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军嫂刘淑琴

西北尕老汉

　　西藏的家属都很辛苦，生活艰苦、高海拔、没有固定住房，跟着丈夫受罪。——张广礼（原149师446团政委）

🔻采访结束后与张广礼，刘淑琴夫妇合影。

讲述；刘淑琴

采访：张鹏遥、陈万木

整理；张燕丽

编辑；张鹏遥

1957年张广礼从重庆通讯学校毕业回家，我那时18岁，在老家河南永城县城关学校上小学，读的是翻身书，翻身解放了才去读书叫翻身书。我和张广礼认识是别人介绍的，没好久就结婚了，书也就没有再读，那时也快毕业了。结婚以后他就喊我跟他一起去西藏。他那时刚从重庆通讯学校毕业，是个副排长，授了个少尉。他让我和他去西藏，既没讲西藏有多好、也没讲西藏的艰苦，读书的时候知道西藏，只知道西藏远，有多远也不知道，海拔有多高也不知道，他叫去就跟着去了。我那时年轻，身体好，也不喘、也不累，没感觉到有高原反应。

从老家河南出来坐了汽车坐火车、再坐轮船，从武汉坐船到重庆，再由重庆坐火车到成都，到了成都在四马路招待所住了半个月，在那里等车。从成都再坐汽车走康藏公路到拉萨。成都到拉萨路不行，走了快一个月，那个路坑坑洼洼，车跑不快，盘山公路绕来绕去，一天才爬一个山，只走几十公里路，车还经常抛锚。我们从成都坐解放牌大卡车上去，一车人都是部队家属和军人，每个人都是自己扛着行李，也没有座位，上车就坐在背包上。

每天驻兵站，那时兵站房子里连床都没有，一个房间，中间一个过道，两边两溜大通铺，地上铺的草垫子，谁来得早谁就先选地方，也不分男女就那么睡，那个时候人都老实。一个房间十几个人，最大的房间可睡三十多人。到兵站住都是自己带的铺盖卷，一直到1969年都是这样。冬天也没火，兵站食堂的饭很多时候是凉的，在老家苦日子过惯了，也不觉得苦。有些家属有高原反应，嘴唇发乌、脸色发黑，看样子好像快不行了，不过还好，下了山就好一些，没有遇到死在山上的。

我这次跟他去西藏差点死在那里。到了拉萨，五月份军区重新分配他的工作，让他去157团。52师师部驻扎木，就是现在的波密。他去团里报到，我住在师部招待所，那时52师部已撤销，除了招待所的几个工作人员，人都走完了，招待所一大堆房子就我一个人住，我怀有一个孩子流产大出血，差点死了。真正是憨大胆，不知害怕。

过了一二十天以后，团里有汽车到招待所来，我就坐团里的车去昌都找张广礼，汽车还是解放卡车，上面有个蓬子，前后都是空的。我刚到昌都，他们部队又出动去剿匪，我才住了一个礼拜，部队到了江达，我又去江达，住了也是一个礼拜，住在藏民的小房子里。

　　后来家里发来电报喊我，这已是1957年12月份，团里侦察参谋刘福祥两口休假回内地，我就和他们一起到了成都四马路招待所，在成都买了火车票回了老家。这是我第一次进藏。

第二次进藏是1959年。1957年回到家里已怀了第二个孩子，1958年我参加了工作。1959年我请了假，去西藏昌都去看他，那时正在剿匪，他在团里当通信参谋。到了昌都，部队在外剿匪。在昌都碰见了副团长，他说老张要过几天才能回来，我等了十几天他才回来，只住了两天部队又要出发走，我就等车又回内地了。

到了1961年10月，他休假回来探家，他们团里给他写了一个给我调动工作的介绍信，要把我调到西藏去，我们单位不愿意放人。我们邮电局的党委张书记是个三八式老干部，他不同意放我走，他说培养我这样一个话务员不容易，因为牵扯到国家机密，那时当话务员都要求家庭出身好才能干这个工作。人家不愿意放，老张和人家发了一顿火，找到张书记，找到组织部才同意放我走。

1962年1月和他一起到了西藏黑河（那曲）。这应该是我第三次进藏了。这次走的是青藏公路，先坐火车到甘肃红柳园下车，再坐汽车到敦煌，走青海冷湖，大柴旦，小柴旦到格尔木，再由格尔木到那曲。沱沱河一过就不行了，海拔高了。那次我没事，老张高原反应厉害，嘴唇发乌、脸发紫，而且还要扛背包。你想，到西藏那个地方有多危险，那会儿我还怀着现在这个老大，天天从车上把背包扛下来。在西藏那个地区久了，就适应了。出来久了再回去就不行了。一起的还有他们团里的一个干事，有高血压，还有高原反应，出不来气，走起路来像喝醉酒一样，东倒西歪的。

每天我们到兵站扛背包，占铺位，打洗脸水、打饭，我一个大肚子，啥都是我的。那次走的时间短，只走了十多天。到了那曲海拔很高，有4500多米，又没啥吃的，一点蔬菜都没有，就是吃点饭。在那里住了两三个月，他们团接到任务，又要搬家，准备打中印边境反击战了。

1962年的时候，他们连的战士骑马去送信，迷了路回不来，结果全连都出去找，守总机都没有人，我就给他们守。我以前是县邮电局的话务员，团里的电话就几十个门，简单多了。连里的人都出去了，没有人，我在这儿看一下，按照保密是不行的，家属怎么能守总机？司令部的在总机上问：怎么有个女同志？以后说是指导员的爱人，连里没有人了，在哪儿守总机呢。迷路的是骑兵通讯班的战士，在大雪山的雪地里迷了路，后来找回来了，要不非冻死。

🔻1957年三月摄于拉萨。右一张广礼，右二刘淑琴。

　　1962年6月份搬家到曲水县清真羊公寺住，这时他调到团里教导队去培训干部，我住在喇嘛庙里突然患高血压，那时我怀着孩子，于医生一量我血压，血压高。于医生说：你这样不行，明天赶快去拉萨住院。因为团里三营营长的爱人6月份生孩子死了，于医生让我一定去拉萨住院。到拉萨住军区总医院，住了四十多天，到7月底才生，生下孩子四、五天就出院了，回到喇嘛庙住。

他们部队准备打仗，白天和夜晚天天训练，我住在庙里买不到吃的，洗尿片子要从庙里到河边洗，庙好高，下到河边来回要3华里路。生完老大张军回来，他们部队又要往前面去打仗，9月份他们部队出发走了，只剩我们几个家属住在喇嘛庙，从底下上来有一个小窄巷，只能走开一个人，对面过来一个人都要侧身，胖一点的人都过不去。我住的小房子大约有五六个平方，那是以前喇嘛住的房子，是小窄巷最里边一个，门对着小巷，通信连张兰欣爱人住的房子和我挨着，他住的房子有9个平方。

部队走了以后天天要给张军去洗尿片、还提一个蛋黄粉的小铁筒，回来提一桶水，要不吃什么，没有水。我为了给孩子增加营养，我经常去河里钓鱼，河里鱼很多，用针打个钩，拴上一个油麻绳，钩上放一些糌粑面，一放下去就钩上来了。或者用树条绑一个八号铁丝，打个倒刺，象鱼叉一样，看见鱼过来，一下就扎上一条。

他们走了以后每天晚上害怕的很，天快黑的时候，把张军拾道好，洗干净，小被子包好，我用装罐头的木箱上拆下来一块小板板，约有一米多长，挡在床边怕张军掉下去。晚上10点，再喂一道奶，那时我还有奶，把张军喂好洗好，盖上被子，放在那个地方。我那几个平方的床，门一开巷口就对着我的床，房子就这么大怎么办？屋子角角里还要放一个炉子烧火做饭。老张打猎的一个步枪，那是缴获土匪的。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把子弹推上膛，害怕呀！真是害怕，只有几个家属和小孩，张军刚生下来，晚上睡觉时就把枪抱在怀里，我还在门上钉了一个钉子，是从外往里钉，钉子穿过门板尖尖朝里，我在钉子尖上挂一个蛋黄粉的小铁筒。那时年轻，才二十多岁，怕睡死了，如果有一点动静、有人推门，小铁筒“嗵”一声掉下来就醒了。不管是啥人，晚上过来肯定不是好人嘛，我就开枪打他，那个巷巷就那么窄窄的，人长胖了都过不来，肯定打着他。

那天张军突然病了拉肚子，我们坐车去拉萨总医院，曲水离拉萨70多公里，那时路不好走，70多公里走了四五个小时。张军在拉萨总医院住院，他们前边打的很激烈，我看到伤员拉下来，他们团里也有干部受伤送下来，我心情一紧张奶水没有了，这可咋整啊？没有办法，买一点老百姓自己生产的土奶粉，臭的要命，没法闻，后来通过熟人找关系，买点饼干嚼了给张军吃，慢慢他拉肚子的病好了。

到了1963年3月份他们要从前边撤下来，我们家属和留守人员提前搬到贡嘎县等部队回来。都住在老百姓家里。我住在索拉及塔家里，他是房东的孩子，有六七岁，我们和他家的关系比较好，索拉及塔的妈妈养了两头奶牛，每天挤了牛奶给我们送一点，就是用暖瓶的铁盖盖送给我们一盖盖，我每天做了大米饭送给他们孩子吃。我们住的是个大村庄，房东家在村子最里边，离江边最远，我去洗尿布，要是来个人突然抱走了怎么办呀？以后我们就搬家了，搬到村子另一边，靠江边近的地方。那个村子是在一个沟里，一长溜，我们从后边搬到前边，离雅鲁藏布江一百多米的一个小院里，与通信连的副指导员住在一起。

住到1964年的4月份他们部队又调防到林芝地区的邦拉，离林芝16里路，在江的另一边，我们家也搬过去，住了有七八个月，老张调到师教导队去，以后又调师部通信营，我们搬家住通信营。

🔻1957年三月摄于拉萨达拉宫广场。左一张广礼，左二刘淑琴。

　　他调到155团以后，我与孩子又搬到果园新村，为啥叫果园新村？因为那一大片都是野桃子，桃子成熟后满山都是红的，桃子不大，象小杏子那么大，能吃、酸甜，因此部队就叫它果园新村，真正地名叫百坝，在米林与林芝之间，那儿有一大片房子，我们就住那儿。

我种菜，全团都没有种出来，我种出来了，种的黄瓜、辣椒、番茄都结了，有的战士看那番茄红红的就摘着吃。菜地在一个山坡上，把地挖平，北边高，朝太阳，用大石头垒起来，把地圈起来，风吹不到、太阳能晒到，这样温度就高一点。土豆、莲花白、小白菜、菠菜好种，黄瓜、辣椒、番茄不好种。

我们的房子怕牦牛。所谓房子就是个地窝子，从地上挖下去，在上边放上树枝，再盖上破帐篷防雨，那天晚上牦牛跑到我们住的房子顶上去了，结果是牦牛把屋顶踩破了，把人吓一跳，以为是地震了，牦牛再往前走就掉下来了，那就把我们给压住了。

他调到师教导队的时候，1964年9月20日我去八一新村山上的155医院去住医院生孩子，10月1日张老二出生。住了一个礼拜的医院。出院的时候，碰见卫生队的蒯师傅，他因为车祸受伤也在医院住院，他看到我要出院，他说：“老张没来接你，这咋整啊，我帮你抱着孩子，你提着东西到下边汽车连去搭车吧。”搭个啥车？是个来修理的卡车，还是敞篷的，上午9点鈡就到了汽车连，车在空坝子上修，我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就在外面等了一天，中午饭都没有吃，直到下午5点车才修好。那时我生孩子才7天，我说怎么没有得破伤风死了，现在有时候我和老张还说：“没有到我还能活到现在。”

他在亚东，我带着两个孩子在果园新村，这里家属比较多，差不多团里的家属都在。两个孩子身体不好，没有办法，后来听说米林农场养的鸡，来航鸡很多，我就背着老二牵着老大上山，来回要走十几、二十里呢，去买鸡蛋，回来抱两窝小鸡出来，后来慢慢小鸡长大能下蛋了，两个孩子吃一点，老张吃一点，这样慢慢身体好一点，这俩孩子一直到部队换防到四川，才从西藏出来。

到1969年3月，西藏军区抽几十个干部到四川去支左，还不准带家属。我说：你再不把我带出去我就死在西藏了，那时我瘦的只有70斤，走起路来都要打摆摆，恼火的很。

到了成都临时找了个房子在那儿住着，住了没好久，部队领导说支左干部不准带家属，人家支左家属都没有走，他就让我们回河南老家去。我们坐火车回老家，火车走到秦岭的山顶上，略阳站附近，前边塌方了，车停在一个小站上。塌方车走不了，我们一起坐火车的很多人都回成都了，我没有回，走的时候就气涨，生气得很。那个时候人好，有人看见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就给买点饼干、苹果给孩子吃，两个孩子一个5岁、一个2岁，孩子有的吃，我没有吃不要紧，喝点水就行了，几天就通车了。

🔻1965年西藏邦达。

　　回到老家不久 ，老二又得了急性脑膜炎，前两个孩子都不在了，第二个也是得脑膜炎死的，这个生病的孩子是第三个。幸亏治疗及时，没有任何后遗症。这两孩子从西藏高原从来没有出来过，一下子出来到平原不适应，我说我们在成都住上一个礼拜再走，他说领导催的紧，结果人家家属都没有走，就他执行的好，把我气的呀，回到老家，他又要带我们出来，我就不想跟他出来了。

1969年部队由西藏换防到四川。1970年4月30日我们从成都搬家到犍为。这以后，团里头要给以前在西藏有工作的家属安排工作。我是1958年参加工作的，我在老家工作那么多年，我调到西藏没有工作，是因为部队今天在这儿住几个月，明天在那儿住几个月，没有办法安排工作。后来给我老家邮电局发了函，老家劳动局回了函以后，才把老家工作的那几年给我接上。按道理说在西藏的那八年都应该给我算工龄，因为啥？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这是部队打仗、剿匪，部队不固定,才没有安排的。结果这8年都没有给我算工龄，所以说我吃了一大截的亏。

张光礼插话：这些事情她耿耿于怀，呵呵。157团从昌都、江达、林芝、黑河（那曲）、曲水、贡嘎、邦达,平均一年多搬一次家，家属也跟着搬家。西藏的家属都很辛苦，生活艰苦、高海拔、没有固定住房、跟着丈夫受罪。我们1957年结婚至1980年只在一起过了一个春节。

🔻1968年西藏林芝果园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