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史国良的绘画艺术

丛碧山房

　　多年来，史国良关于西藏题材的作品越来越受到学术界、艺术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气势宏大的构图、神态炯出的人物、墨色交融的画面，使人们再次领略到写实主义中国画所独有的魅力。史国良20世纪80年代在美术界已崭露头角，早期作品以扎实的写实功底、浓烈的生活气息和由此洋溢出来的青春朝气，在汹涌而来的现代美术大潮中，为写实主义中国画争得了一席之地，被誉为中国人物画坛写实派重要代表性画家、“徐蒋体系”第二代传人。

　　自徐悲鸿20世纪初为改造中国画引进写实主义以来，中国画在承担历史功能、反映现实生活方面杰作迭出、蔚为大观，先后产生了诸如蒋兆和、黄胄、方增先、周思聪等代表性人物画家。从历史渊源上追溯, 史国良的艺术属于“徐蒋体系”这一谱系。80年代史国良所面临的学术课题是：既要以严谨的写实造型来塑造生活和人物，又要解决写实性造型和写意性笔墨之间的融合问题。进一步讲，也就是写实主义的结构、空间、体积、光影与写意性、表现性水墨有没有可能融合成一种整体性风格。这是一个大课题！自徐悲鸿以来，这个课题一直困扰着不同年代的画家们。写实主义中国画饱受指责，也是因为这一课题未得到很好地解决。史国良的智慧在于——他既把水墨当作塑造形象的手段，使之服从写实造型规律，又在衬景、衣服等处发挥水墨的写意、表现性功能，几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写实为基础、以写意为主导”的抒情风格，从画面中投射出的，是一种乐观向上的情绪。在解决写实与写意、造型与笔墨的问题上，史国良80年代的作品是最具有启示性意义的。

　　史国良90年代艺术风格的变化和其身份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艺术风格和境界的转变——80年代那种生活之美的表达转换为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从这个角度上看画僧的身份、意识和他关注现实、关爱众生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史国良笔下展现了西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礼佛、诵经、劳作等。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并没有太多的宗教式的凝重与悲剧意味，而是充满了感受本真之后的欣悦之情，这和其80年代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是一脉相承的。这一时期作品形成的显著变化是—在写实造型和写意水墨之外，引入了大量的装饰性要素，西藏瑰丽庄重的佛教壁画、唐卡、图案、服饰、器皿均以辉煌的装饰性丰富了画面。这演变可能出于两种考虑：一是适应西藏题材的特殊要求；一是力图将汉唐时期的工笔重彩传统和水墨画结合起来，以创造出当代中国的一种全新风格。

　　2000年之后，大约在2003年左右，史国良的作品风格趋于成熟和完善，技法运用、构图布陈、意境表达等都达到了前之未有之境，创作出了一批富有新意、超越生活、个性突出的艺术佳作，市场表现也顺势而上、突飞猛进，成为当代艺术品市场标杆性人物。从其成熟期作品看，史国良艺术特色可以概括为：（1）融合传统。著名美术评论家郎绍君总结称史国良的书画是“黄胄艺术学院化、学院艺术黄胄化”，概括而经典。史国良广泛吸收周思聪、黄胄、叶浅予、李苦禅等艺术大师的营养，融合诸家之长，融会贯通；（2）融合中西。线描是造型的基础，在技法上深入吸收西方荷尔拜因、安格尔等艺术大师的技法，把解剖学引入造型，立足从内部结构认识形体，造型更加科学、扎实。人物画作品以形写神、以神统形、形神兼备，又笔墨相生、酣畅淋漓，正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其艺术正是“化西方，融合西方”的典范；（3）融合工写。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把写实之“工”和写意之“写”更加充分、合理、巧妙地结合，进一步解决了两者的矛盾，推动了写实主义“新传统”的发展。这是史国良在学术上的突破，也是对中国书画艺术的推进和重要贡献；（4）融合生活。注重当下生活、注重写生作品化，经常深入藏区体验生活，寻找灵感，在生活中扑捉感动，在体悟中净化灵魂。无论出家在家，其思想是一致的，绘画所深刻表达的总是让人动容；作品内涵丰富，注入了更多深层次的精神感召和悲悯情怀，彰显着人性的光辉，是写实主义的升华与再造。

　　多年来，史国良作品题材几乎是围绕西藏、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风情表现，极少有其他题材，或许这与艺术家的技法、思想、心境有一定关系。我们祈愿史国良立足当下生活，突破固有题材，有所变化，试着画一点城市或农村题材的作品，或许会有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