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明党史有温度之黄河岸边闪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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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提起东明县，大概都会想起“庄子故里、西瓜之乡、武术之乡、书法之乡、石化新城”等等名号，当然最近几年又增加了“长寿之乡、门球之乡”等名片，可以说随着近年来东明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快速发展、城区面貌日新月异的变化，东明对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也在不断提升和扩大。可是咱们还有一个当之无愧、实至名归，但却又不大提起、甚至还有点陌生的珍贵称号，咱东明县还是名副其实的“革命老区”。根据人民网报道：革命老区是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按照1979年民政部和财政部出台的有关文件规定，革命老区的划分标准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土地革命时期，曾经有党的组织，有革命武装，发动了群众，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等运动，主要是建立了工农政权并进行了武装斗争，坚持半年以上时间的。二是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有党的组织，有革命武装，发动了群众，进行了减租减息运动，主要是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并进行了武装斗争，坚持了一年以上时间的。可见革命老区的划分标准是相当严格的，一个地方没有深厚的革命斗争历史是不能轻易定为革命老区的。但用现在流行的凡尔赛体来说，虽然这些要求和条件很严格、很全面、很细致，但不好意思，我们东明县全满足、全符合、全达标，东明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夏营党支部、寿圣寺高小党支部等多个党组织，成立了北方中原地区唯一一支的红军队伍---红军第26军独立师，并坚持武装斗争一年多；更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了中共东明县各级党组织，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了减租减息，建立了东明抗日根据地，粉碎了日军多次“扫荡”，击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在敌后坚持武装斗争8年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咱们可以拍着胸脯地说，东明绝对是根红苗正、响当当的“革命老区”。而咱东明的革命斗争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开创如此好的局面，最重要的就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创建了夏营党支部、寿圣寺高小党支部等8个基层党组织，发展壮大了党的队伍，为组织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储备了力量、奠定了基础。那么我们就来全面认识一下东明县在土地革命时期创建的基层党支部，看看他们是怎样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如何让党的红星闪耀东明大地、黄河沿岸的。当然之前的文章已经详细讲述了夏营党支部的发展历史，在这里不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一下。

宣传马列唤醒民众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东明县早期基层党组织创建的历史背景和前期情况。1917年11月，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就像教员所评价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更是全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北洋政府于1917年8月加入协约国一方、向德国宣战，虽然没有派遣一兵一卒前往欧洲战场，但是有超过14万的中国劳工以非战斗人员的身份出现在法国前线，这些中国劳工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付出了辛勤的汗水甚至生命，根据不完全统计有近2万人牺牲，埋骨异国他乡。当时国内许多人都天真地认为，大量华工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国由此可以名正言顺地获得战胜国的地位，从而能收回战前德国和奥匈帝国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然而一战结束后，美、英、法、日等列强于1919年1月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也参加了会议，但是日本凭借美、英、法等国的支持，以强盗逻辑强占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一切利益，特别让人唏嘘的是中国派往欧洲的劳工中大部分还是山东人。战胜之时竟成国耻之日，消息传回国内，中国人对西方列强彻底失望，举国愤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骤然爆发。5月4日，北京学生数千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北洋军阀政府派军镇压，逮捕学生30多人。全北京学生立即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表示抗议。全国各地民众纷纷行动起来，声援北京学生。在曹州读书的东明藉学生杨履谦等返回东明，在县城内组织参加集会游行，向广大群众宣讲五四运动情况。这对当时偏僻闭塞的东明是个巨大震动，激发各行各业和广大民众开展查禁日货、抵制日货行动，增强了东明人的民族凝聚力和反帝反封建意识。特别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东明的新文化运动也迅速展开，在外读书的东明学子关兆凤（刘楼村人，北京大学毕业，律师，曾任河北省参议员）、李宜亭、蒋伯昌等带回《新青年》杂志，向亲朋好友宣传新文化运动精神。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东明的迅速传播，给东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作好了舆论准备，奠定了思想基础。在这里再说一句，查禁日货、抵制日货的行动其实在4年后在全国范围内就停止了，这是因为在1923年9月1日，在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里氏8.1级的大地震，这次地震造成了日本15万人丧生、200多万人无家可归，东京城内85%的房屋被夷为平地。而善良的中国人民摒弃前嫌、以德报怨，立即停止了抵制日货行动，在自身非常贫困艰难的情况下，社会各界积极募捐了大量的善款和众多救灾物资，并第一个将民间援助物资送达日本。但就是这样，在短短8年后的1931年，狼子野心的日本帝国主义却恩将仇报，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

1923年底，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召开中国国民党改组会议，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合作初期，东明还在军阀政府统治下，共产党、国民党都是非法的。当时东明没有中共党员，也没有县外中共党员在东明活动。少数国民党地下党员，利用教书之便，以聊天的方式，宣讲三民主义。大名七师学生于绍孟、穆成平（穆允治）等利用寒暑假走亲访友、同学聚会的机会，讲解中共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东明人都知道了南方有个“分地党”。当时在东明东南部流传着一个儿歌：“今也想，明也想，一心盼来分地党，分地党分了地，农夫扬眉又吐气。”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特别是农村地区最大的矛盾就是土地分配不公问题，谁能解决这一问题，农民就支持谁、民心就倾向谁。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先后歼灭击溃了军阀孙传芳、吴佩孚主力，革命势力迅速发展到长江、黄河流域，冯玉祥的国民军也东进至河南。控制北京政权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反抗革命，决定讨赤。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与河北保安总司令褚玉璞组织直鲁联军，随奉军经东明南下，支援吴佩孚。东明人民为支援北伐军，奉军所经地区空室清野，使其见不到人，找不到吃的。待其被北伐军击溃经黄河东堤北逃时，第八乡红枪会会长刘自然率众分头截击，包围歼灭。奉军于珍所部的一个旅、从县南溃逃的鲁军也被东明大刀会会首杨华峰率众阻击，窜回山东。北伐军主力未至，地方军阀部队已大部被东明群众围歼。中共党员于绍孟、国民党左派人士李宜亭、进步青年穆成平随东明商会到河南迎接北伐军。1927年4月底，国民革命军暂编第3军进入东明县境，接管了县政府。在此期间，在大名七师读书的于绍孟于1927年1月经同学赵纪彬、李大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教员高韶亭经李素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月，于绍孟、高韶亭因战乱学校放假返回东明，遵照中共北方区委指示，以跨党党员身份参加国民党，围绕筹建县党部、掌握领导权、开展群众运动、支持国民革命军等任务开展工作。高韶亭进入长垣，筹建长垣县党部。于绍孟留在东明，暂编第3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汪静涵负责县政府工作，任命于绍孟为宣传室主任，负责全县宣传教育、组建宣传队下乡、宣讲马克思主义，介绍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支持群众运动。在北伐部队战地党务指导委员会支持下，组建东明县党务指导委员会，登记党员。于绍孟虽然长期在东明，其藉贯却是长垣，因地界关系，不便牵头，便由其同学张秉刚、穆成平出面。穆成平是大名第七师范学校的学生，思想进步，靠近共产党，其家族居住在城北穆庄，是明嘉靖年间广东按察使、户部侍郎穆文熙的后人，在东明有较大影响，做起事来比较方便。他们在乡间发动群众平均地权，先后在刘楼、武邱集、王浩屯等组建了农民协会，领导农民打土豪。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北方的冯玉祥也开始右转，参与了蒋、汪的反共逆流，让在部队的共产党员离开部队，停止执行扶助农工的政策，撤销战地党务指导委员会，中共党员汪静涵、于绍孟先后被迫离开东明，革命形势一时陷入低潮。

深入农村播撒火种

就像之前说的，其实在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在北伐战争中，当时中国北方劳苦大众以及知识分子，包括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都对国民党还是充满着期望甚至是不切实际幻想的，如果不是这样，国民党以及北伐军也不可能由偏安华南一隅的地方政权在短短数年内就发展成为横扫南北最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但屠龙少年最终却变成了恶龙。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宁汉合流的发生，国共第一次合作全面破裂，国民党反动派彻底走向了人民革命的对立面。特别是在1930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进行了一场新军阀的大混战，因为这次战争主要在中原地区进行，所以又称为“中原大战”。在这次中原大战中，东明由于处在黄河要冲之地，也成了次战场，各派新军阀你争我讨、战火不断，再加上天灾频发、横征暴敛，广大农村民生凋敝、苦不堪言，艰难的境遇愈加深重，不公的世道激起反抗，有如到处铺着容易燃起烈火的干柴。特别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我党结合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先后建立了夏营、寿圣寺高小等6个农村党支部，带领全县的农民群众开展了一系列艰苦卓绝、卓有成效的革命斗争。

在这些农村党支部中，中共寿圣寺支部颇具有代表性。寿圣寺位于现在东明县长兴集乡黄河滩内的竹林村南，抗日战争前属长垣县河东区，地处东明、长垣、考城、滑县四县交界地带，统治者对这里的治理与管辖都比较松弛。在这里说明一下，在新中国建立前，现在的刘楼镇、长兴集乡、焦园乡和三春集镇绝大部分地区都归属长垣县来管辖。另外“寿圣寺”这个名称也有来历，北宋时期，宋英宗赵曙以自己生日正月初三为节日，命名为寿圣，显然是想让自己的人生既长寿又圣明。所以一到寿圣节，文武百官便到当地的寺庙道为皇帝祈福祝寿，于是宋英宗就把各州府县香火旺盛的寺院统一改名为“寿圣寺”，从此“寿圣寺”作为一种独特的佛教历史文化传统被延续下来，竹林的寺庙因为在当地影响最大、香火最盛所以也被民众称为“寿圣寺”。不过到了民国初年，由于黄河滩区沙沟纵横、蝗灾严重，加之地方豪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在这里劳作的农民生活艰难、苦不堪言，自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1929年当地春季大旱，夏初遭大霜，麦子欠收，秋季大雨倾盆，黄河暴涨，滩区全部淹没，当时的国民党长垣县政府不但不救济，反而派兵强行征收土地税，激怒了灾民，爆发了北起竹林、南至大王寨几十个村庄的联合自发抗税暴动，迫使国民党长垣县政府免征当年赋税。

面对当地蓬勃兴起的群众自发运动形势，为迅速开辟这一带的革命工作，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引导推动周边地区群众有组织的革命运动，1930年春，中共大名第七师范学校党组织派中共党员、七师总务主任李柳范回乡，着手建立党的工作点。在这简要介绍一下李柳范的基本情况，他是生于1890年，东明县刘楼镇刘庄人，1918年毕业于天津法政学校，这所学校的前身为北洋法政学堂，是袁世凯于1906年主持创办的，是中国最早的政法学校，解放后并入南开大学。1921至1928年，在长垣县教育局先后任会计、教育委员等职。在这期间，他因为在破除迷信，发动放足运动、剪发等反帝反封建活动中表现突出、工作扎实，博得了当时革新派人士的赞许和认可。1924年参加国民党，但后来看到国民党倒行逆施，于1928年又毅然退出国民党。1929年，他到大名七师任庶务员、庶务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学校后勤处主任。在大名七师工作期间，由高韶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另外我们需要重点了解一下大名七师的情况，“大名七师”的全名是直隶省立第七师范，由我党早期优秀党员、革命教育家谢台臣于1923年在河北大名县创办。该校1926年建立中共党团组织，1927年大革命前师生党员就有40余人，1929年师生中党团员和反帝大同盟等进步组织成员多达200余人。“大名七师”为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干部，他们象革命火种遍布直南、豫北、鲁西广大地区，因此“大名七师”被誉为“直南革命策源地”。因为东明县在解放前归属直隶大名府管辖，县内学子和进步人士大多去“大名七师”求学工作，部分在学校期间还接受了马列主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此东明有很多早期党员都来自于“大名七师”这所革命红色学校。

李柳范回乡后，经过慎重考虑、反复权衡，决定以竹林村为根据地逐步展开党的工作。在当时，竹林归长垣县管辖，是个大村又是个集市，西临黄河渡口，据说村旁有一片竹林，这里的“竹林烟雨”景色还被列为长垣七景之一。但那时候的竹林文化落后、教育匮乏，周围数十个村，没有一处像样的高级小学，虽然有一所寿圣寺小学，但教室是借用寺庙的房子，教学设施十分简陋，更没有合格的老师，只有几个老秀才教人认字、背些三字经、百家姓，教学水平有限，教学内容保守落后。因此如果在这里建立一所高质量的小学就能很容易得到地方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协助，更能为党的发展聚集力量和培养骨干。于是李柳范便依靠自己的影响，邀集当地名流——寿圣寺小学校董孟庆林、高灵甫、于立坛、唐富增等人开会商议，李柳范向他们讲解了筹办高级小学的想法后，他们积极响应、一致同意改寿圣寺小学为高级小学，并当场拍板，所需的办学费用及教师薪俸由寿圣寺180亩义田和黄河渡口税捐支付，而李柳范负责选聘教师，具体做好高级小学筹办事宜。得益于寿圣寺高小的顺利创办，使党在东明西南部这一带深入开展工作有了立足点和突破点。

1931年春，在寿圣寺高小基本建成、开始步入正轨时，李柳范突然接到直南特委的指示，指派到濮阳中学担任总务主任，开展党的学运工作。临行前，李柳范向校董们郑重推荐了中共地下党员、毕业于大名七师、留校当图书管理员的长垣人郭仪庵担任寿圣寺高级小学校长。（郭仪庵是河南长垣县城内人，也是在大名七师入党，是长垣第一个中共党员，先后担任过寿圣寺高小、东明城内高小党支部书记，1938年在国共合作时期曾任长垣县政府秘书，可惜在不久后病故。）郭仪庵校长谦恭随和、博学多才，据他的学生后来回忆说郭校长非常关爱贫苦学生，在学校里从来不让学生称呼他校长，都喊他郭老师，学生在课堂内外都愿意和他亲近、向他请教，如徐集的徐作励家境贫寒、又遭水灾，眼看还有一个学期就能毕业，但不得不辍学回家，郭仪庵得知后多次派人动员徐作励返校，并从自己微薄的薪俸中拿钱为其支付学费和生活费，帮助完成学业。九一八事变后，党组织又先后派遣郭子信、张雪峰、吕鸿安（吕静斋）、王冠儒（按照上级党委指示要求以教员身份到校巡视，只任课4个月）等来寿圣寺高小任教。随着党的力量不断充实加强，这些共产党教员们充分利用教育教学的有利条件，积极在学校师生中间进行革命宣传，为学生们宣讲鲁迅的文章和苏联作家的作品及国内进步书刊杂志的文章，当发现学生们非常喜爱新派音乐，便开设音乐课教唱《工农联合起来》等革命进步歌曲，同时在节假日和空闲时间带领学生们走出学校开展游学活动，站在田埂上，趴在麦棵上，围坐荒草上，向学生介绍国内形势及江西苏区红军与国民党军斗争的情况，更在田野调查中通过残酷压迫的社会现实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激发革命斗志。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教育和引导动员，到1932年春，郭仪庵、郭子信在进步学生中先后发展了徐作励、任茂田、石文章3人为中共党员。5月，在高庄东南角杨树林里召开全体党员会正式宣布中共寿圣寺高小支部成立。郭仪庵任书记，郭子信任组织委员，徐作励任宣传委员。党支部直属濮阳中心县委领导。党支部建立后又发展了徐干臣、王杰然、戴增学、石湘伦、段广花、宋中行、宋中联、刘存、高惠堂、王秀兰、戴克计、徐作宾、李振兴13名党员。

　　寿圣寺高小党支部成立后，为了迅速扩大党的影响，除了在学校内的课堂上开展进步思想教育外，还发动师生走出去到校外开展革命宣传活动。特别是在1932年九一八事变一周年时，领导学生开展“雪国耻”活动，组织学生在校内外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传单中写到：“九一八那一天，日军无故起祸端，灭公理，讲强权，领兵就把沈阳占。占沈阳还不算，领兵要占山海关。看局势，多危险，亡国之祸在眼前！劝同胞，立志愿，一致起来赴国难”。党支部还组织将编印的传单撒贴到竹林、刘楼、东明集等附近村庄，在群众中产生了较大影响。但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也引起当地地主和少数反动分子的敌视和不满，学校的反动教员许洪昌公然支持落后学生进行捣乱，干扰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徐作励、石文章、任茂田、戴增学等学生党员带头在学校内开展了驱逐许洪昌的斗争，利用讲演揭露许洪昌的险恶用心和反动行径，发动学生开展集体罢听许洪昌讲课行动，迫使其不得已离开了学校。

　　1932年冬，寿圣寺高小党支部决定利用农闲时节在周边村落开办平民夜校。其实开办平民夜校，是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组织发动群众摸索出的一条宝贵而有效的经验。建党初期，党组织在组织教育基层群众时，还是采用五四运动时那种街头宣讲和一对一对谈方法，但效果并不太好。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基层群众文化水平不高，听不懂一些过于高深的革命理论；另一方面基层群众大都从事工农业生产，平常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动力来听宣讲。而平民夜校这种方法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两方面的问题，党组织可以通过开办平民夜校，利用夜晚空闲时间，将群众组织起来学习文化、认字写字，提升文化水平和生产技能，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改善群众生活境遇；同时在群众中有选择地发现先进分子，宣传党的主张、开展革命教育，从而由点到面，不断扩大党的影响，树立党的威信。可以说，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是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而党员队伍也是在与人民群众相濡以沫、生死与共的过程逐渐成熟成长的。话说回来，寿圣寺高小党支部的党员们带头发动师生捐款，购买笔墨纸张和灯油，尤其是灯油当时又称洋油，还是比较珍贵的。同时，师生们根据农民们的实际情况，自编自印通俗易懂的教材，在寿圣寺周围的竹林、长兴集、大张庄、新刘乡、找营、徐集等十几个村庄先后办起了平民夜校。通过夜校向广大农民宣传党的主张，进行阶级教育和形势教育，唤起农民群众起来反抗压迫，勇敢进行革命斗争。在自编教材中，有共产党人和红军的斗争故事，有革命儿歌，有进步诗词文章，比如说“身子光光，背着柴筐，去上学堂”、“将军的钢刀，老百姓的头，钢刀锵锵响，人头滚滚流，老百姓头无数，将军的钢刀总有锈钝的时候”、“恨现在黑暗，喜将来光明”。通过在夜校里的学习，贫苦农民不仅学到了文化，识了字，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技能，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开始明白了受压迫、受剥削的原因和要起来进行斗争的道理，使得这些往日里饱受欺压、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穷苦农民心里，深深地埋下了反抗压迫、翻身革命的种子。

　　1933年的农历正月十六日，是当时徐集村（现属刘楼镇）一年一度的娃娃桥古会大集。我查了一些关于娃娃桥古会的记载，材料不多，据说是在徐集的集会上会搭建一座可能是木制的“娃娃桥”，供奉的条案前有许多泥娃娃，十村八乡的已婚未孕妇女们都会来选一个“好看”的泥娃娃，以红线拴住脖子并带回家，俗称“拴娃娃”，有“祈福、纳祥、求子”的美好寓意，这其实和我们当代新婚夫妇婚房里摆放一对可爱的布娃娃玩偶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这一天徐集古会大集赶会的人特别多，周边影响也非常大。寿圣寺高小党支部为了进一步扩大党的影响力，决定利用这次娃娃桥古会进行大规模的革命宣传活动。经过周密准备，于正月十五日夜，由学生党员徐作励、徐干臣、石文章等带领学生积极分子，分别在娃娃桥古会场内外和北起谢寨，南至黄堌，十多里长的黄河大堤两侧村庄的树上、石碑上和房屋的墙上贴满红绿色的革命标语。到了十六日早晨，当四面八方前来赶会的人们涌进徐集，惊奇地看到，到处贴满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苛捐杂税！”、“平均地权！”、“拥护共产党！”、“建立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列主义万岁！”、“时也来，运也来，钢刀在手莫徘徊，杀尽天下吸血鬼，田地归公真快哉，真快哉！”等革命标语。目睹这些振奋人心的标语口号，看了《共产党宣言》的传单，群众这一簇，那一团，议论纷纷。徐作励、徐干臣、石文章、李省三则带领一些学生有意混在人群中，向周围的群众讲解标语内容，毕竟在当时不识字的群众还是占大多数。群众听后惊喜地说：“共产党来啦！”“红军来啦！”国民党长垣县政府和河东区区长知道消息后对此惊慌万状，赶忙向上汇报说：“河东竹林一带发生赤化宣传！”国民党长垣县长在不同场合多次扬言要追查此事，但据当时曾参加这次革命宣传的孙平绰回忆说，因为保密工作做的比较好，冲在宣传一线的都是进步学生，群众们尽力给予保护，最后追查也不了了之。当地民众还把这次革命宣传活动编成了歌谣：“正月十六娃娃桥，红绿标语到处飘，官府豪绅吓破胆，贫苦百姓挺直腰。”这在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的国民党在北伐战争以后，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短短几年内已经完全蜕变成代表土豪劣绅利益、维护封建残酷剥削的反动政党，贫苦农民长期遭受着敲骨吸髓的压迫和榨取，反抗斗争不断加剧，专制统治岌岌可危，革命风暴正在酝酿。

党要领导广大贫苦农民进行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就要深入地动员组织群众，凝聚群众的反抗力量和革命斗志。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仅仅是只靠革命宣传就行了，还要切实解决农民群众的问题，尽可能改善乃至改变贫困农民的悲惨境遇。而当时广大贫苦农民面临最突出、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少地缺粮，这一点在频遭黄河水患、饱受战火蹂躏的东明显得尤为突出。根据东明地方志的记载，在1931年的不完全统计中，当时东明县域内有八分之一的人没有一点土地，收入少得可怜，全靠租种地主的土地生活，有人后来做过测算，一个有壮劳力的农户家庭能租种30亩土地，就算风调雨顺，一年下来辛苦劳作，按照三七分租（即留三交七）交完地租，满打满算也就剩下不到一千斤粮食，这对于一个三四口等吃等穿的农户家庭可以说衣食拮据、生活贫寒，这些还没算上可能要还向地主借的高利贷，而一旦遇上灾荒年景更会举步维艰、食不果腹，不得不流离失所、外出逃荒，甚至卖儿卖女、乞讨苟活。因此土地和粮食成为当时贫苦农民最为渴望解决的天字第一号问题。当然，对于刚刚建立、力量尚弱的寿圣寺高小党支部来说，为周边地区农民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不太现实，但组织动员贫困农民行动起来打击土豪劣绅、夺得一定粮食，还是有一定力量基础的，更何况这也是广大贫困农民的最为迫切的愿望。于是在1933年初夏，麦子快熟时，望着沉甸甸的麦穗，受尽煎熬的贫苦农民非常渴望在麦收时多弄些粮食、以备荒年，党为了实现群众的正当要求，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击土豪劣绅，寿圣寺高小党支部便在中共濮阳中心县委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动员贫苦农民开展了一次在周边地区具有较大影响的“抢坡”夏收斗争。所谓“抢坡”，指的是在我们东明的黄河滩区，当时被俗称坡地，水起水落地界无常，豪强地主利用手中权势和种畜充足的条件，常常大量圈占农民的耕地，所以每逢麦收经常有豪强与农民之间互相抢收、轰抢小麦的事件发生。但在“抢坡”中，因为豪强地主总是用自己的武装护青队进行镇压，由于力量悬殊，往往到最后总是贫苦农民吃亏，连自己的土地上的粮食都保不住，使得生活更加雪上加霜。于是在麦收前，党支部根据中心县委特派员胡子英（河南滑县人，又名胡敬一，建国后曾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的“抢坡”斗争指示，研究决定由郭仪庵具体领导，深入农村进行发动，同时派徐作励、石文章等党员，利用麦假奔赴刘楼、黄堌、苏集、谢寨、老君堂、竹林等村进行串联动员。麦收开始后，他们打虎先掰牙、打蛇先打头，首先组织骨干带领群众轰抢了反动乡长、大地主徐和顺，恶霸地主刘坤荣的滩区小麦。周边村庄群众闻讯纷纷行动起来，一支数千人的“抢坡”大军，轰轰烈烈地在黄河滩区展开了轰抢小麦斗争，仅仅3天时间，就哄抢小麦数千亩。“抢坡”斗争的胜利，极大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嚣张反动气焰，切实改善了贫苦农民的生活困难，让群众在斗争中深刻认识到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斗争才是改变残酷现实的唯一出路，更在这一地区初步树立起了党的威望。2019年7月，竹林故事馆在长兴集乡竹林新村建成开馆，主要展品《竹林史话》组画集反映了以寿圣寺党支部为代表的竹林周边党组织的发展沿革和奋斗历程，如果大家有兴趣更全面了解寿圣寺党支部的历史，可以亲自去探访参观一下。
　　但革命斗争的道路总是充满曲折和坎坷的。正当寿圣寺高小党支部的各项工作开始步入正轨的时候，1933年8月11日，黄河从北庞庄决口，寿圣寺被洪水淹没倒塌，学校被迫解散，党支部主要负责人郭仪庵、郭子信等先后调往别处。同年9月，留下的学生党员各自回家，先后在徐集、毛店、段庄建立了党支部，徐作励为徐集党支部书记，戴增学为毛店党支部书记，段二运为段庄党支部书记。不久，濮阳中心县委派胡子英前来联系，徐作励和中心县委接上了组织关系。中心县委让徐作励领导3个党支部的工作，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徐作励在谈到这段革命岁月的时候还深切地回忆道：当时党的工作非常艰苦，都是地下的、需要隐蔽的，到濮阳县委联系工作有特殊的接头地点和暗号，要从濮阳南门里往正东再向北走，到一家路西食饮馆找张经理，他问干什么的，我回答找老甄的。其实这个“老甄”是当时濮阳中心县委梁宝森在革命工作中用的化名。可见，当时的革命工作是极其凶险严酷的，绝不是像某些抗日神剧里拍的那样叼着雪茄、骑着摩托在鲜花掌声、儿女情长和一路坦途上就能干成，而是经过了无数革命先辈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前赴后继的牺牲才换来最后胜利的。
　　此外，1933年6月，大名七师学生、中共党员崔桐轩，也是李柳范的同村，按照党组织的安排，从学校回到家乡堤东刘庄（现属刘楼镇），积极从事党组织创建工作，先后发展刘五合、崔凤梧、崔冠军、赵三片、李省三、戴智焕入党，在李柳范家老院中召开党员会议，正式成立中共刘庄党支部，崔桐轩任书记。刘庄党支部通过于绍孟和直南特委联系，参与组织了之后东明的学生运动。 根植学校点亮红星
当时党在东明创建基层党组织的侧重点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广大农村地区，毕竟那里是封建剥削最严重、阶级矛盾最突出的地区，蕴藏着革命斗争的深厚内力；另一方面就是各级各类学校，因为这里是知识分子最集中、思想认识最解放的地方，孕育着革命事业的骨干人才。因此，党在东明农村地区艰辛创建基层党组织的同时，在县域内也集中力量积极推动学校党组织创建工作，而其中东明乡师党支部、东明高小党支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首先说说中共东明乡村师范学校党支部的创建情况。东明乡村师范学校简称东明乡师，由建立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的东明师资讲习所衍变而来，主要培养高、初等小学的教员，1930年设在东明高级小学院内，1931年正式独立办学，移居东明文庙内，准备招收男女各一班，学制三年，校长由教育局长兼任，聘教育界进步人士穆成平为校务主任，主持校务教学。因筹备时间紧张，穆成平急聘大名七师毕业的地下党员董佩玉、任心斋到校任教。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为控制学校教务，由教育局指派关兆瑞、县区党部推荐宋大任等到东明乡师从事教学管理。关兆瑞、宋大任当时都是国民党员，但关兆瑞比较开明，而宋大任和穆成平在个人关系上有过节。国民党县区党部意图很明显，就是让宋大任胁制穆成平，使其放不开手脚。但让国民党县区党部大跌眼镜的是，没想到宋大任能够识大体、护大局，不把个人恩怨和学校教学工作纠缠在一起，而是与其他教师一道，全力支持穆成平组织科学进步的教学工作，全面践行乡村教育倡导人陶行知先生的教学思想和理念。他们为东明乡师制定的培养目标是：“学生要有革命精神，要有健康的体格，要有农工的劳动身手。”说实话，这个培养目标别说在当时，就是放在现在，也是非常进步和完善的，既重思想素质，也重身体锻炼，更重实践作风。并且东明乡师还编谱了自己的校歌，歌中唱道：“漆阳古郡，大河之滨，校立乡师，崭然一新，萃一县之英俊，历三载之陶甄，要有农工身手，要有科学脑筋，要有艺术兴趣，要有革命精神，努力，努力，前进，前进，发展乡村教育，改良社会恶习，吾等且莫惮艰辛。”通读下来，大家可以感受到这首校歌文白兼顾、寓意深刻，简洁明快、朗朗上口。非常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查不到这首校歌的曲谱，但可以感觉到当时的师生们唱起这首校歌时一定是铿锵有力、激情满怀的。在这里，也有个小小希望。就是希望我们东明县一中可以组织音乐老师把这首校歌重新谱曲，重新传唱起来。毕竟东明县一中的前身也是1951年在文庙院内创建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定的传承延续关系，更可况这首校歌从诞生起就有浓重的革命色彩和红色基因，将其演唱传播下去、让人们永远铭记也是我们当代义不容辞的担当和责任。
东明乡师完成了所有筹备工作后，1931年秋招收了两班男生，约70人，大多数学生来自农村，家境贫寒，求知欲望强烈，心中深藏着改变现实、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和追求。但学校开学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侵占沈阳，东北三省相继沦陷。在校学生们听到消息后，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一连数日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讲演宣传，面对面向周围群众彻底揭露日军的侵略罪行，全面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号召社会各界同仇敌忾、齐心抗日。还有少数同学还准备到南京国民政府进行请愿活动。同学们的爱国激情，在当时社会上引起极大的轰动，县内的商人们主动停销日货，各界群众也自发抵制日货。国民党县区党部也明显分裂成抗战和投降两个阵营，一度陷入内部混乱，难以形成统一行动，对学界的思想管控也相对宽松。于是学校中的中共党员教员抓住时机，在校内积极宣传党的主张，深入传播马列主义，号召同学们多读书、读好书，开始时组织学生阅读郭沫若、茅盾、老舍、肖军的进步文艺作品，继之互相传阅鲁迅的《呐喊》《彷徨》，李浩五的《新教育大纲》，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曹谷泳的《苏俄视察记》等。这些书籍在当时都是公开或半公开的全班课外阅读的书刊。还有张鸿修、万子玉等少数进步同学骨干组织成学习小组，暗中秘密传阅《辩证法浅说》《唯物主义入门》《农民土地问题指南》，乃至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直南特委散发的《共产党宣言》等，读书运动伴随着抗日救亡运动一起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为基层党组织的顺利创建奠定了思想和人才基础。1932年7月，之前在寿圣寺高小党支部创建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中共濮阳中心县委巡视员王冠儒秘密来到东明巡视工作，以在校教员的同学身份居住在东明乡师，并主持召开了中共东明乡师支部成立大会，董佩玉当选党支部书记，任心斋选为委员，直属濮阳中心县委管理。至此，东明乡师党支部正式成立，随即全面展开工作。1934年6月下旬，王从吾（河南内黄人，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代表直南特委来东明检查布置工作，指示东明的党组织应以搞好宣传、扩大党的队伍为基本任务。东明乡师党支部按照指示要求，先后在进步学生中发展李同轩（李茂林）、游秀峰、万子玉、刘自华为中共党员，进一步发展壮大了党员队伍，增强了组织力量。

　　当时，党在东明教育界创立另外一个影响较大的基层组织是中共东明高级小学支部。东明高级小学的前身是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废除科举后，在县城内的“漆阳书院”（旧址在今东明县第一实验小学院内）基础上改建的高等小学堂。1912年（民国元年）改学堂为学校，创立东明县立高级小学。1934年2月，在寿圣寺高小因洪水解散后，被迫离开的郭仪庵和另外一名中共党员吕鸿安按照组织安排一起到东明县城内的高级小学应聘任教，同时和之前已经在那里教书的中共党员张恩桐取得组织联系，建立了中共东明高小党支部，郭仪庵任支部书记，直属濮阳中心县委领导。按照直南特委特派员王从吾的“搞好宣传，扩大党的队伍”的指示，高小党支部经常利用夜晚在县城周边抛撒张贴革命传单，同时以游学的名义，到县内其他学校与先进教员聊天座谈，借机宣传党的主张，不断扩大党的影响。高小党支部在此基础上，主动出击，组织领导了一次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校反贪污斗争。一向十分关爱学生的郭仪庵在上课时，经常看到学生面黄肌瘦、体弱无力，一个班里好几个学生拉肚子上厕所。郭仪庵一问，学生们都说：“学校伙食不好，吃不下，饿得慌，还拉肚子。”郭仪庵于是和张恩桐商量后，一起到学校厨房查看，发现果然都是面粗米糙菜老帮，炊事员都说面弄不发，米也煮不烂，导致学生普遍吃不下饭，原来后勤经费大都被学校庶务主任（旧时管理学校各种后勤事务的行政负责人）缪文华贪污了。针对这种情况，高小党支部研究决定发动学生开展反贪污斗争、哄走缪文华，为确保斗争的安全性和保密性，具体工作都由张恩桐出面组织。课余时间，张恩桐找来几个高年级的年长学生询问了解大家的态度，引导大家行动起来、坚决维护自己的权益，学生们纷纷都说：“这事我们早窝了一肚子气，哄走他是我们的事，张老师您甭管。”4月末的一天早上，教育局影壁墙上与高级小学的大门一侧同时高挂着一串馍饭菜，两旁张贴着一副大字标语：“学生要吃饭，缪老师莫吃人”、“热烈欢送缪文华善人！”。当时的东明高级小学校长常同仁生性懦弱、为人世故，早就知道学生吃不好的事，更知道缪文华经常贪污后勤经费，但碍于其是当时县教育局局长缪五福之父，一直不敢过问追究。于是当教育局局长缪五福训斥常同仁询问此事时，也只好如实上告。缪五福反复权衡、想了很久，只好对常同仁说：“回去你把他辞了吧，以免引起大乱。”于是庶务主任缪文华被迫离开了高级小学，党领导学生们开展反贪污、轰走缪文华的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虽然高级小学的学生们年龄还普遍较小，思想还不太成熟，但通过这次扎扎实实的斗争胜利振奋了精神、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学生们心中迅速萌生了积极向党靠拢、从事革命反抗事业的强烈向往，为日后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培养储备了一批新生力量。

　　伴随着东明县内基层党组织纷纷建立和不断壮大，各个党组织之间迫切需要加强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因此一个尤为重要的工作被迅速提上了工作日程，那就是抓紧时间积极筹建中共东明县工作委员会。1935年初春，东明县第一个党支部的创建者之一的盛国典带着河北省委“发动组织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从天津返回东明后，一方面决定让李怀道筹建游击队，准备开展游击作战；另一方面应聘到东明县建设局任总工程师兼平民工厂经理，以筹建纺织厂的名义，招收50名学工，创办平民职业学校，以此为掩护从事宣传与发展党员工作。夏初，直鲁豫边区特委委员刘晏春（当时化名王孝先，建国后曾任中共河南省委专职常委，兼省政协副主席、省农委副主任）来东明巡视工作，了解东明党的工作情况后，指定盛国典统一领导东明县党的工作。盛随即和在东明城内的李宜亭、穆文平、程伦卿、在武邱的于绍孟、在沙窝高小的杨廷钧取得了联系，到徐集去找徐作励，但连去两次都没有接上关系。于绍孟又去两次仍然如故。建国后，根据徐作励的回忆，他在1935年春、秋先后两次到濮阳按照之前约定的秘密渠道去联系汇报工作，都没有接上关系，故而认为中心县委已经被破坏，回来后就没有再开展工作。因此，当盛国典和于绍孟前去找他，他认为是特务的诱捕，所以避而不见。此时斗争形势非常紧张，白色恐怖日趋严重，民团下乡“清乡”、“扫荡”不断，因叛徒出卖，盛国典被迫出走天津。1936年3月，根据国民党东明县党部密告，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下令免去陈曙辉的代县长、穆成平的乡师教务主任职务，电令通缉共产党员盛国昌、程伦卿、杨廷钧、尚子茂等人。提前得到情报后，盛国昌等10名共产党员连夜离开东明，就此东明县各个基层党组织的各项工作全部停摆，筹建县工委的事情也被迫搁浅。虽然党在东明的活动一度被迫暂时停止，但也却在为革命斗争积蓄了力量和经验，一场在党的领导下反抗压迫、抗日救亡的群众活动开始拉开序幕。

听海声：以前在回看抗日战争这段历史的时候，自己心中始终萦绕一个问题：为什么装备严重缺乏、后勤捉襟见肘的共产党部队能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并建立根据地，而装备精良、粮草充足的国民党部队却做不到这一点？其实在抗战时期国民党也曾经非常重视游击作战，于1939年在南岳衡山开办了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聘请了当时全国最精通游击作战的八路军将领叶剑英等来进行培训，此后累计派遣了一百多万正规军到敌后进行游击战，不过最后结果却非常惨，特别是在1942年后大部分国民党部队在日军围剿下叛变投敌成了伪军，少部分战死，还有一部分最后也被迫撤回。究其原因，其实有很多很多，但全面了解了东明县基层党组织的创建发展的历史后，让我突然认识到共产党的部队之所以能够敌后深入开展游击战，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共产党在敌后建立了众多基层党组织，八路军、新四军进入敌后能够很快、很顺利地与当地党组织建立联系、熟悉情况、并取得人民支持，及时充实扩大自己的队伍，同时在日军扫荡、形势严峻时，能够寓军于民、保存力量。一个又一个基层党组织成为了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发展壮大的基石和支撑。回看今天，特别是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所摸索形成的中国模式、中国方法，之所以那些所谓的西方发达国家学不会、做不成、用不了，单单中国众多高效实干的基层党组织就是他们难以企及、无法复制、无从效仿的。正是这些千千万万的基层党组织，在充分发挥着工作基点和神经末梢作用，一方面把党和国家的部署贯彻落实到基层，另一方面也把基层民众的需求及时反馈给中央，从而把全国上下凝聚成一个整体、融合成一种意志，中国才有了这样气势磅礴、统一厚重的集中力量，中国才有了如此临危不惧、从容不迫的强大自信。正是有了这份力量和自信，也使得我们更加确定，无论未来遇到多少的艰难险阻，无论前路面对多少的强敌挑战，现代化中国的富强之路必定行稳致远，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必将全面实现。

又见乱海秉笔于漆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