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高考

孙钢

今年的1月份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毕业生的毕业40周年。他们都是1977年12月份进的高考考场，1982年1月毕业奔赴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虽然我在途中掉队了，但毕竟是1977年12月参加的高考。四十余年，往事如烟，弹指一挥间。想起当年事，历历在眼前。

1977年初夏，邓小平正式复出。当时我在界首县田营公社任楼大队当“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虽然地处偏僻农村，不过大道小道消息也是络绎不绝。对我来说，最感兴趣的不过是高考制度可能改变的传说了。当时这种消息有很多版本，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以后大学招生要进行文化课考试，而且招收的对象主要是下乡回乡两年以上的知青。当时我下乡已经一年半了，如果传言成真的话，可能当年的高考就参加不了。不过就是第二年也一样要考试，如果上大学要考试，我自信一定能考上！现在想来，当时的那一种自信真的不知道来自何处！

既然有了传言，而且越来越多，传言的层次也越来越高，那么可信度就越大。对于我本人来说当前能做到的事情就是把扔掉一年多的课本拾起来，重温中学知识点。好巧不巧，1976年上海市革委会为了安抚上海知青而出版了一套《知识青年自学丛书》，每个知青点都有一套。我就拿这个开始重温自学，这套书最大的好处就是起点低，知识系统化，尤其是数学。从当年6月开始就开始看书，毕竟有点底子，初看起来并不很难大概两个多月就把一本书（主要是初三到高中的内容）全看了一遍。本大队有一个界首中学的老高三毕业生，时任大队会计，有不懂的地方就去请教他，这位老兄数学底子很厚，初中内容最麻烦的就是因式分解，他教我一个“辗转相除法”，只要是能被分解的代数式，用这种方法一定能够解决。

一旦有了事情，日子过得就很快。一转眼就到了中秋节。此时恢复高考的通知已经下来，回到阜阳过节的时候看到很多同学都在磨拳擦掌，我也和工作队领导请了长假，专心在家里复习。

同学见面，话题自然就是高考。不过，当和几位同学在一中院内某同学家里聊天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复习内容是多么浅薄。后来又接触了一些三中的学生，更是感觉一盆冷水浇在头上，满满的自信犹如放了气皮球一样。

此时，父亲也在关注着我的复习情况。他的一位老朋友在某个公社做知青工作，对宁挺老先生有过帮助，而宁老先生原来是我们的中学老师，此时任安师大阜阳分校的教授。我的这位长辈带着我到宁老先生家里去拜师，看在老朋友面子上，宁老先生记下了我的名字。而后，先是在五中的大礼堂里和大几百人一起上大课，再到老先生家里上几十个人的小课。与此同时，父亲的一个部下还把时任三中数学老师的哥哥给找出来，隔三差五去开小灶。三中的一位化学老师也给我很大的帮助。一个多月下来感觉自己对数理化的内容有了一定了解，一般问题都有解决的办法，心里也就慢慢安定下来。

至于文科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复习的，一次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原来的班主任张秀生老师家里，师生在此时见面，他作为政治课老师很是兴奋，滔滔不绝的把从初中到高中的政治课内容给我们这些学生仔细梳理一遍，把它们归纳为“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几个部分，并把高中部分的重点内容大致讲了一遍。当时脑子顿时茅塞顿开，实在是受益匪浅！

考试的日子快要到了，父亲征求我的意见，是考文科还是考理工科。当时就知道文理分科考试，语文，数学，政治是共同科目，理工科考物理化学，文科考历史地理。虽然我从小就喜欢历史地理，几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是看着地图睡觉的，但是几个月前物理化学复习下来感觉还是不错。同时，1977年末期向科学进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此起彼伏，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更是将陈景润等科学家几乎捧上神坛，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又逢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学理工科的真是灸手可热。所以也没有仔细考虑就决定报考理工科。

当时我和一位高我一年的朋友一起复习的，报考志愿的时候就是看看当年的安徽省高考招生计划，对各个学校的所谓专业方向，培养目标是两眼一抹黑，就看哪个大学招生数目多就填哪个学校，这位朋友想当医生，也劝我考医学院。所以按照招生的数目，填报了安徽大学，蚌埠医学院，还少了一个，看看合肥工业大学招生也多，顺手就填上去，于是现在在几百万考生和家长眼里天大的事情就被我随随便便的解决了。

报名之后很快就到了考试的日子，因为我插队在界首县，所以要回到界首县城考试。考试期间住在父亲一位老朋友的家里，食宿都不错，主要是没有紧张的情绪，考试之前睡的也不错。考试之前先看考场，界首县的考生主要在界首中学，一个考场50个人，25张桌子，每张桌子两个考生，桌子上贴着考生的名字，和我同桌的是和我插队同一个公社的界首女同学。

1977年12月9日，安徽省的高考开始了（好像当时全国各个省的考试日期不是一样）。第一场就是政治，而第一题就是默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考不久教室里就有人在哼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子，很快就被监考老师制止了，我看了一下题目，真的不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默写完之后就是一些名词解释，然后就是给出几个哲学，党史和政治经济学上的几个问题让考生写出对问题的理解，属于问答题。考试虽然不能算是很轻松，不过感觉不错，题目全部做了，正确程度还是有点把握的。第二场第三场是数学和物理化学。数学考的题目看上去不难，但是做起来很费时费力，到收卷子的时候还没有做完，感觉实在不好。到考物理化学的时候更是一头雾水，很多题目见过但是此时正确的做法就不很清楚了。和数学一样，到收卷子的时候刚刚做完三分之二多点，至于能考多少分，想都不敢去想了。

最后一场是语文，当年的语文没有什么语文知识，就是作文。安徽省考卷有两个作文题，一个是“当我唱起东方红的时候”，一个是写出叶剑英的《攻关》就是“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这首四言绝句的读后感。第一篇是抒情文，并非我的特长，而写读后感则顺手一些。一番斟酌之后又想起刚刚考过的政治考卷上的唯物辩证法等几个哲学观点，就依葫芦画瓢对叶老帅的四言绝句进行逐句分析，并把所谓“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拿出来作为违反科学规律的反面人物批判。几十分钟过后，洋洋洒洒千把字的作文草稿就写好了！写完草稿之后又仔细看了一遍，感觉很满意，顺手就誊写在考卷上，看看时间还早，又检查出几个错别字，然后很潇洒的把考卷交上去。这个时候离考试结束该有十几分钟，考场里很多考生还在苦思冥想或者是在紧张的抄写之中。

考试完了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这个时候安徽日报对文革后第一次高考的报道也出来了，报道中除了讲很多考生在十年动乱中坚持读书学习取得好成绩以外，还举出几个例子说明某些考生的水平很高。有篇报道就提到，考生在答题的时候能用唯物辩证法和哲学的观点看待问题观察问题，写出质量很好的文章，感觉怎么看都像是写我一样，当然也许是我自作多情吧！

过了很长时间，通知去体检。因为我加试了英语，又回到界首县城去进行英语口试，内容记不得了，反正感觉是胡扯一通罢了。然后，又是漫长的等待。次年（1978年）2月，通知书终于到了，是我父亲带回来的，因为我填写的通信地址是父亲工作的单位。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一张铅印的通知书，还记得“你被录取到南京气象学院气象系气象专业”和“地址在南京市浦口区盘城公社”，公交车是“南京火车站乘33路到盐仓桥转大桥线到泰山新村，转泰十线在丁解下车”。专业上的三个“气象”和路程上的多次转车让我对这个和我三个志愿毫无关系的学校有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按照报道日期，当年3月8日父亲送我到蚌埠，第二天从蚌埠上火车到南京，乘坐接新生的大巴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到了离当时南京市区二十多公里的乡下，当年全国88所重点高校之一的南京气象学院就在这里。具体地址是“南京市浦口区盘城公社丁解大队陆楼生产队”。

报道之后，刚刚安顿下来，当天晚上一位个子不高的老师就到我们宿舍找我和另外一位颍上的同学，这位老师自己报名唐姓，说出去和我们聊聊。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两眼一抹黑的我们跟着唐老师走到宿舍外面，唐老师才说了一句话“你两个都是我招过来的学生”。我很好奇，就问他，我没有报咱们学校，你怎么吧我招进来的呢？唐老师很自豪地说到，我们学校招生基本不看自愿，都是从高分考生里面抢过来的！我更纳闷了，我也算是高分？又问多少才算高分呢？唐老师想了想说到，你们安徽大概是280分吧！这个时候我白弄明白了我的“高分”从何而来！

时过境迁，到了2000年前后，已经能上互联网了。有次在网上看见安徽省1977年高考卷子的题目，理科就不看了，看也看不太懂了，主要看文科，这才发现，原来文科的数学和理工科的数学差距太大了，考试题目主要都是初中内容。看了历史地理考卷又发现，以当时的水平几乎就没有不会做的题目！至于当时报考文科能考多少分，这个时候也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