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幼年和童年

怡丰特工

1959年6月我出生于海南岛（当时不是省，隶属广东省）通什县，“什”这个字念“砸”za第二声，现在是海南省五指山市。父亲是一名军人，在陆军127师保卫科任保卫任干事，当时部队驻扎在海南岛的屯昌和通什，母亲随军，我出生在部队医院。

我从出生，上幼儿园，上小学一直生活在军营里，我在部队大院长大，我的幼年和童年伴随着父亲所在部队127师的换防，从海南岛到广东韶关，又到了广西桂林，最后到了河南洛阳。

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哥哥大我10岁，姐姐大我3岁，姐姐也出生在海南岛。

幼年的我

我出生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很长时间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当时并非全国性受灾，在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全国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国都在大炼钢铁，造成我国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业生产下降，加上部分省遭遇自然灾害，恰在这时，苏联突然单方面撤销对我国的援助，更加重了我国经济的困难。

当时部队的粮食供应基本能够得到保证，但副食供应也受到了影响。母亲正是哺乳期，缺乏营养没有足够的乳水哺育我，父亲就赤背下河捞鱼，海南火热的太阳照在父亲的脊背上，皮肤脱了一层皮，捞到鱼回来熬鱼汤给母亲喝，母亲真是馋奶，吃点荤的就有奶。很多年后，父亲回忆此事时说：“一直将脱皮夹在书里，等我长大让我看，后来也找不到了”。写至此，我不觉泪流满面，想念我的父母。

母亲怀抱着我，父亲搂着姐姐 姐姐喂我喝水

1958年我的母亲参加了工作，在部队的三八厂，三八厂大部分职工都是随军家属，主要生产肥皂、麻绳。我出生后母亲因为工作没有太多时间照顾我，就把我的奶奶从老家接到了海南。

我和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在海南 我和奶奶、母亲在海南 我和母亲、哥哥、姐姐在海南

1961年我两岁时，127师换防，从海南岛乘渡轮登上大陆。听母亲说很多人坐船都晕船，奶奶不晕，我才两岁不记得我晕不晕。

部队到广东后，师部驻扎在广东省翁源县新江镇，下属的几个团分别驻扎在新江和英德的其他镇。新江镇位于翁源县的北部，紧邻韶关市的曲江区。师部和育英小学距新江镇6公里的渔溪村和瓦窑排村附近。

过海后奶奶就回老家了。刚到广东时，部队的营房还没有全部盖好，我们住在临时的茅草房。记得1962年的一个夜里，台风把茅草房的屋顶吹掉，旁边的特务连战士连夜帮我们搬入了新营房。当时我三岁，这一幕是留在我的脑海里最早的记忆。

到了广东我的父亲调到127师下属的381团任保卫股长，后来又调到团政治部工作。团部驻扎在英德的沙口镇，距师部约有40公里的路程。我的母亲被安排在师部的幼儿园工作，和师部的子弟学校——育英小学同属一个编制。我和姐姐同母亲住在育英小学教职员工家属房，哥哥在县中学读书。父亲和哥哥都不经常回家，小时候我跟着姐姐一起玩。育英小学实行住读，除离家较近的师部子弟每天回家外，大部分团里的子弟都住在学校，放假时统一用班车接回家。我家就住在学校职工的家属房，因此我和姐姐住在家里，这是很幸福的事。

师部和育英小学卫星照片

父亲从事保卫工作，有一架135照相机，自己冲洗胶卷放大照片，所以我家有许多不是在照相馆里留下的生活照。

我三岁时和母亲在广东

1964年～1965年在广东翁源全家合影，右侧两幅是在育英小学幼儿园前拍摄的，身后的房子就是母亲工作的地方。

上面这三张照片，我都是穿着我姐姐穿过的花条绒衣服，老小有福呀，不愁没衣服穿。

1965年9月，秋季新生入学，6岁的我上学了，家住在学校，每天和同学们一天三顿在学校的食堂吃饭，下课我们可以回家，住读生则是吃住在学校，有几个老家是湖南的孩子，自己用罐头瓶泡点朝天椒，吃饭时掂个泡椒瓶。学校除了老师外，还配有保育员，负责低年级学生的生活。记着语文的第一课学的是“日、月、水、火，山、石、田、土”，66年以后，小学语文第一课是“我爱北京天安门”。

我家里邻居龚老师，湖南人，她是我的班主任，教我们算术。一次我上课时用小刀削铅笔，小刀被龚老师没收，课间休息时，我在讲台上看到小刀，就拿走放在了我的铅笔盒里。再上课时龚老师发现没了小刀，就问谁拿了，没人回答，问我拿了没有，我答没有。龚老师走到我的桌前，打开铅笔盒取走小刀。我心想邻居平时关系这么好，一点也不给我留面子，事后还告诉了母亲，挨母亲一顿训。

龚老师有个女儿，叫肖小萍，独生女，年龄和我相当，和我同班，那时部队子弟学校一个年级就一个班。她经常与我和姐姐一起玩，一起去后山砍柴，去学校旁边的竹林挖竹笋。一次母亲和龚老师还有其他阿姨在屋前坐着聊天，我在旁边玩耍，龚老师把我叫过了，对我说：“叫丈母娘”，当时我只有六七岁，不知道“丈母娘”是什么意思，我唯唯诺诺地叫了声“丈母娘”，引来大家一阵笑声，我心想肯定不是好事。这是我最早的“女朋友”（此处有我的大笑）。

还有一件事让我难忘，育英小学有一个老师的女儿叫“中园”，比我小两三岁，一天傍晚在学校操场玩，我用粉笔在一块石头上写了“中园坏”，第二天有人报告发现了反动标语，把“园”看成了“国”，有人说是我写的，上课时师部保卫科来了几个人，把我叫出教室，到了现场字迹已看不太清，我说我写的是一个孩小的名字。保卫科的人认真看了，这事不了了之。当时我才8岁，那经历过这么严重的事，吓的我够呛。

2011年和2015年，我分别和哥哥、姐姐两次前往离开了40多年的广东翁源127师师部所在地，探访育英小学、探访我曾经的家。由桂林和127师换防到这里的部队，也于1996年离开。部队营房仍旧是原样，权属广州军区营房处，但都被当地群众占用。

下图为育英小学俯瞰。上面一幅为使用无人机，由南向北在育英小学空中俯瞰拍摄的照片，下面一幅为2015年我重返翁源时，在育英小学的河对岸，师部师职房旁的山岗上由西向东俯瞰拍摄。 这栋小二楼就是育英小学的教学楼，我在这里上小学一年级～三年级。 下面这张照片正对着的，是1962年～1968年育英小学我的家，隔壁就是龚老师的家。

我和哥哥姐姐在家门前（像不像手机信号满格）。这张照片就是在上面那副照片窗前照的。

1967年兄弟姐弟三人在广东合影

1968年127师从广东翁源换防到广西桂林。我们从英德的大坑口车站坐上火车，育英小学和幼儿园的教职员工坐在一节闷罐车厢里，可不是带坐的客车，是那种黑色的两侧带门的货车。当时是8月，广东的夏天非常炎热，车厢铺上稻草和芦席，人员进入车厢后席地而坐，用几根粗竹竿绑在门上，防止人员掉下去，还可以通风，到吃饭点火车停靠在编组站，有人将饭送到车厢。广东和广西之间没有铁路，火车向北到达湖南衡阳后，调头改变方向再向南驶入广西。广东生活八年，母亲和我们都没有去过广州，甚至连韶关都没去过，翁源的新江镇紧挨着韶关的曲江区。

到达桂林后，师部及各团驻扎在距桂林市南10公里的奇峰镇，漓江的支流——相思江蜿蜒其间，是一片南北长约六公里，东西宽约四公里的喀斯特峰林山地。

闷罐车

坐在闷罐车里的人，我们就像这样。此图为网上下载。

奇峰镇的山很有特点，不似市区的叠彩山，独秀峰那般异峰突起，亭亭玉立，而是以群峰林立，形态万千见长。

风景秀美的奇峰镇

奇峰镇是个军事重镇，当年除了127师外，还有留守在奇峰镇的一个坦克团，归属127师编制，在奇峰镇有一个战斗机场，一个空军飞行中队驻扎。

部队从广东翁源换防至此，官兵和家属们都共同生活在这个偌大的营区里。在通往379团的江面上有座晃晃悠悠的吊桥，放学之余我们会跑到桥上过过浪船瘾，又总是被桥头的哨兵制止。

那时候，父亲在381团有一套房子，哥哥在379团当兵，连队在桂林市区，我和姐姐随母亲居住在师部的幼儿园内。在我9岁的记忆中，幼儿园里的景色很迷人。

幼儿园的建筑布局，像是一个大写的E字造型，红瓦石墙的房屋很有特色。带着顶棚的木质长廊将幼儿园的所有房间连串在一起，就是那种日不晒雨不淋的屋连廊、廊串着屋的迴廊。迂回的长廊两边栽种的柚子树，垂挂着伸手可摘的沙田柚在自由放心的生长，连淘气的小孩都不会去摘它。

通过长廊下过几级台阶后便是幼教职工的宿舍。宿舍是一个通长的走廊，各个住房屋门相对而开。各家都没有厨房，幼儿园的教职员工和家属都是到点就去吃食堂，不用起火做饭，那段日子的美好让我现在回想起还是满满的幸福感。

在广东育英小学的食堂有两个炊事员，是已经退伍的军人，也随127师来到桂林，幼儿园还在当地请了一个厨师，年龄比较大，做着一手好菜，特别他做的桂林米粉更是一绝。南方以米饭为主食，周末我们的餐桌上也能看到馒头，我很喜欢吃这个桂林厨师蒸的软面馒头，带着甜味。

在奇峰镇部队有自己的子弟学校，校名为“奇峰小学”，学校院子里有很多板栗树。上午课间操，我们每人都拿着一本红语录本跳忠字舞，做语录操。1968年在奇峰镇时，我上小学四年级，我的个子较低，坐在第一排。座位是每个月横向换一次座位，在开始上珠算课时，我换到第一排的最右边，教学用的大算盘挂在黑板上，老师站在算盘的右边教学，正好挡住我的视线，因此，我的珠算学的不好。

幼儿园离师部的大礼堂很近，一天晚饭后，和姐姐一起去大礼堂看文艺演出，走在幼儿园门口的小道上，突然姐姐被一条蛇咬住脚踝，我和姐姐还有几个孩子顿时都发蒙了，一个小伙伴立即从他兜里掏出了一个钥匙链，扎住了姐姐的小腿，我们奔向卫生所，医生不在，我们又快速到大礼堂用高音喇叭紧急呼叫医生。经过医生的处置后，救护车紧急将姐姐拉到卫生科（师部医院）住院治疗。

在幼儿园通往381团家属房的路上，有一个很大的板栗园，板栗成熟的季节从树下走过，或有幸被树上掉落的板栗砸到，或弯腰就能捡拾起已经炸开的板栗果，拨开外皮吃起来是甜滋滋的。

在板栗园边上的鱼塘旁边，有一个公共厕所，是用木板架设在鱼塘上的蹲坑，随着如厕人的臭臭落下，鱼塘的水面上就出现“众鱼腾飞激起千层浪”的“美妙”场景。那时我们只觉得好玩，走过路过有没有屎尿都要到上面走一遭，看看绝妙景观。

奇峰镇卫星照片，图中381团字样“1”的上面绿色的小方块就是鱼塘。

上图绿色蜿蜒曲折的飘带状的就是贯穿奇峰镇军营的相思江。据传一对情侣为了爱情跳江而得名。刚到奇峰镇就听说相思江里有水猴，在岸上无缚鸡之力，但在水里力大无比，我们都不敢在江里游泳玩耍。水猴只是传说，相思江地处桂林喀斯特地带，江底有暗流与地下河相通，听说有人在江中游泳，一个猛子扎下去再没有上来。

这张照片是我2004年重返奇峰镇时拍摄的，身后房子的第一间就是幼儿园我的家。 2004年我重返奇峰镇时，奇峰小学大门封了，大门改到另外一个方向了。

和127师换防的部队，参加过抗美援朝，罗盛教为了救落水的朝鲜少年牺牲，罗盛教是这个部队的一名战士，为了纪念罗盛教烈士，奇峰镇建了一个罗盛教公园，公园不大，长宽约五六十米，园内矗立着一座罗盛教救少年的塑像。

2004年我重返奇峰镇时，罗盛教公园进行了整修，我在罗盛教塑像前留影。

奇峰镇有个军用机场，离我们住的地方不到一公里，每天战斗机训练飞行，经常看见两架或者三架战机并行翱翔在天空，飞机起降时的轰鸣声很大，刚到奇峰镇时觉得太吵，久而久之天上飞机掠过全然不觉。离家不远处的山体里有个很大的溶洞，溶洞被修建成飞机防空洞，可以容纳12架战斗机。当时空军列装的是歼6，从机场到防空洞是用汽车拖进去的，到防空洞要跨过相思江，江上的桥不宽，为了能让飞机的机翼通过，桥梁没有栏杆，只有高和宽约为30厘米的台。飞机拖入防空洞时我近距离看过。

1968年的冬天，奇峰镇下起了雪，我们在广东翁源时从来没有见过雪，下的雪是小冰粒，落到地下结成冰，小朋友开心死了，可以滑冰玩。两年后到了北方才真正见到雪，很蓬松，我们管桂林见到雪叫“冰雹雪”，后来见到的蓬松的雪叫“棉花雪”，其实桂林奇峰镇下的不是雪，在气象学上叫“霰”，是高空中的水蒸气遇到冷空气凝结后降落的白色不透明小冰粒，常呈球状或圆锥形。

母亲时而带我和姐姐去桂林市区玩，坐部队的班车，约定时间在下车的地方集合返程。桂林的武斗比较厉害，刚到桂林时，可以看到市区的很多建筑残垣断壁露着钢筋水泥。记忆中桂林最大的百货商店是七三大楼，去解放军181医院要通过解放桥，可以看到象鼻山。36年后我去桂林旅游时，象鼻山、解放桥、181医院仍在。问导游七三大楼她不知道，问一个当地人说听说过。

1969年全家在桂林奇峰镇合影，哥哥1968年参军，和父亲一个部队。

还有一件让我刻骨铭心的事也是发生在奇峰镇。过年了，哥哥从部队回来，发给了我和姐姐一人2毛钱的压岁钱。当时父亲不在奇峰镇，母亲有事不在家，姐姐原来身上有9分钱，我和姐姐带着4毛9钱去桂林七星岩游玩。部队的班车是来回车票每人1毛钱，七星岩门票每人1毛钱。游览七星岩时，我只顾抬头看景，一脚掉到旁边的水沟里，当时正值冬天，我的棉鞋湿透了，我穿着冰冷的棉鞋游览完七星岩。

七星岩出来是桂林动物园，门票5分钱。我和姐姐都没有去过动物园，可是身上只剩下9分钱，不能一起买票进去。姐姐见我很想去，就买了一张票让我进了动物园，姐姐在门口等我。我正在动物园里看动物，突然看见姐姐迎面走来，见到姐姐我喜出望外，原来姐姐趁门口有人打架遛了进来。动物园不是一个门，如果我从另外一个门出去就和姐姐走散了。当年我9岁，姐姐12岁，现在想起就后怕。

动物园出来，用仅剩的4分钱买了一碗稀饭姐弟俩合吃。坐着部队返程班车回到奇峰镇。跟母亲说了此事，母亲责怪我们想去怎么不和她说，可以多给我们点钱。

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纵深地区炮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上个世纪60年代，127师曾派出一个高炮营参加了抗美援越战争。1969年中苏边境发生冲突后，越南战争已经结束，中国军队部署向北调整，1969年10月127师奉命北上。

127师主力部队调走后，后勤附属部队和家属仍然留守在奇峰镇。

1969年12月，为了给接防奇峰镇的部队腾出军营，全师家属搬到了桂林市区东部的越南北校，当时我们都简称为“越校”。 越校是越南战争时期，中国为越南高级领导人的子弟躲避战争在广西桂林办的一所学校。“文革”开始后，越南的孩子们为了躲避中国的动乱纷纷回国了，偌大的校舍空着，正好给我们提供了居住条件。

全师家属一千多人集中居住在一所学校里，有一个连的兵力负责我们的保卫和后勤保障工作。

越校的条件很好，教室和学生宿舍都是小二楼，木地板，教室的黑板是毛玻璃的。但学生宿舍有限，不可能住下一千多人。师部在越校又办起了小学和幼儿园，沿用广东翁源时的育英小学校名（奇峰镇时校名为奇峰小学），我们的老师都是随军的家属。学校用不了那么多教室，就将多余的教室用木板隔成多个房间，供家属居住。部队的等级制很严，师职和团职的家属居住在学生宿舍，其余的家属则居住在分割的教室里，按照人口一家分配一间或者两间。学校和幼儿园的员工住在学生宿舍，幼儿园的住所是越校最好的，母亲在幼儿园工作，姐姐和同是幼儿园子女的两个女生住一间宿舍，我和母亲住一间宿舍，房间很大，屋里还有带水龙头的陶瓷洗脸盆。家具都是部队配置的，我们家自己就有几个樟木箱。

在越校，全师的家属都不用开火做饭，有专门的炊事人员负责做饭，在大礼堂集中吃大锅饭。幼儿园有自己的炊事班，负责给入园的小朋友和幼教老师阿姨做饭，我们随母亲吃幼教员工的小灶。

越校”位于桂林市七星公园以东约5公里，当年为了安全，部队大院有哨兵站岗，外人不得随意进入。“越校”的原址，现在是桂林航空工业学院，原来大部分的校舍都拆除了。

在越校期间，正值中国战备紧张时期。我们小小年龄就学会了打背包，一条军用背包带和一条背带，一床军用棉被，10岁的我可以在三分钟内，从叠被到打好背包背在肩上，一声哨令背起背包进入防空洞。桂林的防空洞不用特别修筑，天然的洞穴就是最好的防空洞。

学校还组织我们军训，练习瞄准，我们用的可是真枪，我的身高还没有扳起刺刀的半自动步枪高。匍匐在地瞄准百米开外的靶子，解放军战士用一个卡在步枪上，可以在侧面观看，又不影响瞄准人的观察镜查看我们的练习。一周的练习进入实弹射击，我们低年级的学生每人只让打3发子弹，姐姐他们高年级的学生每人10发子弹。我3枪都没有脱靶，最高打了7环。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实弹射击，当年才10岁。

当年用的就是这种半自动步枪

越校的西北约500米处有个靖王陵，陵墓前两侧列阵矗立许多石人石马石象。我们小伙伴们经常从大院后围墙的一个豁口出去，到靖王陵和尧山上玩耍。靖王陵那时无人管理，由于距市区较远，也没有受到“文革”的破坏，靖王陵现在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

老师常常带领学生去后面的尧山挖中草药，有当归、田七、天冬、车前草、七叶一枝花等。採来的草药到市里卖，购买一些教学用具和学习用品。

下图是当年的“越校”，现在的桂林航空工业学院。 靖王陵前的石像，当年的靖王陵就是这样杂草丛生，无人管理。这张照片是网上找到的，很遗憾在越校没有留下照片。

1969年127师北上，部队到达河南时，中苏边境战事缓和，部队在河南集结待命。最后127师就地驻扎河南。127师部署在郑州以西的陇海铁路沿线，师部暂住洛阳。1970年4月，暂居桂林“越校”的全师家属北上，随军抵达调防河南的127师的所在地。

离开桂林越校前，母亲带我和姐姐去市里参观芦笛岩，当时正在内部整修不对外开放，我们只能怏怏离去。

这次从桂林到洛阳坐的是客车，就是最普通的那种绿皮慢车，比上次换防桂林条件好多了，吃饭送到车厢里。到了武汉全体家属下车，在一个大餐厅围桌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是武汉军区招待我们，因为127师换防洛阳后隶属武汉军区。

127师的三个团和一个炮团，分别驻扎在洛阳和周边的新安县、宜阳县和渑池县。师部暂住洛阳。刚到洛阳，部队没有营房，当时的大专院校都已停课。师部设在玻璃技校（后改为洛阳建材工业学校），师部的卫生科设在洛阳农机学院（现河南科技大学）。部队的学校还没有办好，我们先在七里河小学插班就读，9月开学时，部队和与师部在同一个街区的建材机械厂（洛阳建材工业学校停课改成工厂）合办了小学，校名继续沿用“育英小学”，厂里子弟也在育英小学上学，工厂派出了两名教师，这一年，我上五年级。

来洛阳的第一个冬天，天气很冷，这个冬天下了一场大雪，积雪约有20厘米厚，我走在雪地里身后留下串串脚印，我把两只脚后跟并在一起，脚尖分开，一步挨着一步踩在雪地里，形成的轨迹就像一个拖拉机轮迹。我们小朋友滚雪球、堆雪人、打雪仗玩的很开心，这才是正在的雪。

1971年3月，师部迁往新安县，母亲没有再随师部去新安县，调到洛阳轴承研究所工作，我们家留在了洛阳。

1971年母亲离开127师幼儿园时老师和子女的合影留念，倒数第二排右数（含大人）第三个是我，后排左数第四个是我母亲。这是我到洛阳后第一次照相，也是我童年最后一次照相。

师部迁走后，全师在洛阳“支左”的干部和其家属仍然居住在玻璃技校，玻璃技校成为127师“支左”留守处。“支左”是“文革”期间特有的一种国家管理方式，是建国后第二次全国性军管。1967年，全国各地造反派“夺权”狂潮迅速蔓延全国，原有的党政机构陷于瘫痪，造成无政府主义浪潮恶性泛滥，社会陷入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定局势，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全国党政机关、工矿企业各个级层的一把手都是军人。父亲当时在曾分别在洛阳拖拉机研究所、洛阳市商业局支左。

文革时很多大学停课，哥哥的连队驻扎在洛阳农机学院。一次哥哥生病，我和一个小伙伴去看望哥哥，进门时哨兵询问我干什么，我报出哥哥大名说看哥哥，哨兵看看我说“像”，放我们进去。哥哥在宿舍休息，其他的战士都在外面训练，房间墙边枪架上摆着枪，哥哥是班长，配备的AK47仿苏冲锋枪，战士配备半自动步枪。我拿起哥哥的冲锋枪，同去的小伙伴拿起半自动步枪，我俩持枪相对，被哥哥大声呵止。

一直以来跟着部队走南闯北，我们都是在食堂吃饭。师部搬走后，我们开始自己家里做饭吃。母亲下班晚，我和姐姐就学着做饭，很小我就会做饭了。我和姐姐都是在南方长大的，习惯了吃米饭，到了洛阳后，面食成了我们的主食，而且还有30%的粗粮，玉米面和红薯面。刚开始真的不习惯，粮食是定量的，不吃粗粮不够吃。母亲蒸馒头时白面（小麦面）里掺入一些黄面（玉米面），蒸出来的馒头很不好吃，我跟母亲说：“咱们馒头吃纯白面的，黄面蒸窝窝头，只当忆苦思甜了”。现在生活好了，吃惯细粮的人吃窝窝头说好吃，听了这话我就来气，小时候吃伤了。

南方长大，北方生活了这么多年，现在的我是南北通吃，还是喜欢吃米饭，最不喜欢吃面条。

我记不清是哪一年开始，秋季新生入学改成了春季。师部搬走时是3月，正是春季入学季，我该上六年级了。当时全国响应“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号召，从我这一届，五年级和六年级合并升入初中。

1971年3月春季开学，我升入洛阳市第21中学初中，编在初一四班，班主任是刘老师，教我们数学。

以前在部队大院生活，有自己的幼儿园、学校、供应站（商店）、大礼堂（俱乐部）、招待所等，就是一个小社会，各种设施一应俱全，与外面的人接触少。127师的军人和家属来自祖国天南地北，以东北、山东人居多，部队南下时在湖南、广东进行了补员，湖南、广东人也占很大的比例。无论父母是哪里人，部队子弟都抄着一口很标准的普通话，好像全国部队大院长大的孩子都是如此。

1971年我12岁，结束了童年生活，步入少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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