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论今话仁宗

侯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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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063年，即北宋嘉祐八年。三月廿九日夜，一颗帝星从东京汴梁的上空划过后坠入了远方的莽莽沃野，宋朝的第四位皇帝赵祯于此时在福宁殿内的病榻上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次晨，内廷便传出了皇帝“上仙”的噩耗，这一年赵祯五十四岁，经翰林学士议定，其庙号曰“仁宗”。

　　赵祯，原名赵受益，为宋真宗第六子，生母为宫女李氏。因其母身份低贱，故出生后就被刘妃所抱养，直至亲政以后才知道自己为李氏所生。也许大多数读者都是通过“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认识这位皇帝的，故事里欲用狸猫换掉的太子就是赵祯本人，不过小说这样写也只是为了增添乐趣而已，并非真人真事。赵祯的成长历程还是比较安稳顺利的，在他之前，真宗有过五个儿子，但无一例外都早早的夭亡了，所以赵祯作为独子其立储与继位的过程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不过，身处在暗流涌动的朝堂之上，太子赵祯也难免会遭遇一些政治危机。天禧四年，内侍周怀政企图挑起政变将真宗奉为太上皇，令太子提前继位。因反贼周怀政与赵祯关系亲密故被人趁机离间，真宗“欲并责太子”，幸好时任参知政事的李迪及时劝阻，以一句：“陛下有几子，乃为此计”巧妙的化解了危机，才使年幼的太子得以保全。两年后的乾兴元年，真宗崩于延庆殿，赵祯“于柩前即皇帝位”。

　　《宋史》中用“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和“天性仁孝宽裕”的字句来形容皇帝赵祯仁义善良的品性。天圣七年，枢密使曹利用因犯下种种过错遭贬谪，在去往湖北的路上被负责押护的内侍出言相激，气死在了襄阳驿。此后，朝廷在审查曹利用案时，有居心叵测的人递上了一份“曹党”名单，涉及文武官员四十余人。当时的朝堂仍处在刘太后“垂帘听政”的掌控下，而曹利用的贬谪则又多出于刘太后之意。时年二十岁仁宗在这危急时刻甩出了一道手诏要求“不得节外根问”，这才及时制止了一场罪责多人的政治运动，有史学家因此称赞仁宗皇帝“其仁恤至此”。除了在大事上表现出仁厚的一面之外，皇帝赵祯在许多小事上也一直秉持着善良的本性。《东轩笔录》中有记载说，仁宗曾有一次率众游园，路上屡屡回头看向身后的一众随从，左右侍者都不知道皇帝在找什么。直至游园结束回宫后，仁宗才急匆匆吩咐身边的嫔御：“渴甚，可速进熟水”。嫔御将水端给皇帝后问为何游园时没让随从侍奉饮水，乃致久渴。仁宗说：“我屡屡回头看众随从，却不见负责供应饮品的宫人，如果我问了，这位宫人必然因失职而获罪，故而我只能忍渴而回（原文：吾屡顾不见镣子，苟问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归）”。另一则“夜止烧羊”的典故，讲的是仁宗夜里躺在床上饿的睡不着，想吃羊肉，但却担心膳房因此形成每晚杀羊备肉的惯例，故宁可饿着肚子失眠，也“不忍一夕之饥而启无穷之杀”。有着这样仁厚良善本性的君王在中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史中也能称得上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了，难怪翰林学士议定其庙号时毫不犹豫的选用了“仁”这个字，这正是士大夫集团对这位皇帝品行与修养的集体认可和最高褒奖。

“夜止烧羊”典故

　　仁宗一朝，最大的危机无疑是来自于外族的挑战。宝元元年，位于大宋西北的西夏国李元昊一改“依辽和宋”的国策，率先向宋朝发起了战争，起初政治上的明枪暗箭与军事上的小规模交锋很快在宝元三年演变成了首场宋夏大战，而首战最终以宋军落败收场，这是仁宗亲政以后遇到的最为深重的一次危机。在宋夏两国陷入战争泥潭之际，本已于大宋达成“澶渊之盟”的辽国却打起了盟友的主意，辽主耶律宗真聚兵幽涿，意欲趁机逼迫宋朝归还燕云十六州中的瀛、莫、宁三州及瓦桥、益津、淤口三关。面对双重压力，仁宗遣富弼为使，两度出使辽国。富弼不辱使命，在与辽主谈判中顺利打破了辽国企图夺取三州三关的企图。同时为避免宋辽军事冲突，仁宗以增加对辽的岁币为代价，才维持住了摇摇欲坠的“澶渊之盟”，顺利化解了来自北边的威胁。也正因为辽国的参与，让胶着的死局转变成了宋辽夏三方博弈的活棋。庆历四年，宋夏两国通过历时两年的谈判达成了和议，西北边境的战火终于熄灭，两国的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在这场冲突中，仁宗虽无杰出的军事表现，但他以其独具的慧眼选任能臣，能于主战、主守、主和的不同建言中择时机灵活把握。其重用了以范仲淹、韩琦、富弼为首的决策中枢，令他们过人的智慧和高超的手腕得以施展，进而游走于危机之间，解兵祸于旷野，扶社稷于将倾。从这方面来看，仁宗皇帝也算是一位有着超群政治智慧的君主。

宋夏之战

　　历数史家千秋，仁宗皇帝的一生并无标榜史册和威震天下的文治武功，更是无法与秦皇汉武或唐宗宋祖这一类“千古一帝”相提并论。但仁宗皇帝在位的四十二年里，北宋的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政治上更是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启用了以范仲淹、富弼等为代表的“少壮派”能臣，推进以“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明令”为主的十项重要改革，史称“庆历新政”。不过可惜的是新政因触及了权贵集团利益而被横加阻挠，最终以失败告终，这里不再详加赘述。仁宗一朝值得称赞的还有宰相执政与台谏监督的权力制约机制，即治国理政的第一责任人为宰相，宰相有权力决定国家走向，即便身为君主也不可随意否决任何一份出自于中书门下的政令。但以宰相为代表的执政系统却必须受到独立的台谏系统的全面监察。为保持其独立性，在台谏官的选拔任用上也是由皇帝亲自任命，完全避开了执政系统的干预。上至军国大事，下至君臣生活，台谏官都有权监督问责。名臣苏辙曾有言：“凡台谏所言，即时行下。其言是，则黜宰相；其言妄，则黜台谏。终仁宗之世，台谏不敢矫诬，宰相不敢恣横”。发挥到极致的权力制约机制不但让宋朝政府收获了丰硕的发展成果，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理政经验和政治财富。

北宋《清明上河图》中繁华的街市

　　仁宗死后，举国悲痛。对此，有宋朝学者邵伯温描述了当时洛阳城的景象：“城内军民以至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泣，纸烟蔽空，天日无光”。连远在北方的辽国皇帝耶律洪基也下令举国告哀，有“燕境之人无远近皆聚哭”的记载。一位封建君主为何会有如此强大的人格魅力？能让本国和外国臣民都发自于内心的奠念。也许答案就在宋代理学家刘子翚的那句：“仁宗之仁也，三代而下，一人而已，笑言承恩，咳唾为泽，薰酣沉浸四十余年，所以维民者尽矣”里。在后世的宋哲宗元祐年间，给事中范祖禹向哲宗皇帝提出了“专法仁宗”的建议，并将仁宗生平可圈可点的事迹辑录为《仁皇训典》呈送给君主，供哲宗效法。由于士大夫集团的“包装”，仁宗的形象逐渐被人为的拔高了一层，成为了宋朝君王的楷模。就连权臣秦桧都称：“以复庆历、嘉佑之治（皆仁宗朝年号），乃国家福也”。虽然“效法仁祖”是宋朝臣僚有意营造的氛围，但这也恰恰说明在后世的士大夫心中仁宗皇帝是接近于完美的君王，而在他的治下也有着士大夫们所梦寐以求的理想政体。

宋仁宗的长眠之地（河南巩义永昭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