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父行军旅：“我为爸爸买酒壶”

孤竹君子天下客

这把酒壶，是我12岁在青岛游玩时为父亲买的。1969年，67军高炮团驻防山东胶县，父亲兼任胶县军队“支左”办公室主任，部队很忙，穿梭于各部门单位协调各造反派之间的关系；学校混乱停课，无所事事的我们，经常在部队东西两个大院奔来跑去，翻墙爬树，也常到周边四处游逛。记得在夏季的一天早晨，我与最要好的小伙伴邓久双、邓久宁一家搭高炮团的卡车从胶县驻地大院去青岛，他们是看望在青岛“支左”的高炮团后勤处长邓墨林叔叔。我们在青岛栈桥海边玩耍一天，第二天我自己要乘卡车返回胶县大院，走前在中山路逛街无意中看到了这把酒壶，便把它买了下来。今天算来它已经有了半个世纪的“包浆”，看上去普通又传统，是过去北方常见的陶瓷酒具。它外观的杏花颜色深浅有度、栩栩如生，与家乡山杏花神色一致，这或许就是当时我的心缘和眼缘吧。这把壶跟随父亲的军旅生涯从胶县到淄博再漂泊到西北边疆，最后落脚在秦皇岛。2009年父亲去世后，我把它带回北京摆在家中的书架上，并买了高射炮和军用卡车模型陪伴它。看到它，我会浮想联翩：当时为什么要买它呢？是当作礼物还是什么？会想到“父子情结”，也会思念故乡；时常觉得有点复杂，既亲近又遥远，记忆中的情景和边界模糊不定…… 父亲去世十多年来，他的音容笑貌常萦绕于心，也曾想写些纪念的文字，但总是提笔又不知从哪里说起……后来看到布列松《替爸爸买啤酒》（1954 巴黎）的著名摄影作品，我心怦然有所动，有所悟。作者抓住了社会生活场景中的“决定性瞬间”，从男孩张扬的笑脸中可以想见，其所表达的重要主题就是父子情怀！不是吗？这张照片使我眼前的这把酒壶灵动起来，也犹如自己心中灵犀的镜像，一点点地闪回到少年时代，释读出自己记忆中那个场景的“决定性瞬间”，就是“我为爸爸买酒壶”。那个孩子买酒，我买壶；互为表里，相得益彰。我买了酒壶带回家递给父亲时那个幸福笑脸的瞬间，也足够定义对父亲的情感吧！实际上，这样的“决定性瞬间”几乎是超越时空的，可以出现和闪烁在任何一个孩子的脸上和心里。 我为父亲买的酒壶其实很少使用，因为他很少喝酒，这是军人的自律，也是生活的习惯。他有了忧愁，却经常抽烟，有时抽得很凶，这是那个时代父辈们生活的缩影。在我少年生活的感觉和潜意识里，是否包含通过买把酒壶表达对父亲的崇敬和爱戴，以缓解他内心压力的意义？这真的说不清楚。父亲1928年出生在河北迁安偏远的山区，是农民的儿子，但始终不向既定的命运屈服。他没受过过正规的教育。早年为了求学，让家里托人去县城学校当旁听生。他经常说起：你宁文德叔叔（父亲的老战友，曾任67军干部处长)是班里的尖子生，我只是旁听生呢。然而，正是这个旁听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在部队从机枪手、文化教员到指导员、副政委，开始了部队政治工作干部的生涯，曾被评为济南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那是一天深夜，父亲从军区受表彰回来，捧着一尊可以在暗夜中发亮的毛主席半身塑像，这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奖品。在文化大革命初始年代，可以发光的毛主席像还很稀有。父亲在灯光下孜孜读书的身影，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一下子高大起来。在解放军长春政治干校毕业后，父亲被选调到67军军部秘书处工作，这是父亲引以自豪的事儿。在军部机关，父亲与李水清军长的秘书刘文叔叔关系最近。我在李军长的回忆录里看到，他称刘叔叔是“67军写材料的能手”。在机关，刘策、刘文名字貌似兄弟，他俩又是唐山老乡，于是战友们开玩笑地称他们为军部“二刘”。我的小名叫“小光”，刘叔叔儿子的小名叫“小凡”。1970年，刘叔叔任高炮团副政委，他一家人也到了淄博南定，在高炮团的临时大院与我家成了短暂的邻居。在文化大革命那个限制阅读的年代，父亲的阅读却很广，记得他曾经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在新疆军区边防五团，父亲与军分区首长一同与苏联边防军会面，例行公事谈完之后开始聊天时，苏军上校问我方首长：请问您知道肖洛霍夫吗？父亲心想，这不就是世界名著《静静的顿河》的作者吗！我方首长脱口而出：就是一个大资本家吧？谈起这件事，我们都忍不住会心地笑了起来。 父亲是一位标准的中国军人，自律甚严。记得1970年底，我们要跟随父亲去新疆边防部队，在淄博张店火车站上了军列，他站在车门口向前来送行的高炮团老战友挥手告别。列车徐徐开动之后，父亲转身发现裤兜里有一把黑色钳子，那是刚刚包装家具时借的。他自责的神情溢于言表：哎呀，怎么搞的！这是公家的东西怎么就落下了呢！他掏出钳子，下意识地走回车门望着渐渐远去的战友，无奈列车已经开出了张店车站。这个细节，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父亲说，从高炮团离开时，他带走的唯一物品—-用作纪念，是他用过的军用指南针，这还是经过团领导同意的。这个指南针浓缩了父亲对67军高炮团的情感，对老部队的怀恋，父亲去世后我一直珍藏着它。 我们这一代军人子弟所渡过的青少年时期，也是个缺乏沟通和表达的年代。父子之间见面的机会很少，哪有时间去沟通呢？况且，文化大革命混乱的场景，也模糊了亲情的表达，孩子不懂大人们正在做的事儿。在我童年记忆的深处，父亲“在场”的片段较少，但能够感受到父亲深深的爱！1957年4月30日，我出生在201师驻地胶南县薛家庄。我人生的第一张照片——百天照，是在201师大院里父亲在后面托着我的后背，由他的战友拍摄的。我儿时对青岛的记忆多是深夜的情景：朦胧中跟着父母走向灯火闪亮的尖顶火车站，或是从那个尖顶车站走出来，灯光越来越远；或是坐在绿皮火车上返回故乡的行程中。当我们回到老家的时候，门口总是集聚了乡亲们往面里探望的身影，这是我跟随父亲荣归故里的时刻！我们没有随军而在故乡生活时，父亲会按时寄钱回来；每年探亲的时候，给我们带来食品和礼物，也带来无限欢乐。所谓父爱如山，自不待言。为了我们，他曾经利用两次探家的机会把一台缝纫机背回老家：第一次带回机头，第二次背回机架子。每一次他都要背着沉重的机器走许多山路！现在怀念起父亲，眼前经常出现他背着缝纫机在山路上行进的身影。先贤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父亲的家国情怀，正是那一代军人的底色。1981年底，父亲决定从边防团转业到秦皇岛工作，在途经北京时去了天安门广场。傍晚时分华灯初上，在来往的人流中父亲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他们的老军长李水清将军——后来的二炮司令！父亲经常提起他与老军长在天安门碰面的情节，说没想到军长居然还记得他的名字。我想，李军长在天安门广场漫步会回想他率67军119师方队参加第一次国庆阅兵的雄迈场景；父亲惊喜的是67军的老兵在这里与军长重逢。父亲与李军长告别，向老首长行了最后一个军礼！这似乎是天意，给父亲的军旅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 父亲是一位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的人，不太喜欢按他的想法指导别人的生活。小时候，我常穿上父亲大而长的军装玩耍，羡慕军装漂亮军号嘹亮，总想着快快长大，似乎军旅当兵是必然的事儿。后来，我上大学去读书，走了学者的路途。父亲很高兴，也为我感到自豪。我们经常通信，有了电话手机之后也会打电话问问我又写了什么文章吗？我的儿子出生了，父母来到北京带小孙子，使我能够专注于教学和研究工作。父亲生病后，我把他接到北京找肿瘤医院最权威的专家会诊，为了让他放松心情，我陪他去参观鸟巢和水立方等奥运场馆，并在鸟巢留下了他人生旅途最后一张影像，他依然军姿挺立。当父亲生命垂危之际，他从枕头底下摸索出我的名片，对远路来探望的亲友说：看看，小光当北大教授了！从虚弱的声音中，能感觉到他内心充满着对未来的无限希望。父亲晚年对我提起过这把酒壶：这还是你小时候在青岛给我买的呢！这把保存了大半辈子的酒壶，是他内心深处父子情深的充分见证。我想，父亲，我也没有让您失望吧！父亲转业到秦皇岛山海关区当区委副书记，后从区人大主任的职位上离休。他的军人品格始终如一：坚守立场，坚毅坚韧，公私分明，在关键的时候不会退缩。他的行为和操守，深深地影响了我家兄弟姐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人们常说父亲是高山，是长河。读到嵇康的诗句：“春木载荣，布叶垂萌”，由此我想父亲更像是棵大树，是一片森林！少年时代的我为父亲买酒壶，冥冥之中就是感恩父亲与期许父爱吧！ 父亲父辈父子情深、军人军属军旅行远——现在我要大声地说：父亲，我永远爱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