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百年学脉与军医之路（第四章，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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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关山万重（上篇）

其实，从晚清到1930年代末，中国的军队卫生保障能力始终都是很薄弱的。

北洋军阀时代，上点规模的军队医院只有两所，分别是陆军军医学校附属医院、以及旧北洋医学堂下辖的北洋医院。

北洋政府陆军部曾计划在一些军事重镇建设陆军医院、陆军残废军人教养院；战时在主要运兵路线上增设“兵站医院”。但是这种兵站医院的人员，也都是临时抽调机关卫生人员、当地红十字会人员、或征调地方医务人员组成的。有的时候，干脆就直接征用一家民间医院，战争结束后再撤销。

1930年代国民革命军的军医人员相关符号

南京国民政府完成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之后，曾经雄心勃勃，制定了军医建设方面的十年规划。蒋介石也一度对刘瑞恒青睐有加，将自己对军医事业的宏伟期待，寄托在了他的身上。为此还不惜叠床架屋，成立了那个“军医设计监理委员会”。

刘瑞恒从1934年12月开始统管军医工作，尽管在“废止中医事件”、“军医学校学潮”等风波中麻烦不断，但还是配合国民政府的数次整军经武，逐渐搭起了一个军队卫生的各级组织框架，并颁布了一系列的军医法规。在此过程中，也成功地将英美派出身的军医长官塞到了各个要害岗位。

在他的运筹下，至1937年上半年，国民革命军的军一级有军医处，师有师医院（300张床位），团设卫生队，营辖医务所，连有看护兵或担架兵。

这种编制体制，后来基本上被国共两军所沿用，直到21世纪初的海峡两岸军事改革，才告终结。

1930年代，军医学校学员的制服，注意圆形的军校生领章

南京国民政府从1929年起，在南京、杭州、长沙、徐州、南昌、济南等军事要冲筹建了七所陆军医院，编制上分为甲、乙两等，分别可收容伤病员1000人与500人。

这些医院通常只设内、外两大科，内科下有门诊、传染病室、病理检查室、细菌检查室、X光室等；外科则设诊室、手术室、眼耳鼻喉科室及绷带室。

当时军医学校的培养大纲、招生规模，也是与这种军队卫勤规划相配套的。

这一切看上去很美，但仍然没有赛过日军全面侵华的速度。

凇沪会战中，中国军队伤亡惨重，进一步暴露出救治水平落后、军医人才奇缺的问题。

八年抗战开始后，中国的军医教育和战地救治工作，分别在三个大的体系下持续开展，他们是：

- 张建率领的中央军医学校系统

- 协和英美系为主的红十字救护总队系统

- 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军医系统。

三方之间互有往来，共图民族救亡，并在抗战结束数年后发生大交集、大融合。

先来说说中央军医学校这一脉。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个月，中日两军在淞沪展开大战，日军步步逼近南京。中央军医学校不得不再次踏上迁徙的旅程，这次的目的地是广州。

当时执掌中央军医学校的张建（柏林大学医学博士），战前原本就是广东军医学校的校长，在那里经营多年。

这是1934年的广东第一集团军军医学校。它是由陈济棠创建的，聘请留德归国的张建担任校长，抗战前已经初见规模。

某次蒋介石坐飞机飞过学校上空，俯瞰校舍严整、规划有序，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不久后，他从广东调来张建接替刘瑞恒，执掌中央军医学校。

中央军医学校到达广州后，将其合并为中央军医学校广州分校，两拨师生合用广州观音山下的原广东军医学校校舍，但还是各上各的课。

就在这一年入学的新生里，有一位后来的中国骨科泰斗、我的前辈、老师的老师——徐印坎教授。当他刚刚踏入中央军医学校的校门，就在炮声隆隆中告别金陵城，来到岭南，继续翻开书本。

在广州的课堂上，“德日系”东道主对南迁的中央军医学校（在他们看来已经“英美化”了）展开了奚落。原广州军医学校的德籍教授在上课时规定：懂德语的当地学生坐前排，需依靠翻译的南迁学生则坐在后排。

南京来的学生不甘受辱，集体罢课。于是两校学生就分开上课了。

中国骨科的一代宗师徐印坎教授（1914~2010），1937年考入中央军医学校，1941年毕业并留校任教，后执教于国防医学院附属医院，建国后任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教授，是我国颈椎外科的重要奠基者。

才半年不到，徐印坎他们就再一次合上书本，随学校向西迁移，因为日本人又追来了——当时广州是抗战前期中国对外获取物资的重要窗口，粤汉线铁路从广州运出了兵员200多万、物资54万吨——这引起了侵华日军的关注。

1938年9月，日军大本营发布作战命令，南北夹击，切断广州这个中国对外联络补给的枢纽，10月21日，广州沦陷。

师生们向西奔波了好几个月，进入广西北部山区。医科在漓江畔的大圩集结，药科驻扎进桂林城，而徐印坎等刚入伍的新生则被安置在阳朔。到达阳朔的第十天，这些学生们就开始复课了。

1930年代末的桂林，当时算是大后方的“前沿”地带，相当繁华热闹，内迁单位林立。军医学校在此完成汇合，复校开课。此后即使是内迁安顺，这里也是各地报考新生的一个集结地。

接下来的学习越来越艰难，学校的头顶上时常有日军飞机前来轰炸，师生们经常是课上到一半，就不得不跑警报、钻防空洞。

此时，日军主力也开始向广西方向运动。于是军医学校在桂林复课不到半年，再次远走他乡，于1939年5月到达贵州安顺。

六百余日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从南京到广州、从广州到桂林、再从桂林到贵州，这是一场史诗般的悲壮旅程。当时学校的所有人员，除了伤员之外，都全程步行翻越华南和西南的崇山峻岭，将官级别的校领导和资深教授也不例外。学校的教学设备则是用两辆大卡车来回拉了三个多月，才基本运完。

六十多年后的上海，在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的骨科创伤病区里，还是年轻医生的我，每天都能看到徐印坎教授拖着蹒跚的步子，走向走廊尽头的骨研所里，读上一整天的书。寒来暑往，风雨无阻。

老师曾告诉我，徐老在抗战时也是这样用双脚走下了几千里路，到达安顺的时候，已是衣衫褴褛，状如乞丐。

两位中国骨科的泰斗人物——徐印坎教授（右）与胥少汀教授（左），分别于1937年、1941年考入中央军医学校，后来都执教于国防医学院，都没有去台湾。他们合作编写的《实用骨科学》，是改革开放年代中国骨科医师的案头必读书。

中央军医学校抵达安顺后，选定了校址，开始搭建新的教学楼、办公楼和实验室。他们在城外的山里修建了药品制造研究所、血清疫苗制造研究所和营养研究所，在城内开设了附属医院，并向民众开放。

在抗战的那种紧张条件下，军医学校还是从政府申请到了教育经费，继续大刀阔斧地购置大量图书和医学仪器，延续教育的希望。据文献记载，当时安顺的军医学校上实验课时，能够做到学生人手一台显微镜，可见投入之厚。

贵州安顺，内迁至此的中央军医学校的正门。

内迁贵州的中央军医学校，也和昆明的西南联大、成都华西坝的“五大学”、宜宾李庄的同济一道，构成了抗战期间云贵川“下江人”云集、高级知识分子扎堆的盛况。

安顺的军医学校新校门前，立了一块大牌坊，上书：“作新军医者来”。学校大门两侧悬有一对标语，左边是：“创作军医新生命”；右边为：“力求学术的抬头”。

抗战大后方的山岭里，孕育军医的新生命。

新的军医生命在战争年代被继续孕育。学校内前后，不仅没有压缩规模，还大力聘请国内的名家教授，在医科、药科外还增设了牙科（“科”相当于学院，下面有系）。医科开设了解剖、生理、生化、病理、药理、公卫、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产科、理疗等15个系；药科设有6个系；牙科4个系。纵然时局艰难，培养标准不降。

除了为前线培养医务人员外，军医学校的血清疫苗、药品制造、陆军营养等三个研究所还承担起了战争年代极为珍贵的药剂疫苗供应、和当时中国尚属超前的膳食营养工作。血清疫苗研究所的使命是 ：

“对全国军队普遍实行预防接种，以防患于未然，使病毒不至于散播病者及早治愈，并保持士兵健康，加强战斗实力 。”

远眺安顺城内的中央军医学校校区

军医学校血清疫苗研究所的掌门人，是著名的医学家李振翩教授。他是毛泽东的同乡、挚友，曾经为杨开慧接生。1929年，他在美国洛克菲勒研究所发明了病毒疫苗的制造方法，1949年后定居美国，毕生致力于疫苗研究，并推动中美建交。

1921年他送毛泽东去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与毛泽东约定：“你搞你的政治运动，我要集中精力来钻研医学，我们将在未来相会。”

半个世纪后的1970年代，李振翩教授回国，与毛泽东主席长谈不舍，他们终于在自己年轻时所憧憬的“未来”相会了。

我国现代著名医学家、免疫学家李振翩教授，是毛泽东和杨开慧年轻时代的挚友。抗战期间任中央军医学校血清疫苗研究所所长。

1973年8月2日，毛泽东与李振翩再度相逢，追忆他们半个世纪前的人生约定。

药品制造研究所在整个抗战期间，为前线提供了数百万单位的精炼药品、瓿剂、酒精、液剂、化药、锭剂和玻璃仪器。

战争年代的药学人不忘探索，研究所负责人张鹏翀编撰了《中华药典》，药学教官李承祜钻遍了安顺周围的山沟沟，寻找药用植物；教官苏中武把安顺城药铺子里的四种柴胡找来做比较，在战火纷飞中发表研究论文。

战后，他们都成了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的著名教授。

我国现代药学泰斗张鹏翀教授，抗战期间任中央军医学校药品制造研究所所长，编撰《中华药典》，后执教于国防医学院、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军医学校的进驻，为西南山区的安顺小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现代知识启蒙。学校的解剖课为了制作人体骨骼标本，需将尸体蒸熟，再进行组织剥离和消毒。安顺老百姓中一度开始传言“蒸活人”的说法。学校的教授们顺势邀请了城里的居民来实验室参观，借机开展卫生科普宣传。

安顺有一位程老伯在世纪末回忆道：当年他和几个同伴去到军医学校的实验室，摆着几盆干净透明的井水，但在显微镜下的水中，密密麻麻布满了细菌。从那次参观之后，程老伯他们就养成不喝生水的习惯了。

抗战时代很多内迁的医学院校，都曾用诸如此类的方式，给深处内陆的西南人民带去了深远的医学影响。

南迁岁月的第一批新生徐印坎，在抗战最艰难的1941年毕业了，开始成为教官。

这一年的在校学生里，还有一对从浙江孝丰辗转考来的双胞胎兄弟，名叫楼之岑和楼方岑。

我国现代著名药物专家楼之岑院士（1920~1995），是屠呦呦教授的老师。

楼之岑于1939年考入中央军医学校。这是他1970年在北京医学院生药实验室内的一张照片。

弟弟楼之岑学药科，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生药学家，他带出了一个女弟子屠呦呦，为中国人拿回了第一个诺贝尔医学奖。

哥哥楼方岑学医科，后来成为传染病学教授，与徐印坎教授一起任教于国防医学院，然后成为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的教授。

楼之岑的双胞胎哥哥楼方岑教授，是我国著名传染病学专家。兄弟俩双双考入中央军医学校，楼方岑后来留校任教，历经国防医学院、第二军医大学。

1984年，楼方岑教授在中国最早对冠状病毒的特点、流行、潜伏期及无症状感染者进行了描述，对30多年后的COVID-19冠状病毒爆发，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价值。

楼方岑教授喜欢编一些诊疗规范类的书。1944年他撰写的《军医提絜》，是抗战末期中国军医人手一册的读物。

抗战后期，青年的楼方岑教授以一己之力编写出的《军医提絜》，是多年里中国军医人手必备的参考书。

左边的是国民党方面的版本，右边的是共产党一方的版本。

在我考进军医大学的那年，楼方岑教授病逝。后来我做实习医师的时候，为了写好大病历，不被老教授撕掉，就从医院图书馆找到了一本《病历示范》，一字一句照抄。当时这本书扉页上的“楼方岑”三个字，令我终身难忘。

接下来说说抗战中的第二支军医体系——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这支脉络从名字上看跟军医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却在战争结束后，一跃成为中国主流军医教育的支配者，更是走出了无数医学名家。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