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旧事

刘文述

家乡旧事 东后兴村坐落在太行山余脉与华北平原交界处，往西三四十里就进入山区，往北看，十几里外就是连绵不断的低矮山峰。往东往南看，是一马平川。朝东走五十里，是保定府，朝南走三十里，是方顺桥火车站，阴天时还能听到京汉铁路上火车尖厉的鸣笛声。 村中有一个人叫马福，民国初年，马福的爷爷奶奶，一条扁担挑着全部家当，从西后兴村迁到东后兴村落户。来到东后兴村，一家人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艰难度日。马福是1925年生人，独生子，大名叫马德明。马福一年年长大，小伙子憨态可掬，中等个儿，身子骨壮壮实实，四方脸厐，略显消瘦，颧骨微突，薄嘴唇，像村中所有汉子那样，头上常年裹一条布毛巾。马福为人诚实正直，办事认真，没有坏心眼，后来娶了媳妇，生了儿子，对人总是鞠笑可亲，但生性有点儿木讷，不善言辞，时间长了，村里人便给他起个外号，叫他“傻福儿”。 擒敌 1945年，小日本投降了，那年马福儿二十岁，他和村里人都得解放了，再不用日夜提心吊胆，从今后就高高兴兴，过上了舒心的日子。在共产党领导下，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人们意气风发，在自己的土地上勤劳操作，创造美好家园。紧接着就是解放战争，政府号召翻身农民保卫胜利果实，动员青年人参军上前线打老蒋，马福是独生子，响应号召主动报名参了军。他是聂荣臻领导下四纵队的一名战士，转战在晋察冀的大地上。那时候，解放军打的是运动战，频繁行军，他所在的部队就在东后兴村村边走过，连长知道他家就是这个村，让他回家看望她的父亲、妻子和儿子，他怕掉了队耽误战斗，竟然两过家门而不入。这事一时成为美谈。 1947年11月，在攻打石家庄的战役中，一天清晨，他们追击一股国民党顽固军，有三十几个敌人跑进一个村里，进了一家院子，随后又躲进屋子里。马福冲在最前头，第一个翻过墙头冲进院子，回头一看，才发现战友们没有跟上来，屋子里就是国民党兵，枪口伸出窗户对着他，他端着枪一个人站在院子里，也不躲避，灵机一动，急中生智，大喊：“一班在墙西，二班在墙东，三班堵住门口，一个也不让跑掉！”又对屋里大喊：“国民党士兵弟兄们，你们被包围了，缴枪吧，不投降就是死路一条！”敌人闹不清外面有多少解放军，看到这个解放军这么大胆地站在院子里，外边的解放军肯定不少，只好把枪从窗户里往外扔出来，然后举着手一个个走出来。就这样，他一个人俘虏了敌人一个排。由于出色的战功，上级对马福进行了表扬。在以后的战斗中，他逐渐成长，升为代理排长。 后来，华北没有战事了，当部队整训时，领导上念他自从参军后从没回过家，趁部队驻地离家不远，给他假，让他回家探亲。他回到家中就干起了农活，再也没有回部队。 水灾 1963年是一个让人终生难忘、刻骨铭心的年份，这一年，东后兴村经历了一场千年罕见的洪水，几十年后，村里的人们，回忆起来还毛骨悚然，手脚打颤，心有余悸。这年农历六月，界河上游的山上普遍冒水泡，老百姓说，这是山哭了;山上的石头突然裂开，大股的水哗啦啦的流出来，老百姓又说，这是山笑了。人们说，山一哭一笑可不是好兆头。 农历六月中旬，连绵不断地降了七天七夜倾盆大雨，有的年轻人站在屋门口，双手拿着空脸盆，往门外一伸接雨，片刻抽回，就是一盆水。 六月十八日晚上，闪电雷鸣，大雨滂沱。家家户户的屋子里都涌进了水，人们只好走出屋子，打起雨伞或头顶盖锅的筚帘子、身披蓑衣，淌着院中齐腰深的水，爬梯子上房或上自家院子里的大树。大雨依然如注，布伞被雨水打穿、打烂了，顶在头上的盖锅的筚帘子被打成一根一根的散棍儿。夜，黑漆漆的，天空不时划过一道道闪电，闪电过后，周围又是一片漆黑，随即响起一声炸雷。人们在刺眼的闪电光照下，瞬间看到周围邻居家的房屋也倒塌了，向远一看，全村的房屋也倒塌了，整个村庄变成汪洋一片。自家的院墙没有了，自家的猪漂走了，自家的木门、木窗、木箱漂走了。在漆黑的雨夜里，洪水像刮风一样呼呼地流着。人们不断地听到轰隆隆的雷鸣和呼呼的刮风似的流水声。人们站在孤零零的倒塌的房顶上，凭着耀眼的闪电，看到周围的水四下奔腾激流，洪水中，有树木、牛羊、猪狗、死人、木檩和桌椅板凳、门板衣柜等家具杂物，不断从自己身旁漂流而下，人们警惕地盯着自己的周围，不时将冲过来的东西或牲口拨开，只怕将自己挂走。闪电过后，在黑暗中，人们惊恐地发现，在远近的水面上，竟漂浮着不少像手电光似的闪亮点，活像一个个点着蜡烛的小灯笼，时快时慢地来回闪烁移动，时而顺流而下，时而逆流而上，时而横着游动。在洪水中，什么东西在发光？是神？是鬼？是妖？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太可怕了，神秘、恐怖和畏惧将大半个身子浸在水中的人们惊呆了，一个个屏住呼吸，不敢用手指那些发亮的东西，甚至不敢作声，不敢议论。景之怖，像之惨，不可言状。一个恐怖难熬的夜晚啊！ 在这恐怖难熬的夜晚，马福的媳妇和他的孩子们，全靠二十多岁的大儿子国民的保护，国民拉着妈，背着弟弟妹妹，上到他家的碾台上，在齐胸的流水中直挺挺的站了一夜。 六月十九日清晨，天刚蒙蒙亮，雨停了，泡在水中的人们，左邻右舍互相大声的招呼着，问候着，所幸没有伤亡。人们刚要松松心，喘口气，只见村北方向，像是一堵长长的白黄色高墙快速向村中移来，老人们大惊失色，使劲儿地喊：“大水来啦！大水来啦！赶快上树！”家家户户急忙逃生。男人们浮着没顶的深水，将老人、孩子一一托上树。有许多半大小子，平时会浮水、会几下狗刨的就能自己游过去，抓住一根树枝或一块门板，得以逃生。 这一波大水冲来，水淹到马福媳妇的脖子上，他儿子国民一手紧紧抓住碾管芯，一手托着他妈的下巴颏，肩上扛着弟弟妹妹，吃力地站在齐脖子深的流水中硬是坚持着，才没有被大水冲走。 大水过后，水慢慢退了下去，一眼望去，毫无遮拦，再见不到各家的宅院和房屋，全村一片乱泥废墟，形同旷野，惨不忍睹。 劫后 东后兴村的西边是西后兴村，两村相距不足百米，西后兴村的西边紧临一条河，这条河叫界河。界河是季节性河流，平时，这条河的上游和下游都有水，唯独距西后兴村上下约四十里长的河段是地下河，平时河床干涸。自古传下一句话，叫做“杨六郞下扎一枪，地流四十”。每年农历六月立秋前后，山洪爆发，洪峰滚滚而来，强行下泄，常常淹庄稼、冲房屋，危害百姓。因洪水横冲直撞像条野牛，历史上又称牤牛河。 这次洪水给百姓带来空前绝后的灾难。洪水咆哮下泻，横扫房屋树木，东后兴村有两个人被大水吞噬了性命。西后兴村紧临界河，多年来，历年水患总是先将西后兴村灌满，再流到东后兴村，所以西后兴村的水势比东后兴村要猛烈凶险得多。河堤早就坍塌，大水进院又进屋后，在第二次洪峰到来的时候，房倒屋塌，顷刻间房上的人全被大水吞没，全村有92人瞬间被洪水呑噬，死于非命。 特大洪水过后，报纸上报导了解放军抗洪功臣谢臣的英雄事迹。人们这才知道，顺平县和其它广大地区七天七夜降雨量为1329毫米，这些地区的年降水量也就500毫米左右，也就是说，七天七夜降了三年的雨量，特大暴雨汇聚，形成了特大洪水。头一天是山洪暴发，界河水猛涨，本来连续几天的大雨已经使全村周围沟满壕平，院落进水，全村几乎家家都是干打垒的土坯房，房基泡水，再加山洪骤泄，水势猛涨，房屋便倾刻自行坍塌。 第二天更大的水患，则是由于上游的刘家台水库堤坝倒塌所致。原来，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为了保存流失的大量水利资源，造福一方百姓，在界河上游距东后兴村东北方向六七十里的山区刘家台附近修建了一个水库（从河北省省志得知，这水库是1958年大跃进时，当年设计、当年建设、当年完工的水利工程）。当时，采用人海战术，指派了几个县的大批农民，东后兴村就有很多青壮年轮班去水库工地参加了会战，甚至连瘸子残废人都上了水库工地，有的背着铁锨、镐头，有的推着独轮车或担着土筐，步行多半天，走到刘家台，抢时间，赶工期，日夜奋战，当年建成了水库大坝。刘家台水库大坝本是质量不高的豆腐渣工程，存有内伤，又遭连日来几百年不遇的大雨，水库爆满，大坝不堪重负，骤然崩溃倒塌，大量库水咆哮而出。华北广大地区，连日大雨已是沟满壕平，房屋进水，又遭巨洪下泄，毫无阻拦，才造成了次日清晨那样的千年不遇的洪灾。洪水袭来，京广、石太、石德、津浦铁路相继中断，甚至将京广路方顺桥车站的铁道冲跨拧成了麻花。华北平原一片汪洋，尽成泽国。 灾后，一堆堆破烂不堪的烂泥瓦砾几乎让百姓们丧失了生活的信心，大水过后无数动物尸体腐烂，引发蝇蛆迅速繁殖，落在灌木树枝上的大量红头苍蝇竟把树枝压弯。卫生条件急剧恶化，人们身上破伤之处，溃烂成疮。村民们忙着清理现场，在烂泥里挖找糧食、衣物，用几根木桩和苇蓆搭建临时栖身的帐棚。 在相互交往中，大家谈论最多的就是洪灾中个人的惊恐经历和灾难中的见闻。 有人说，水来了我们就上了房顶，不一会儿房子的四面墙就倒了，房顶就被几根立柱支撑着，大水就在我们脚底下平着房面呼呼的向南流。一条大蛇在水中游来游去，总想上我们的房顶逃命，我们就用棍子轰它，不让它靠近。 有人说，我们几家人挤在一个高台上。可是老鼠也上了高台，它们身体小，动作灵敏，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有的竟钻到人的裤裆里不出来，让人又急又气又恼。 还有的说，大水来了，我们就忙着上自家院里的大树，手刚扒住树干，突然手心里感到一阵火辣辣的剧痛，原来我的手掌正捂在一只大蝎子上，蛰得我哎哟哎哟地在树上整喊了一夜。 还有人说，我扒在树上，看到一根绳子拴着六七个大姑娘，她们都被淹死了，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顺流而下。想必她们当初是想用绳索拴在一起互相搭救，不想却同归于尽。 有的说，我害怕！全身哆嗦，闭着眼，什么也不敢看。 刘金铎的儿子宝山说：“不知道我爹根据什么，街里灌满水了，他从街里回来，就急忙在我家那棵大枣树上拴梯子，一边吩咐我妈说：‘快，快把家里的白面都拿出来，点火烙饼，再炒几个鸡蛋。’我们一家人吃的饱饱的上了树，在树上也没有饿着。” 从上游冲下来一棵一搂粗的大树，水过后，有一个外村人来到大树旁，蹲在地上，抚摸着大树大声痛哭，人们问他为什么哭，他说：“我家七口人都上了这棵树，一下子就被大水卷走了。”人们问他：“你怎么知道是这棵树呢？”他说：“这是我家院子里的树啊，上面有我钉的钉子，我认识这棵树。可怜哪，这棵树没能救我一家人的命啊！”说着，他又大哭起来。 有的说，邻村有一家人上了树，怕时间长了掉下来落在水里被冲走，就用绳子把人绑在树上，结果，树被水冲倒了，人都淹死了。 邻村有一家，女儿卫校毕业后分配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工作，探亲回家，正遇洪水。在漆黑的夜里，娘儿俩在齐腰深的水中相拥着，母亲吓得惊恐失措，女儿抱住妈妈，不住的说：“娘，別怕，使劲抓住我，毛主席会来救咱们的！” 这位医生说的没错，大水过去几天后，政府就派来了工作组并调来了大批救灾物资，有苇蓆、药品和木料，还有蔬菜、土豆、衣物、棉被，解决了村民们吃、穿、住的燃眉之急。是党给村民们继续生活下去、战胜灾害的信心，村干部们在工作组的领导下，组织村民自救，帮助挖粮、找物、搭棚，随后号召村民振作起来，战胜天灾，又提出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口号，全村人们开始了抗灾自救。五十多岁的村民王银书老人感慨地说：“多亏了是新社会，有共产党，要是在老辈子，遇到这样的大水，老百姓不淹死也得饿死。” 劫后余生的人们，谈到洪灾中的感受和战洪的启示，说来说去，最要紧的是三条，一是今后一定要教孩子学会游泳，二是马上要盖新房，无论如何一定要盖砖房，三是共产党救了老百姓。 救驴 　　在可怕的洪峰铺天盖地捲来的时候，马福呢，他哪儿去了？大水过后，马福的儿子国民说：“发大水，我爸爸就没有管我们一家人，就管他那几头牲口了。” 原来，水来的时候，别人都在家里护着老婆孩子，他呢，他是队里的饲养员，一见水来了，先往队里的牲口棚跑去，到牲口棚一看，屋里进水了，他急忙把牲口牵出来，在水中死死牵着几头毛驴，水不断地上涨，他就不时往高处转移。牲口棚也是干打垒的房子，被水泡塌了，就把牲口牵到塌了的牲口棚顶上，牲口才没有被大水冲走。 洪水过后，各家各户忙着在自家坍塌的乱泥中挖找粮食，刨寻衣服，先解决吃和穿的事。马福没有顾家里的事，他惦记着生产队里的驴。到了牲口棚，看到队里的几头毛驴和牛静静地卧在大水泡塌了的牲口棚房顶上。近前一看，原来毛驴的四条腿都深深地陷在湿乎乎的淤泥里，肚皮紧贴着泥土，就像卧在地上一样。驴头垂下，嘴巴贴着泥土，两眼半睁着，蔫头耷脑，又渴又饿，有气无力，丝毫动弹不得，看样子很快就要死了。马福见状，很快提了一桶水，又找来些绿树叶和青草，上前喂这些毛驴。毛驴喝了水，吃了树叶青草，慢慢缓过来，有了生气。马福又找到一把铁锨，小心地慢慢挖开毛驴四条腿周围的淤泥，一个人干了多半天的时间，挖出驴的四条腿，还开出一条通道，把大驴从乱泥中牵了出来。就这样，马福救了队里的几头牲口。 奖励 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的艰苦历程，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冬天来了，家里地里的活也不多了，再过细地想想洪灾中的情景，人们才重新提起马福救队里牲口的这桩事。 有的社员说：“那时候，家家都很忙，能放下家里的事，费时间救出队里的毛驴，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队里不能亏待马福。” 在北京上大学的刘文述，放寒假回到家里。天寒地冻，生产队有时安排地里的活，文述就出工挣工分，他和生产队的男人们一起，把绳子套在肩膀上拉耙松土，或是爬上高高的井架进行操作。在干活的时候，文述和大家一起说笑，听乡亲们讲鬼怪故事，讲村里男男女女的风骚趣事，文述给大家讲北京的城市风情，讲飞机为什么会在天上飞，讲火箭与飞机有什么不一样。在拉耙时，文述问队长晏振凯：“振凯叔，咱们干这耙地的活，一天记几分呀？”振凯说：“这活不重，记7分。”文述又问：“干什么活能挣10分呢？”振凱叔说：“一些累活重活，像拔麦子、伏天耪小苗那些活，老爷儿们干，就记10分……” 一天，文述的妈对文述说：“今天晚上队里开会，你替我去吧。” 文述到了生产队，才知道今天主要是讨论对马福救队里毛驴该如何奖励的事。 会上，队长讲了很多队里的事务，最后一个事，就是关于马福救驴的事。队长把当时的事又说了一遍，最后说:“事情大家早就清楚了。马福救了咱们队里的毛驴，大家也认为该奖励他，按咱队上的规矩，就是奖励他工分，该奖多少呢，大家说了算。现在，照咱们队里的习惯，还是那样，每人在纸条上写个数交给我。最后当众念条子，取平均分。” 到会的十多个人，也不互相商量，每人暗自写好自己的条子交给队长。队长把条子都收起来后，还有一个人没有交，他就是五十多岁的马占奎。马占奎坐在炕上，不紧不慢地说：“你们年轻人都会写字，我写不好，也懒得写。我也不藏着掖着，我就当面说说我的意见。我想，一个呢，这是几条性命，不能看着它渴死饿死。第二呢，当时谁也没派马福去干这活，是他自个儿主动去的，费了自己很多工夫。第三呢，这是咱们集体的财产，我看马福办这件事是把心放在咱们队上了，这值得我学习，也值得咱们大家学习。大伙想想，如果是在我们能救的情况下，就是因为咱们光顾了自个儿家里的事，没有去救它，几条活蹦乱跳的驴渴死了饿死了，那不光是咱们队里要受损失，咱们心里也不平静啊。我说，我给他10个工分。” 随后，队长说：“条子大家都写好了，今儿个在北京上大学的文述也来了，咱们就把条子交给文述，让他念分并算出平均分。”文述拿起条子，凑近了煤油灯，一张一张地念，其中有三张是10个工分，有8个工分和7个工分的，也有5个工分和4个工分的。 开完会，回到家，妈问文述：“大家怎么说？” 文述说：“老办法，分别不记名打分。” 妈问：“你打多少分？” 文述说：“10个工分。” 妈点点头，说：“应该的！应该的！” 文述说：“占奎哥说的很在理，大家要都像他那样想就好了。” 妈说：“你们小时候，当年搞土地改革时，他就是咱们村党的副书记。说话从来都是有板有眼，句句在理，大家都佩服他呢！现在他老了，让年轻人当干部了。” 文述又说：“马福哥那样爱护社里的财产，真是难得呀！” 妈说：“你马福哥平时就是个心眼又实又直的人，队里交给他什么活计，干部们最放心。他总是老老实实地完成，从来没有偷奸耍滑的时候。” 文述听了很感动，说：“我们北京航空学院的同学们正在掀起轰轰烈烈的学雷锋活动，马福哥的所作所为，就是活生生的雷锋呀！” 妈说：“乡里人办事，不像你们城里人那样，有什么事，都要打着红旗，又贴标语又喊口号，只怕人们不知道。” 马福就是这样一个人，一辈子心胸坦荡，不做坏事，只做好事，不为名，不为利，顺时不喜，逆时不悲，具有最真诚、最纯朴的人性，为村人所称颂。1988年农历八月十五日，马福因患肺癌去世，享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