，不考了。

不行，还是得考！领导同志说了，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恢复高考显然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第一步。唉，妻子有孕在身，我怎么开得了口？

考还是不考？翻过来，覆过去……“你怎么还不睡呀？明天还上班呢！”妻子嗔怪道。我没吱声。翻过来，覆过去，脑子里还是那5个字，考还是不考？“今儿怎么啦？心里有事儿呀？”妻子的声音高了几分贝。“还真有事儿，大事儿。”我终于忍不住了，把我想参加高考的事儿一股脑地说了出来。

听我说完，妻子居然平静地说：“你那么聪明，当然考了，不考就再也没有机会了。3年饿肚子，7年上山下乡，我们什么苦没吃过？家里的事儿、孩子都交给我，咬咬牙，几年一晃就挺过去了。踏踏实实考你的大学，上你的大学！”

考还是不考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对于我来说，要想考上大学绝非易事。1964年初中毕业后，我考人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学阿拉伯语。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外语人才，于是把大量的课时用于外语教学，而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学科课时很少。高二第二学期没上完，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接下来就是上山下乡，我在北大荒干了7年农活，高中功课早就抛到了九霄云外。从公布恢复高考到考试，只有几十天。我能考上吗？

紧张的复习开始了。说是复习，其实是重新学。我决定用4周的时间攻克数学。当时高中是两年制，数学一共4册，我必须每周学完1册。毎天上午，我自学1个单元；中午找数学老师出几道综合性习题，做对了，就算过了，错了让老师指点一下；下午去听语文、地理、历史的辅导课。同时我还要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并负责全校、全丰台区政治课的高考辅导（当时我担任政史教研组组长兼团委书记）。每天夜里2点之前绝不能睡觉。没过多久，2点之后，想睡也睡不着了。

11月底，我参加了数学高考模拟考试，得了全校最高分。我充满自信地填写了高考志愿，第一志愿为北京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第二志愿为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第三志愿则服从分配。

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我先去北京外国语学院加试了阿拉伯语笔试，接着我和应届高中毕业生一起，在本校考场考了政治、语文、数学、史地四场，然后又去北京外国语学院加试了阿拉伯语口试。时至今日，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高考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这一年，尤其是最后2个月，的的确确是在战斗啊！

正月初七，入学通知书来了。我们十八中，连教职工在内，200多人参加了这次高考，只有2人被录取。一个是应届毕业生（我的学生）杨燕；另一个是我，被录进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由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将年龄限制在23岁，我没被录取。

寒冬无奈地走了，美丽的春姑娘来了。我骑着自行车，驮着行李，迎着明媚的春光向高等学府出发，妻子挺着隆起的肚子，在路边骄傲地为我送行！

1982年，儿子3岁半的时候，我毕业了。我被分配到北京教育学院，主要从事教育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后评上了教授，当了系主任；发表论文数十篇，完成著作多本；多次承担省部级科研课题；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3次（一等奖1次，二等奖2次），一直工作到退休。

回顾高考往事，我由衷地感谢国家。要不是国家给予了我们最后的上大学的机会，我不可能找回上山下乡时逝去的青春，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贡献。当然，也应该感谢她一一最理解我的终身伴侣。

8. 精益求精的楷模

一一怀念导师沙福志老师

郭军丽

我于1982年1月从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马列所（法政所前身）工作，工作岗位是资料研究室中共党史专业资料员，带我入门的是张静如老师，直接导师就是沙福志老师。

沙福志老师，天津人，1930年11月3日出生，1951年考人辅仁大学教育系，1952年辅仁大学并人北京师范大学后，他继续在教育系学习。1953年读三年级时因学校需要脱产工作，任政教系资料室资料员。在我留校之前，他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将近30年，是位名副其实的党史资料专家。

沙老师听说我和历史系毕业的季思聪愿意从事资料工作后，对此表示十分赞赏和欢迎。他说，研究历史必须从研究史料人手，要熟悉历史资料，还要学会运用历史资料，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

自上班开始，沙老师就给我布置任务。他首先给我列出了一个党史资料书目，然后打开资料研究室的一个个柜子，给我介绍各个时期的党史资料，同时还给我指定了几本党史专业刊物，要求我了解党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做出科研新成果简介，为教研室师生提供党史研究的信息服务。 为使我胜任工作，沙老师还每周固定给我上两次课，每次都足足讲上半天！从建党前的历史资料谈起，按时期、按类别，按重要程度等给我详细介绍党史资料。为给我上课，他认真编写讲义，每次课都准备了十几页的稿子。而且他的讲义十分工整，我至今都认为沙老师的钢笔字是北京师大教师中写得最漂亮的。给我上课时，因为特别熟悉资料，他每每都穿插介绍一些近现代史、党史的研究进展或轶闻趣事，尤其是介绍他1959年2月至1961年8月期间，借调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参与纪念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党史资料整理的项目成果。

由于沙老师的“强化教育”和严格要求，使我较快地进人了专业资料员的角色，而且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于1985年考上了马列所的中共党史文献学的硕士研究生，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在职研究生的学习。从读研究生开始，为让我深人掌握党史资料，沙老师开始安排我担任他给本所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开设的《中共党史文献学》学位课程的助教，再次“强制性”地要求我更深人地熟悉党史资料而且接受学生的有关咨询。一年后，沙老师又给我“加码”：给我指定了几个资料专题，让我在他的课程中给研究生做党史资料专题的介绍。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给学生讲专题时，开始的几次课，沙老师都是从头听到尾的。课后回到办公室就给我点评，哪里讲得应该更细致，哪里应该更准确，哪里应该重点强调，就连语速快、声音颤等问题都给你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沙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的硕士论文《党史文献学在党史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党史文献学刍议”的标题，近万字的篇幅发表在巜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二期上，成为我沙老师指导下党史研究中的一个标志性成果。

给历史资料做出恰如其分的注释，是深入研究历史资料的又一项基本也是史料研究人员必须具备的一种素养。为全面培养我的专业技能，沙老师还指导我学习与文献学密切相关的训诂、版本、目录、校勘等基础学科。

要求我在大量阅读史料的基础上，学习给史料注释的方式，方法、尺度，他还让我结合所学参与蔡德金老师组织的《邵元冲日记》(1924～1936）的注释工作。我的这部分注释成果（《邵元冲日记》选编1936年5月至8月）后来发表在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24辑上。

除了指导授课、学习注释之外，沙老师还带我走上了编辑之路。《研究.资料与译文》是沙老师主编的马列所所刊，内容涵盖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科学社会主义三个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沙老师不仅从征稿约稿、刊头设计、目录排序、文章编辑、排版校对等各个环节，给我最全面细致的传授，还指导我撰写了我的第一篇付梓的资料研究小文《黄埔军校正式名称沿革及简介》。后来我主持编辑《北京师范大学校友通讯》等校友刊物，获得校友们较好评价，归根结底，得益于沙老师的教导和培养。

沙老师不仅在工作上给我全面地指导和引领，对于我这个随父母部队东奔西走长大的孩子，缺乏一些生活中待人接物礼仪的素养，沙老师也给与我很多教海。比如，我对长辈说话直呼“你”，而不是称呼“您”；对老师夫人也随称老师，而不是“师母”等，他都给我纠正过来。为了让我补上这一课，沙老师还专门让我去买了一本天津古籍出版社的《称谓录》，让我了解和掌握历史资料中出现的各种称谓的不同表述，既增加历史资料研究所需的综合性知识，也加强了人际交往的修养。

沙老师对我还有句口头禅，叫做“我无心讲你要有意记”。现在回想起来，在与沙老师一起工作的14个半年头中，的确有意无意地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做人做事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态度对我后来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导师，当之无愧。

2008年10月，沙老师因患肝癌不幸逝世。他为人正直善良的品格、做事情益求精的态度给我树立了永远的榜样。

作者简介

郭军丽，1958年生，1977年考入政教系一年后转为哲学系。1982年毕业留校在马列所，后调任北师大校友会执行秘书长。曾担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友工作研究会分会副秘书长。

9.贴近现实，融入社会

一一谈谈社会调查研究

宣兆凯

在北师大迎来建校110周年之际，李春秋老师邀我为他主编的《我的北师大情怀》撰文。“写什么好呢？”我在犹豫。“就写写你所作的社会调查研究吧！”李老师给我出了题目，这让我内心感到满足和欣慰，看来，多年来所作的社会调査研究工作给老师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讲起个人的社会调查研究工作，自然与我工作的哲学系、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所重视、坚持的“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有直接的关系。

1982年初，我刚一留校，系主任曲家齐老师就让我准备开设“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当时国内少见适用的教材，我就把在南开大学从外籍老那里“囤来”的洋货，经过一番“中国化”，编写出讲义给79级同学讲。 由于教学内容新颖、实用，从而引发了同学们的浓厚兴趣，希望能尝试作实际的调查。

这一年的秋季，根据系里的教学安排，我组织79级同学在北京市进行了多项选题的社会调查活动。其中，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合作进行的“北京市民职业评价调査”的成果发表在社会学专业期刊《社会》上。由于这是第一次在我国从职业的角度，对社会阶层结构进行的实证研究，因此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些杂志作了转载，一些文章、著作引用其中的资料，北京日报内参记者还专程到系里调査文章发表及作者的情况 。

1981年底至1982年底，我参与了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项目“中国农村生产所有制百村调查”。这是一次在全国范围进行的调查，为中央制定农村发展政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作为主要成员，我参与了调查设计，在大学生中招募调查员并对他们进行培训，指导他们进行入户调查，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等全项工作。

1983年初春，哲学系与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合作，对山东陵县进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调查与研究”。系里安排徐荣庆老师和我组织并指导80级学生参加这次调查活动。当时，山东陵县随着经济管理体制的转型，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都在发生变化。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学部委员陆学艺先生在那里挂职，带领着科研人员进行农村调研活动。我们去了以后，配合他们，主要对农村教育，包括义务教育普及、扫盲、农村教育质量等进行调研。我们了解的情况，提出的建议，对改进当地落后的教育状况起了一定的作用。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发表在《北京成人教育》《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等杂志上。

1984年初春，受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委托和资助，哲学系安排王新华老师和我带领81级学生赴山东牟平开展“农村社会经济与教育

的发展与研究”。牟平属烟台沿海地区，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当地得到迅速发展，主要表现在乡镇工业、农副业水产养殖业等多种经营上。我们调查的村子更是当地经济发展，社会改革的先进典型，中央领互曾莅临指导。一踏进村长的家，迎面而来的就是墙上挂有村长与中央领导合影的大照片。凡是到村里考察的人，自然不敢对村长的地位和权威小觑。据接待人员说，也不是什么人都被允许参观村长家的，因为我们是从北京来的，又是“中央派来的”，才有这个荣幸。听了这话，我真是诚惶诚恐，忙应对：“我们就是北师大的老师和学生，到这里来学习的。”相互之间的关系和气氛很平和、融治。

这次调查不但让同学，也让我们老师受益匪浅，亲眼看到改革开放带给乡村的巨变。在这里，为适应经济的发展，原有的单一的乡村行政管理设置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农工商总公司”一类的经济组织，村长、书记都挂上了“董事长”、“总经理”的头衔，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同时，大学生也以他们敏锐的目光发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分化，“董事长”、“总经理”和外请的“总工程师”们住在村头沿街的二层小洋楼里，十分气派。村民则住在村里统一盖的连排平房中。此外，他们在村里统一掌管、支配村民的大部分劳动所得，村民可支配的收人较少。学生对村民缺少支配自己劳动所得的自主、自由的权利提出质疑。我们的调研成果受到农研室的重视，报告发表在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农村论坛》上。

多年的调查研究为我的教学、科研积累了经验，提高了认识问题、研究问题的能力。正是这种积累，我有条件获得多项省部级、国家级科研项目。如参与了国家教委“七．五”社科项目“当代中国大学生道德定向的调查与研究”，组织调查人员在1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23所高校进行调查；承担了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国家教委项目（重点课题）“面向21世纪中国社区中的终生学习的调査与研究”，在全国范围内的一些学校实施调查研究；主持200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五”一般项目“21世纪中国环境保护的社会机制和国民环境素质教育”的调査研究。应该提到的是，北京师范大学价值观与民族精神创新基地、价值研究中心的成立、哲学系发展为哲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心和学院领导韩震、张曙光都十分重视社会调査研究项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申报并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社会价值观现状调査研究”。

经过几年的努力，2008年我和我的博士生、硕士生共同完成了这个项目。根据随机抽样，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60个地级市（区）3000个个案进行问卷调查并从中抽取52个个案进行深度访谈。2011年由基地、中心资助，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们的研究著作《中国社会价值观现状及演变趋势》。这部研究著作可以说是我多年社会调查研究的结晶在这部著作中，我建构了“跨学科理论方法体系”，设计了“贯通式操作化框架”，采用追踪研究与比较研究方法，通过与2005年、2007年两次社会价值观的大型调査结果的比较，推断近年来社会价值观的变化规律与发展趋势；通过对大众价值观与核心、主导价值观之间的横向对比分析，认识它们之间的契合与差距；通过考察人们在各种价值观的交汇与冲突选择上的意向，掌握公众在多样的价值观念中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通过对不同的地区、职业、年龄、性别、收入、受教育程度、家庭背景、政治面目、宗教信仰的人们的价值观状况分析，具体、深入地了解了各种人群社会价值观的基本情况；通过对公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道德、生态6个方面价值观的调查研究，全面、系统地描述了当前社会价值观的总体态势。

回首往事，社会调查研究伴随着我在北师大哲学系、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学习、工作的30余年。它让我体会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原则，体会了这种研究的甘苦，懂得了真正有意义的研究工作以及生活是什么。

作者简介

宣兆凯，教授，博士生导师，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院研究员。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1982年哲学系毕业留校从事社会学、伦理教学和研究工作。曾任伦理学教研室主任，社会学所所长，编写出版著作多部，发表论文多篇。)

10.上大学和求真理

任俊峰

1977年，我在北京玻璃仪器厂当电气焊工。人秋后的某一天，恢复高考的消真像惊雷一般惊醒了千千万万的适龄青年，“我要考大学”成为无数青年在那年秋冬的奋斗目标，我也是其中一员。

我该报考哪个学校、填什么志愿呢？根据我的爱好，首选的是理工科。我从小对自然界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在技校学习时因善解难题当过物理课代表，对于学好理工科知识是颇有兴趣和信心的。但“书到用时方恨少”，我没有上过高中，虽学过一些数学和物理，但学的不是高中教材，而且没学过高中化学。那一年上过高中的青年们都在努力复习高考，借高中课本学习都很困难。高考的时间临近，复习时间很短，我没有办法再去学习或复习一遍高中的数理化科目了，我不得已打消了报考理工科的念头。

在人文社会学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文系、历史系。在参加工作的几年中，我杂七杂八地读了很多书，大多属于中文和历史的范畴，虽都浅尝辄止，但也知其大概，好奇心不那么足了，于是将目光转向了其他专业。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招生目录里，我首次知道了政教系。政教系主要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党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从小到大，我见过不少判断事物时忽而肯定、忽而否定、忽而否定之否定的现象。这就使得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对一些社会现象看不懂、弄不明白，亟须提高判断力。因此，学习一些基本理论是有意义的。带着这样的想法，我决定报考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

1978年既是恢复高考后第一，第二届大学生入学之年，也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年，我们跟上了时代的步伐，这是我考大学、上大学的最大收获。上大学后不久，我们就遇上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经过这次讨论，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明白了被实践验证为正确的理论才是真理。由于政教系所教的理论门类齐全，有利于对理论概念的融会贯通，也有利于系统地学习和领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我奠定了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即是否有利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进一步明确了判断是非的标准。

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现在可以说，我报考大学时的疑问基本解决了。

作者简介

1977级经济系本科、1982级硕士，曾任北京农商银行纪委书记、工会主席、董事，首席经济学家、党委副书记。

11. 学海无涯 青春无悔

一一77级学子校园轶事

李素菊

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570万考生走进高考课堂；其中20多万考生有幸中榜，成为时代的幸运儿；1978年初春迎着春天的脚步，金榜题名的学子激情满怀跨入高校。北京师范大学作为有悠久历史的名校，破天荒迎来一批不同往日的特别学生。我们政教系七七级120名学生来自四面八方，有来自工矿企业的职工、农村的农民和插队知青、服务行业的售货员售票员；也有来自从教的中小学教师、国家机关的公务员、军队服役的官兵，还有当年在校就读的中学生等等。中断十年的高考造成学生的年龄相差甚远，有当年的高中应届毕业生，有工作十多年的带薪员工，有即将步入成年的年轻学生，有已婚数载拥有子女的父母，还有爸妈与儿子同为一年级（大学和小学）的学子，一代人的年龄差成为高校前所未有的奇谈。

当年入学时我不满23岁，虽为有五年中学教师经历且与学生同场应试的带薪考生，但在班上的年龄仍属中等偏下；同学中有比我小五岁的学生辈弟弟妹妹，也有比我大九岁的老高三大哥大姐。如今大学毕业已四十年，校园生活的点点滴滴仍历历在目、刻骨铭心。

“要把失去的时光找回来”，这是同学们常说的口头禅，也是大家互相激励努力学习的座右铭。回想往事，思绪万千，将记忆犹新的故事列举几例，用以记述七七级学子的校园生活，回忆人生最为美好的一段印记。

1.拉闸熄灯的“校规”。

七七级大学生以学习勤奋刻苦闻名，校方不用检查考勤，教师不用维持秩序，课堂上总是座无虚席，学生中不仅没有迟到早退、不遵守课堂纪律现象，就连没课时的自习时间，教堂图书馆中的座位也是一座难求，部分学生甚至深夜仍留在教室苦读，舍不得早早就回宿舍休息。学校再三通令学生遵守作息时间，但如饥似渴学习的学生仍流连忘返，孜孜不倦挑灯夜读。无奈下学校采用每晚熄灯的措施，来确保学生的充足睡眠。拉闸熄灯的强硬手段，成为学校当时应对七七级学生的不成文“校规”。

2、思想启迪的讨论课。

大学四年的学习收获满满，无论是最初政教系一年半课程，还是分系后哲学专业的学习，各科教师都能深入浅出地精心讲授，循循善诱地答疑解惑。教师们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成为我们从教生涯的光辉表率。

大学期间更让我难以忘怀的是自习讨论课，每周课表上都有两个半天自学讨论时间。全班分成若干小组，由组长主持同学们自由发言。讨论课上大家畅所欲言，不仅将课堂上专业知识点进行细致梳理，而且理论联系实际加以尽情表达，饱读经书学富五车同学的生动阐述，实践经验阅历丰富同学的耐心讲解，成为碰撞思想火花的极佳方式。自学讨论课不仅大学期间收获颇丰，也启迪我们的学习思考习惯，使我们活跃思路且受益终生。

3、爆棚满座的讲座课。

大学期间的讲座课也让人印象深刻，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北师大借地办学两年，师大借机搞起系列讲座；一批学术大家走进师大课堂，为大学生开设专题报告。从文史哲、宗教、经济等专业知识的讲授，到世界局势变化展望的专题报告，内容丰富论点前位，成为当时校园关注热议的焦点。

记得当时的讲座时间是晚上七点，为了能够占到好的位置，下午三点就有人开始占座位，为此不少同学顾不上吃晚饭，有的干脆啃干馒头了事。能容纳几百人的教室场场都是爆棚满座，周边的台阶与教室窗外亦挤满学生。讲座过程中室内鸦雀无声，学子们聚精会神聆听，部分同学飞速记着笔记，提问环节争先恐后、各抒己见。时隔四十多年至今，一张张有强烈求知欲的面容及讲座热烈场面仍深深铭记在心。

4、开阔眼界的考察实习。

八一年底大学毕业前夕的考察实习，我们走进改革前沿山东烟台威海，眼观沿海城市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展望改革春风给祖国带来的发展机遇，感受百姓激情焕发的精神面貌，分享城市及农村改革发生的累累硕果。社会考察毕业实习的点点滴滴，让人开阔眼界，催人努力奋进，坚定了我们投身教育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

考察实习中最令人感慨的是两次参观，一为破例接受了烟台海军部队的接待，登上了保密性很高的潜水舰艇，成为特殊嘉宾参观体验；二为意外乘船游览并不开放的威海湾湾口的刘公岛，聆听了当地地方志撰写者的讲述，了解刘公岛深远历史文化和抗日海战故事。参观的成行，展示七七级学生极强的沟通公关能力，也表明社会各界对七七级学子给予的特殊礼遇和深切期望。

时光飞逝，转眼大学毕业已经四十载，我们也已步入退休行列，过起老年人的幸福生活。回首往事，我们欣慰经历过七七年高考，赶上改革开放火红年代，我们无悔美好青春年华，追求学业投身事业的奋进，我们自豪为社会建设增砖添瓦，为培养接班人呕心沥血。最后感谢母校的培养，我为成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而骄傲。

作者介绍

李素菊，1977级哲学系毕业生。曾任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授，科研处长，社会工作系书记、主任，社区发展研究所所长，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研究员，国培京师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后记

40年弹指一挥间，40年祖国沧桑巨变。40年前毕业的1977级大学生，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自己坚实的脚印，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做出了自己特有的贡献。

他们是因文革中断11年后恢复高考的首届毕业生，也是新中国第一批学士学位获得者。他们是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中的一支朝气勃勃的生力军，在那个百废待兴的特殊年代承担了不可替代的历史重任。

在他们中间，涌现了大批的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模范工作者等。在我们同学当中，就有不少专家教授，系处级、司局级、部级领导干部，特级教师、大中学校长，以及律师、企业创业者等。

这是一代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毕业生，从此中国高考恢复常态化，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质量的建设人才。

我们为成为1977级大学生而感到自豪，在此毕业40周年之际，向我们的祖国和人民致敬，向走过的40年风雨历程致敬。

此前从1970年到1977年，曾从工农兵中推荐选拔大学生，共有94万工农兵大学生获得在大学学习的机会。这些人在后来的社会建设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还完成了研究生学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学生缺失和各行各业需要专业人才的问题。工农兵大学生在那个特定年代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但这种基于推荐的大学招生制度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让位于通过高考选择大学生也是势所必趋的。

2022年新的一年已经到来，虎年春节即将到来，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即将开幕。让我们张开双臂，迎接新时代的曙光，祝福祖国更加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