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战友的外调之路

清泉

外调，这个词，别说年轻人，就是年长一点的人也很陌生。这是那个年代的产物，全称是对有关人员进行外部情况的调查，包括本人和社会关系历史和现实表现的调查了解，不仅是地方，军队也是如此。其中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比轻普遍。

我就有一段外调经历。那是一九六九年的春天，我所在的高炮六十六师刚从越南战场撤回来，就组建了一个考察干部办公室，简称考干办公室。当时从全师抽调了二十多名干部和战士，分成十几个调查组分赴全国各地进行外调。我当时还是一名战士，办公室把我与师运输连的指导员刘荣华分在一个组。刘荣华是一名优秀的老指导员，我跟随他学到了不少经验，并多次奔赴华北、天津，所经历的往事至今历历在目。

　　后排中间右边为刘荣华，左边为作者

       外调很艰苦，也很难。首先是调查取得证明材料难，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历史的，很难找到确实的材料，有的还要翻阅敌伪档案。现实的是有的了解情况的人，不愿意讲实话。为了一个人的材料，有时得反复多次，我和刘荣华就有三上石家庄的经历。

其次就是吃、住、行。那个时候我们部队伙食标准每天只有四角二分，加上每天出差补助四角钱，一天不足一元钱，在县以下的招待所住宿还勉强够开支，但在城市，即使一顿饭早歺一碗稀饭两个馒头，一份小咸菜，中午一份米饭，一个菜（还不能天天有晕），一碗汤，晚上也只能简单吃一碗水饺之类。就这样一天的伙食费还是不够。我天天管伙食，按标准算着过，刘指导员特满意， 回来常常夸我会过日子。

住，最简单，到县城住县招待所，一间房子，两张单人硬板床，一张小桌子，一张小方凳，一个脸盆架，其它什么家具也没有。有时得住大通铺，就是一间大房子里放上十张八张床，那么多人睡一个房子，互相干扰，休息不好。到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得找小旅馆，否则住宿费超标了，回来没办法报销。

最难的要算行了，所以发生的故事也最多，首先得站火车。那个时候外调的人很多，火车上人挤人，很少有机会找到坐位，站几个小时是常事，有时甚至要站上一夜。从中心城市去县城，一般一天只有一趟班车，去了当天回不来。而从县城去公社、大队，几乎都不通车，近的步行，远一点只能骑自行车。因为当时外调的人多，一般县招待所都备有自行车，出租给外调人员使用。我们那个组去农村很多，骑自行车去外调是家常便饭。其中有一次让我至今仍无法忘怀。

那是一九六九年八月的一天，我们从县城去一个大队，很边远，单趟五十多公里，不通车，只能骑自行车，清早我们从县招待所租了两辆自行车出发了。因为路不熟，只能走大路，我们也搞不清到底走了多少路，中途没停下来休息，到达目的地已经中午十一点多了。我们找到了大队书记，把需要他们提供的证明材料做完已经十二点多钟。那个时候因为外调的人多，村里没有食堂，只能实行派饭制。所谓的派饭，就是大队给附近家境好一点的人家派任务，外调人来了，轮流管饭，饭菜没有要求，有什么吃什么，年终大队给一点补助。我们那次去的人家，因为去得太晚了，来不及准备，原来只准备家里人吃的，饭菜不多，我们没敢多吃，随便吃了一点就上路了。

大队书记好心，让我们走小路，说可以少走十几公里。因为我们不熟悉路，冀中大平原村庄很大，但庄与庄之间很远，真所谓”过了这个村，没有那个店”，一路上见不到行人，也进不了村庄，总觉得路没完没了。中午吃的那一点东西早没影了，正值夏天，又热又渴，骑的自行车越来越不听使唤。在离县城还有七八公里的地方，太阳就要落山了。这个时候我们才体会到什么才叫精疲力尽。车骑不动了，下来走几步，再骑上去，最多蹲两脚就得下来，后来，连推自行车都没劲了。刘指导员已三十多岁了，体力比我差，他把自行车放在路边，就躺到了河边上，对我说，我走不动了。我见他脸色苍白，很是紧张。还算运气，我看到河的对面有两排营房，好像是一个连队的住处。我就对他说，你休息一会，我过去看看，能不能要一点吃的来。他不让我去，说绕过去要走很远的路。我不放心，坚持着咬牙一步一步从一座桥上绕了过去，找到了那个连队的指导员，我说明情况后，他很热心，让他们的卫生员拿了几个馒头，一壶水，背着药箱过来看刘指导员。卫生员看了看，说没有事，累了，吃点东西，喝点水就好了。果然我们很快缓过劲来，但来到县城已天黑了。

这一天的经历，让我记了一辈子。前几年听说刘荣华老指导员已经去世了，我特别的伤感，战友之间的同甘共苦，一辈子也忘不了。这样的经历现在的人很难遇上了，写出来，让年轻人知道，我们那一代人是怎样在艰苦环境下走过来的。半个世纪前的事，我们这些过来的人忘不掉，但愿后来人也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