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时代

怡丰特工

我从幼儿园到小学一直在部队子弟学校上学。1970年随父亲所在部队从广西桂林换防到河南洛阳，师部暂住洛阳，母亲在师部幼儿园工作。1971年3月，师部迁往新安县，母亲没有再随师部去新安县，调到洛阳轴承研究所工作，我们家留在了洛阳。

我的出生、幼儿园、小学阶段经历，可点击下面的链接阅读:

《我的幼年和童年》

师部迁走后，全师在洛阳“支左”的干部和其家属仍然居住在玻璃技校，玻璃技校成为127师“支左”留守处。“支左”是“文革”期间特有的一种国家管理方式，是建国后第二次全国性军管。1967年，全国各地造反派“夺权”狂潮迅速蔓延全国，原有的党政机构陷于瘫痪，造成无政府主义浪潮恶性泛滥，社会陷入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定局势，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全国党政机关、工矿企业各个级层的一把手都是军人。父亲当时在曾分别在洛阳拖拉机研究所、洛阳市商业局支左。

我上小学时是9月秋季新生入学，记不清是哪一年开始，秋季新生入学改成了春季。师部搬走时是3月，正是春季入学季，我该上六年级了。当时全国响应“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号召，从我这一届，五年级和六年级合并升入初中。

1971年母亲离开127师幼儿园时老师和子女的合影留念，倒数第二排右数（不含大人）第二个是我，后排左数第四个是我母亲。这张照片是我刚刚上初中时照的，这是我到洛阳后第一次照相。

1971年3月春季开学，我升入洛阳市第21中学初中，编在初一四班，班主任是刘老师，教我们数学。

21中的校门对着延安路，进校门左边是传达室，往前走到教学楼正对楼梯，楼梯右侧是教室，左侧是办公区，我们的教室在二楼，教学楼的南边是操场，操场的东北有一个露天舞台，靠着自来水公司，学校开会演节目就在这里，操场的西边是厕所。刚入学时操场南边有个砖窑，学校自己烧砖砌防空洞。

在21中上学时我没有留下照片，下面两张照片是比我低一届的学妹，在美篇里发的回忆21中宣传队的照片。

21中大门

21中操场，后面就是教学楼。

文革期间，语文、数学没有改名，物理和化学改为“工业基础知识（分常识、电工、化工分册）”，还专门开设了“农业基础知识”课程。现在我还清楚的记着，上“农业基础知识”课时，老师操着一口洛阳话讲课，农田要做到“地平如镜，埂直如线，土碎如面”。学习了农业八字方针“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我学会了什么是单子叶植物和双子叶植物，葱、蒜、小麦、水稻是单子叶植物，种子发芽后是一个尖尖的芽，最典型的是大蒜发芽；苹果、桃子等乔木和豆类藤蔓植物是双子叶植物，种子发芽后像两个小手分开，最典型的是黄豆芽。有些人不吃葱、韭菜、蒜苗等一圈一圈的蔬菜，其实就是不吃单子叶植物。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着上地理课，老师教我们记亚洲和欧洲分界线的口诀：“乌拉尔山，乌拉尔河，黑海里海高加索”，很多年后儿子初中学地理时，我还能背诵这个口诀教他。

上初中时开始学英语，第一次接触abc，以前学的拼音读作“阿波痴”。

我们初中时的《农业基础知识》和《工业基础知识》课本，图片为网上下载。

1972年我上初二时语文课本有一篇长篇散文诗——《回答今日的世界——读王杰日记》。是1965年贺敬之写的歌颂新一代英雄王杰的诗。当年朗读的课文，过去了50年，我现在还能背诵第一段。

这首诗的第一段如下:

这样写，这样写，我们的日记，要这样写。这样写，这样写，我们的历史，要这样写。写我们，壮丽的红旗，写我们，伟大的事业。用我们整个生命，用我们全部热血。生——这样写，死——这样写。革命 革命——在每一行，每一页。人民 人民——在每一章，每一节。……

姐姐也在21中上学，姐姐大我三岁，原来高我三届，由于我小学五年级升初中，所以比我高两届，上高一。那时候，学制缩短，初中高中都由三年缩短为两年。初二暑假，学校组建排球队，我当年个子小，按标准我肯定不能入选。排球队的两个教练是姐姐班的同学，一个教练姓贾，一个姓李，开个后门把我捞进排球队。同住玻璃技校的部队子弟李成海、李沙也都参加了排球队。

在排球队训练了一个暑假，学到了打排球的基本要领教练，也锻炼了身体。贾教练和我姐姐同桌，家住珠江路旁自来水公司的小二楼，结束训练我和李成海、李沙三个人经常去他家玩。我邀请贾教练去我家玩，贾教练问我你姐在不在家，我骗他说不在，到了我家我姐在家洗衣服，我要是说在他就不来了。贾教练高中毕业和姐姐下乡到一个公社一个大队，后来成了我的姐夫。

上初二时，备战备荒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社会各个行业都在自己的权属地挖防空洞，再用砖护砌加固。21中的操场上就立起一个大砖窑，学校自己烧砖，但不够用，我们坐着学校的卡车去劳改窑拉砖，在监狱服刑人员跟我们说：“我们这边是人民内部矛盾，那边是敌我矛盾，都是拿着枪押着干活”。这是我第一次进监狱。

1972年，父亲在洛阳市商业局上班，公家给父亲配了一辆自行车，周末父亲休息时，我和姐姐就推着自行车到操场上学骑自行车，很快我就学会溜车。我的个子小，估计就1米3左右，28自行车带横梁，我跨不过横梁坐在座上，就跨裆骑（穿过横梁下面蹬另外一侧的脚蹬子）。跨裆骑是蹬半圈退半圈再蹬，看见别的小伙伴蜷着腿蹬一圈，我也学着骑，腿被横梁憋住，“啪”，摔了个嘴啃泥。13岁我学会了骑自行车。

洛阳在上个世纪50年代，被列为国家一五时期重点建设城市，全国各地支援洛阳建设，有东北老工业基地哈尔滨、瓦房店、沈阳、大连的，也有江浙、上海的，还有湖南、广东的。涧西区是新建城区，相当于现在的开发区，10大厂矿有6个在涧西区，洛阳的规划是一五期间苏联人帮助搞的，沿建设路由东向西分布黄河冶炼厂（铜加工厂）、轴承厂、第一拖拉机厂、矿山机器厂、407厂（船舶柴油机厂）、耐火材料厂，当时这几个厂都是全国最大的。厂区向南设置300米宽的绿化隔离带，南边是生活区，再向南是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由东向西分布轴承研究所、机械部第十设计院、有色金属加工设计院、洛阳医学专科学校、机械部第四设计院、海军研究所（船舶研究所）、拖拉机研究所、耐火材料研究所、洛阳农机学院（现河南科技大学）。在大厂生活区与科研院所之间东西向有一条东风路（现在叫景华路），东风路沿线是商业区及文化娱乐场所。

50年代中期涧西工业大建设时期，为给数万建设者及其家属子女提供商业服务，国家动员上海、广州的商家支援内地建设。在东风路中段规划建设了两个大型商业中心，广州和上海内迁洛阳的国营和私营商家，3千余人落户洛阳，广州市场、上海市场也因此而得名。 广州市场、上海市场的百货商店，都是坡顶红瓦平房构成的，方方的大“四合院”形状，外围是商店，中间是仓库，逛商店可以转一大圈。当时几个大厂从周一到周日错开轮流休息，避免周末逛市场拥挤，就出现了“社会星期天”、“XX厂星期天”的名词。

围绕百货商店有新华书店、糖烟酒店、理发店、药店、土杂店、饭店等。刚到洛阳时，姐姐常常带我到离家较近的广州市场的饭店，买上两个炸肉盒和水煎包，那是一个香呀。

当年的广州市场百货商店，1988年拆除，重建了一栋5层的百货大厦。

我在南方长大，喜欢吃米饭。计划经济时代，物资供应匮乏，吃粮凭粮本，洛阳南方人很多，每个月每人粮店会配给一些大米，但很少而且都是陈米不好吃。洛阳当地也种水稻，就有当地的农民用卖公粮剩下的余粮大米，骑着自行车到城里兑换面粉。开始一斤面换一斤米，慢慢地一斤三两、一斤半才能换一斤米。1991年春晚，郭达和杨蕾合演的小品《换大米》，经典地演绎了这一现象。

那时买什么东西都凭票，而且还买不到。一次父亲生病住院，水产公司的一个职工，洛阳当地人，经常在洛河里捕鱼，他掂着两条鲤鱼来医院看望父亲，我从医院回家的路上将鱼挂在自行车把上，走在街上很多人问我鱼在哪买的，当时市民根本吃不到新鲜的活鱼。

洛阳市居民粮油供应证（粮本） 洛阳粮票 上面的粮本和粮票照片均为网上下载。

洛阳的涧西区70%以上是外来人口，随父母来洛及在洛阳出生的孩子都说普通话。到了洛阳就读21中后，我才真正融入了地方。21中的学生有建材机械厂、自来水公司、胶鞋厂、黄冶、七里河、兴隆寨及我们部队的子弟。在学校大部分孩子都是说普通话，我的语言天赋不好，到现在也不会说洛阳话。

上初中开始，我动手制作矿石收音机，其实那时候已经不用矿石了，用一个高频二极管，并上一个高阻抗耳机，接个天线地线，不需要电池就可以接收到当地的广播。感觉真的很神奇，从此迷恋上了无线电。后来又制作单管机、双管机、四管机，这里说的几管就是用三极管的数量，一般最多六管。

那个年代，家庭普遍使用的是电子管收音机，使用市电，只能在家使用。晶体管技术刚应用不久，晶体管收音机可以随身携带，很受欢迎。父亲买了一部袖珍式晶体管收音机，每天午饭后我和姐姐一起收听孙进修爷爷讲故事，还有曹灿讲的《向阳院的故事》，童年往事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幸福感满满的。

晶体管收音机使用电池做电源，我家的收音机用的是四节5号电池，经常听半个月就没电了，那时候没有充电电池，也没有交流转直流供收音机使用的电源。

我和李成海及几个小伙伴一起自己缠绕变压器。百货商店的广播器材柜台有卖有线广播阻抗匹配的变压器，但不能直接用于接220V电。我们将变压器的铁芯取下，拆掉里面的漆包线，自己用硬板纸制作线圈骨架，没有绕线机就自己一圈一圈的手缠，220V的初级线圈一般2~3千圈，怕数错，每数到100圈画正字一笔，次级按照需要的电压，用较粗的漆包线缠绕，多留几个抽头，得到多个电压输出，将铁芯装回线圈上，变压器输出端接四个二极管全波整流，电容滤波后接到收音机的电池正负极上，收音机再也不用为消耗电池发愁，而且这个电源还可以为干电池充电，效果不是很好，充一两次还可以。初二时还没有学习电学，这些都是从大人那里口口相传学到的，电路图是徒手绘制的草图。这是我见过最早的转换电源，而且是我亲手制作的。

上初中时已是文革后期，社会已趋于平稳，学校的教学也趋于正常，我们初中还是学到了许多知识。初二第一学期，家住广州市场的一个男同学周玉成和我，还有建材机械厂的赵桂兰、赵鸿萍、牟丽丽三个女同学组成一个学校小组，晚饭后到赵桂兰家一起学习做作业，学习完几个同学有说有笑，有打有闹，到了学校男女同学又都不说话了，那个时候男女同学不说话，好像全国都这样。有的同桌的男女同学在课桌中间划道线，书本铅笔盒不能越线。

1973年3月，我完成两年的初中学业，该上高中了。为了更好地配置教育资源，中学做了大的调整，21中不再办高中，21中的初中毕业生，转到了洛阳2中学习，2中没有初中只有高中。21中和4中的初中毕业生混编在一起，基本上一半一半。

高一时除了正常上课，每个学期都有一到两次学工，就到工厂参加劳动，做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曾经在第一拖拉机厂、轴承厂、仪表厂学工，我学过车床、冲床，组装仪表。农忙时也参加过学农，到兴隆寨大队帮助收麦、砍玉米秸秆。

那时的教学，要考虑为工农生产服务。上高一时，学校请来设计院的工程师，在学校礼堂上全年级大课，讲解高程测量原理，没曾想这成了我以后工作的内容一部分，讲解机械制图，记得很清楚，课上讲授用图纸体现一个物体，最常用的是三视图，即平面、正立面、侧立面，这也是我以后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学校还请工厂的工人师傅讲解车磨铣刨的机械加工常识。

工人师傅给同学们讲解车床的构造和操作，图片为网上下载。

1973年姐姐高中毕业，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姐姐随21中下乡到偃师县（现偃师市）南蔡庄公社石桥大队。我们初中升高中时，有一个硬性规定，1957年2月以前出生的，一律初中下乡，我们初二四班也有几个同学初中就下乡了。前几年我加入中学同学群时，一位女同学问我认不认识她，报来名字没一点印象，那时男女同学在学校都不说话，家又不是一个单位的，学校时都不接触，几十年后怎么能还认识，她说她初中和我姐姐一起下乡到一个大队的。我问姐姐，姐姐说是的，她家是自来水公司的。

同年，哥哥服役5年要复员了。此事还引出一个小插曲，按照政策战士复员哪来哪去，回到入伍的地方。哥哥是在广东翁源参军的，父母都随部队来到了洛阳，老家也不是广东翁源，回翁源举目无亲，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经协调哥哥复员到洛阳，分配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哥哥被安排做钳工，这可是工人最好的工种，既能学到技能，工作又不像重体力工种那么辛苦。哥哥的师傅是上海人，我和哥哥去过他家，家里收拾的很干净，师傅师母人都很好。哥哥也很喜欢这份工作，买来厚厚的《钳工知识》学习，我也看过这本书，看到书中讲解砂轮磨削钢材，从火花的形状辨别钢的材质，我对机械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73年哥哥复员前全家合影

1973年年底，部队的“支左”工作结束，全部撤出地方，父亲回到381团驻扎地宜阳县，位于洛阳市西南约25公里。居住在玻璃技校支左干部的家属，在洛阳没有工作的随军搬到部队所在地，有工作部队协调单位安排住房，单位无力安排的仍暂住在玻璃技校。

1974年我家搬到了轴承研究所家属院，住在4号楼的四楼。那个年代住房都很紧张，有些俩家甚至三家住在一套房子了，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4号楼是新建的，一梯8户，上了楼后左右两边各四户，围绕在一个天井的一周，天井是从底层一直到顶露天，便于通风和采光。四户人家都是独立的居室，在天井的走道旁设有两个厕所，两家公用一个。我家居室是一大一小两间，大的约14平方米，小的约12平方米，进门旁边有一个3平方米左右的厨房。姐姐乡下，父亲在部队不常回来，我和哥哥住一间小间，母亲住大间，平时活动都在大间。

父亲在商业局工作时，与下面基层的职工关系搞得很好，经常有水产公司的司机小马叔叔给我家送带鱼，食品公司肉店的营业员小许、小爱常常给我家送猪肉，带鱼票、肉票不要，钱我们照付，有时多了我家吃不完会匀给邻居一些。

那时候职工的工资都不高，母亲三级工，每月47块多，哥哥二级工，38块3，父亲在部队工资较高，每月100多块，合起来一个月200多块钱，家里就我一个吃闲饭的。那个年代，工人转正后成为二级工，国营大厂38块3，地方小厂36块5，到了二级工就很难再涨了。因此，当时我家的生活水平相对较高。

1973年7月，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一名15岁的女学生在英语考试卷背面写道：“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受到老师批评后自杀。当地的调查报告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内参上，197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现场调查报告”的文件（即中发[1974]5号文件），把这件事称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典型。恰在此时“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学校又陷入半停课状态。

过完春节开学，我该上高二了，开学后基本上就不上课了，学校办起了专业班，同学们自己组织找单位，我们班有几个男女同学到解放军150医院学医，比较高端，我和吴俊等几个同学在自来水公司学木工和机修。吴俊同学也喜欢无线电，几个兴趣爱好相同的同学经常聚集在一起搞一些课外业余活动。

一个学期就这样过去了，1974年因“批林批孔”运动，学校停课半年，由春季新生入学改为改为秋季新生入学。21中我们这届停办高中，转到了2中，我们上一届的在21中继续上完高中。74年批教育回潮，21中又重新开办高中了，21中唯独没有75届高中毕业生，我们这届成了另类。

1974年， “ 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广州市场贴出了针对父亲的大字报，父亲在洛阳支左时任洛阳市商业局局长，大字报的标题是借用元朝的词《天净沙·秋思》的第一句和第三句，到过来组合成“古道西风瘦马 枯藤老树昏鸦”，批父亲在商业局时带领商业系统走资本主义道路，扬言要把父亲从部队揪回来批斗。当时看了大字报真的有些担心，现在想想可笑，部队大院你进都进不去。

哥哥复员后，我和父亲、哥哥合影

2中的图书馆藏书很多，我经常借阅一些科普方面的书籍，《十万个为什么》、《科学小试验》，我最喜欢的一本是《科学家谈21世纪》，书中描述21世纪的汽车不用人开会自动驾驶；打电话能看到人的影像；商店不见算盘，用扫描器扫描，自动算出价格打出账单；到医院检查，由计算机控制的各种常规检验分析仪完成。书中很多设想21世纪已实现或提前实现，个别设想现在看来已过时，有的只是科学幻想。

《十万个为什么》共有10集，每一集分不同的学科，每一集我都从头到尾认真阅读。

在2中上高中时，学习不紧张。上海市场有个寄卖店，就是典当行，有自行车、手表、照相机等物品放在寄卖店卖，我偶尔会在下午下课后，不上自由活动去上海市场寄卖店看稀奇古怪的东西，我最喜欢看照相机，基本上都是外国货。

上高中时，我对无线电很感兴趣，经常放学时拐到广州市场的广播器材柜台看各种工具和零件，一把内热式电烙铁我非常喜欢，价格4.9元，当时的二级工的工资每月38.3元，多少年都不涨工资，4.9元对当时人们的收入价格不菲，那时的生活没有这种购买生活必需品以外的闲钱。我之前焊接电子元件，都是用一根铁签子放在炉子上烧热焊锡，但不容易吃锡很不好用。我不想向母亲开口要钱买电烙铁，我从母亲给我买菜节俭的钱一点一点地攒，高中毕业前，我终于如愿以偿地买下了那把电烙铁，这把电烙铁跟了我很长时间。

我的电烙铁和这个一样，我的把是蓝色的。

那个年代电子元件不是哪里都有卖的，听同学说老城十字街和瀍河的南新安街有电子元件门市部。上高二时，一个下午课后，我没有参加课外活动，从学校步行到那两个门市部。二中位于涧西区有色设计院的后面，我从涧西区开始走，穿过西工区到老城区的十字街，到了第一个门市部看看柜台里有什么元件，我并不一定买，只是好奇，看完再到瀍河区的南新安街第二个门市部，这里再往前走一点就是火车东站了。两个门市部看完走回家，天已经黑了。我这一趟跨越了洛阳市当时的全部四个城市区，现在在百度地图上丈量，来回16公里。如果坐公交车单程就要三五毛钱，还要转车，当时也不舍得坐车，省下点钱还可以买些电子元件。母亲不反对我的爱好，那时上海的青少年课外活动搞得比较好，有很多课外活动器材商店。母亲的同事有到上海出差的，我会写个条子注明地址和所需购买的清单，帮助我购买一些三极管、电容、电阻等电子元件。

洛阳地处黄河以南，按照我国冬季取暖标准不属于供暖区，除了医院、政府机关、大型工矿企业的办公室等特殊场所有暖气外，家属区、学校等地方没有暖气，家里取暖主要靠煤炉，铸铁的蜂窝煤炉用一根烟筒引到屋外，防止煤气中毒，但每年都有煤气中毒事件发生，抢救不及时会夺去人的生命。

冬天学校取暖，在教室的最后面砖砌一个煤炉，将煤加一点土和成泥，晒干成煤饼烧，即使升起煤炉，教室内的温度仍然不高，那时候的学生几乎人人生冻疮，手背、脚后跟、耳朵是最容易冻伤的，冻的红肿红肿的。刚冻的时候奇痒无比，然后裂口甚至溃烂。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孩子基本上很少生冻疮了。

1975年初上映了一部电影《决裂》，电影讲述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江西省山区成立。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激烈，围绕办学姓“社”还是姓“资”展开激烈讨论。最经典桥段是葛存壮（葛优的父亲）饰演的教务主任上课讲解“牛尾巴的功能”，最经典的台词是郭振清（李向阳的扮演者）饰演的党委书记关于农民上大学问题，拉着一个农民的手说“这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老贫农参予学生入学评议，坚持开门办学。这部电影又将中国的教育推上了风口浪尖。

春节过后开学，是我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们班办起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洛阳二中徐家营分校”，全班同学背着行李来到了郊区辛店公社徐家营大队，开门办学，为农业生产服务。我不知道其他班办的什么。

全班男生分住在大队的两间仓库，靠墙地下铺上麦秸，上面再铺自己带的褥子，十几个人一字排开的通铺，女生住在大队部。我们自带粮票和钱，在贫下中农家里吃饭，我分配的两户人家是亲兄弟俩，一家一周轮流。第一家是哥哥家，女主人有10个孩子，最小的是个不足周岁的婴儿，比女主人的孙子还小，奶水不够时，女主人就把儿子塞到他嫂子（女主人的儿媳）的怀里吃几口。

第二周换到弟弟家吃饭，这家人口较少。在地里劳作了一上午，第一次中午来到这家吃饭，吃面条，女主人问我“在那家和（这个字念“获”音）锅不”，我没明白什么意思，她又说“就是面条里搅不搅黄面”，我答“和”，从此后在这家每天都和锅，中午这顿饭是我这三个月里，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里吃的唯一的一顿纯细粮饭。周末回家，母亲会做点好吃的，再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时带上10个烧饼。

徐家营为洛阳近郊，土处平原地带，土地肥沃，临近洛河灌溉条件好，但不允许种蔬菜，只能种小麦、玉米、红薯、棉花。刚开春，社员家院子里的自留地还未播种，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杨树发芽了，柳树发芽了，社员们将嫩杨树叶采摘下来，用开水煮一下，除去涩味，再下到面条锅里当蔬菜，还是有股涩味，不想吃但又不好意思当着贫下中农的面吐掉。刚发芽的柳叶柳絮用水烫过，放上辣椒腌制还挺好吃。

我虽然没有下过乡，这三个月足以让我体会到那个年代，农村生活的艰苦。

5月底，我们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洛阳二中徐家营分校”“毕业”了。我们回到学校，各班情况不一，有的班还没回校，学校也无法组织统一上课，快到毕业时间了，学校也无意组织继续上课。

6月初是麦收季节，我们全班同学又来到五七干校，帮助夏收夏种。五七干校是文革前期被打倒的干部劳动改造的地方，文革后期成了知青点，市领导的子女下放到这里，这里有整齐的宿舍和相应的生活设施，生活条件比下放到农村好多了。

在五七干校先是夏收割麦，颗粒归仓。五七干校离洛河很近，水渠引水到地里改做水田，拖拉机犁几遍后土壤变的松软，我们和知青一起赤脚下地插秧，和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晚饭后和几个同学到洛河边上，芦苇丛中，一只只萤火虫带着黄绿色的闪光飞来飞去，犹如一盏盏小灯笼。半个月的支农劳动结束，在这里生活的很愉快。

上高二的那段日子里，同学们喜欢手抄文革前的歌曲，上面是简谱，下面是歌词，有《在那遥远的地方》、《蝴蝶泉边》、《阿诗玛》、《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中外歌曲，当时都是禁唱的黄歌。很多同学喜欢吹口琴，我也有一把上海产国光牌口琴，现在还保存在家中，偶尔还拿出吹两下。

1975年6月28日，我们返校召开毕业典礼大会，会后合影留念，这一天我刚满16岁3天。1965年上小学，1975年高中毕业，两次变更新生入学时间，小学5年半，中学4年半，10年的学生生涯结束。

高中毕业前，班主任李老师带领全班同学到龙门游玩，这是部分同学的合影，我在后排左二。

高中毕业照，第二排左数第二个是我。

我12岁上初一，16岁高中毕业，按照年龄段的划分，我的中学时代处于少年时期。四年半的中学时光，我们经历了中国教育的坎坷曲折的历史阶段。都说66、67、68老三届受文革影响最大，1969年开始复课闹革命，学校逐步恢复正常教学。1974年“四人帮”横行，中国教育又走到低谷，75、76、77这三届受到也很大影响，尤其是我上高二最后一个学期，基本上处于停课状态。我们中学时很多知识都没有学到，1979年我复习参加高考，才系统学习了中学的知识。

高中毕业我刚满16岁，我步入了青年时代。高中毕业后，我没有下乡留城了，在家待业等待安排工作。那时候留城也不是马上安排工作，要等招工指标，指标是从办事处居委会分配的，我的关系转到了轴承研究所居委会，要参加居委会的各种活动。待业三年，在我的生人中是一个特殊的阶段，这三年我经历了许多值得回忆的事。

敬请期待《我的三年待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