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我的北医老师（下）

黄美德

病理科座落在三楼，楼道宽敞明亮。赵蕊老师引领着我，走进了办公室。我的办公桌挨近窗子，探望出去，只见天主教堂的塔尖在阳光下闪耀。办公室斜对楼梯口，每时每刻，上上下下的人络绎不绝。通过病理科往里走，就是泌尿外科了。北医群星璀璨专家云集，吴阶平教授从门口走过，见他也都不足为奇了。这些专家教授，他们满腹经纶却衣着朴素，咋看去，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进修生活开始了。挨我坐在一起的，是梁永诚大夫。梁大夫是工农兵大学生，跟我一样，属于有经历的人，我们吃过苦下过乡，我与他没有代沟，我与他有共同语言，没有多久，他成了我无话不谈的朋友。梁大夫谈话幽默风趣，待人坦率真诚。当他说话的时候，他乌黑深邃的眼睛对着你，这是对朋友的尊重。有时我就会想，《简.爱》里的罗切斯特尔是不是像他？梁大夫这时已结婚成家，他已经有一个小孩了，但除了吃饭和睡觉，都是坐在显微镜前看片子，显然都是有事业心的人。眼睛歇息的时候，他会给我讲病理科的逸闻趣事，故事都是正能量。我的对面，是柳平和那佳，他两是才离校的大学生，非常年轻，都是毕业于北医。柳平的爸妈是外国语学院的老师，祖籍是南方的。那佳是蒙古族，她的爸爸是空军总医院病理科主任。虎父无犬女，那佳这时可以独挡一面了。前面说过，因为进修前我没有搞过病理，赵老师说，那就先熏陶一个星期。这个带我熏陶的人，就是那佳。亲近随和的环境。对于进修生，一无例外的都称“大夫”。但对他们医院的年轻医生，称呼就不一样了。年纪与我们仿佛的梁大夫和汤大夫，称呼就“小汤！”“小梁！”对于才离校门的柳平和那佳，就直呼其名了。自然，我们进修生都称他们大夫。病理科年资最高的，是科主任高大夫。高大夫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不拘言笑，我对她敬畏有加。在北医，能够挣到科主任一级的，都是了不起的人物。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也是很有温情的人。一次，我随她去听学术报告，同去的还有沈大夫。中间歇息的时候，遇到午间用餐，高大夫和沈大夫忙着去付钱。在这方面我比较木讷，我为此而心生不安。回来之后，我与柳大夫提起此事，我说真不好意思。柳大夫说：“那有什么关系啊！老年人付钱是应该的啊！”听罢，我有所释怀，对我也是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后我与年轻人相处，我也学会争着付钱。除了高大夫，就是沈大夫了，说她是孺子牛也不为过，她总是默默地做事。一天，梁大夫对我说：“你别看沈大夫这个样子，她可了不起啦！”沈大夫什么样子？穿戴非常朴素，浅灰色的衣裤，杂花的直短发，长相也不出色。我洗耳恭听，梁大夫娓娓道来：“沈大夫年轻时患过结核病，当链霉素还没有问世的时候，结核病属于不治之症。后来，有个知名的科学家要找个英语好的人翻译资料，沈大夫被引荐给他……”我查一下资料，科学家也是丧偶之人，于是喜结连理。这就是那个年代高知的爱情吧！他们崇尚的是知识和人品。梁大夫又说：“沈大夫还陪着见过美籍华人教授某某某！”这些名字我都记住了，但我依然担心记错了。总之，是非常有名的科学家。这一年，沈大夫的儿子考大学了，也考起了。梁大夫感概时光匆匆，他说：“我来病理科的时候，沈大夫的儿子站在凳子上，扒着头在看显微镜，现在可要读大学了。”我上文写过，赵大夫安排我熏陶的那个星期，两天后我便婉拒了带我的那佳，我采取的办法是提前去看标本，之后也都是一样。其实还有一个人，也与我一样，那就是沈大夫，这一点颇为不易，那时沈大夫快到六十岁了吧。病理科的病检是轮着做的，有一个星期轮到我，我正在翻书的时候，沈大夫对我说：“黄大夫，有个宫颈癌的标本，留着我来做。”原来是这样的标本不多了。那一天，沈大夫将进修医和低年资医生喊拢，她说：“自阴道脱落细胞普查后，宫颈癌病人少了。”教学，一丝不苟。那天的取材，就像小孩子玩家家，用了多个放病检标本的小盒子。一天，沈大夫拿了张片子让我看，这是张腹水涂片。我看的时候，她就站在我的身后，她这是在等待我的答案。我说出来后，她含笑地离开了。后来梁大夫感叹地说：“她一定以为你以前搞过病理。”不为名不为利，兢兢业业地搞好本职工作，这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缩影。到北京不久，迎来北京的盛夏，天气比云南热多了。饮食习惯和水土不服，我食欲不振，有时恶心想吐，是不是患上肝炎啊？想到这，我又害怕又着急。我生病的事，沈大夫得知，她亲自带我到二部那里去看病，她带我找的是中医，切脉，没有什么化验，开了几袋中成药，服药后病好了，原来是蛔虫病。老师传授的不仅是学识，还传授了乐于助人的精神。一天傍晚，柳大夫对我说：“黄大夫，你可以去买个电饭杯，自己煮点面条吃。”那时，除了气候不适应，还有又咸又油的饭菜，我也是不适应。又是一个傍晚，柳大夫说：“黄大夫，我给你照几张照片。”如果他不说，我是想不起来的。因为有他的关心，所以有了那几张北医进修的工作照。之前的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改革开放后，私营经济风生水起，比如烤白薯和烤羊肉串，就是这时开始的。一天，梁大夫问我：“黄大夫，你们那里有烤白薯吗？”火灰里捂熟的，不就是烤白薯吗？想到这，我回答道：“多极了。”听罢梁大夫朗朗笑了，他说：“幸好我没有买来送你。”事情的始末原来是这样的：梁大夫发现烤白薯好吃，他决定也让我分享，他给他爱人讲了这个想法，他爱人说：“你先问一下，说不定他们那里很多。”果不其然，所以他笑了。一天早晨，望着小李离去的背影，梁大夫又给我讲小李的故事了。他说，“小李这个人非常有骨气--”小李当过知青，返城后安排的工作是搞清洁卫生，就为这个，小李被未婚夫抛弃了，小李没有自暴自弃，她发奋图强，下班后就去上夜校，终于获得中专毕业证书，成了病理科的技术员。或许是历史沧桑，小李成熟稳重，她脸上的微笑里，杂着淡淡的忧郁。我进修的日子，小李也成为我的朋友。八十年代，春风骀荡。那是改革开放的春天，那是科学的春天。医学院里，那些三十开外的学子，不是进修生就是研究生。这也算坎坷的一代，才进大学运动降临了，此后上山下乡，结婚生子，这时重回学校，称“回炉”是再造。珍惜这难得的机会，他们腋下夹着小巧的收音机，耳朵里塞着耳机，那是在学习外语，连吃饭走廊都不放过。讲起这些，又是嘘嘘又是感概。入秋，我来到基础医学院听课。每个星期，这里都有讲课，听课的对象是研究生和进修生。讲课的是位女教师，她讲课认真负责，虽然听课的都是“大”学生，但她像给小孩讲课似的，她一边讲一边提问，课堂气氛生动活泼。听课认识了位山西医学院的病理老师，她说，她原来在广州进修，得知北医的情况，慕名转学而来。渐渐地，得知讲课的老师是孙毓凯夫人。孙老师到过西双版纳，是第一批医疗队的队长。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会在大门口走动。一天，我遇见孙老师，孙老师说，王景学医生给他来信提起过我，这自然是对我关照，心弦一阵颤动，对王景学医生，也是对孙老师。我又回到了教室，凝视着讲课的老师，我在想，有多少这样的夫妻，他们是同仁，他们是盛开的并蹄莲，他们将青春年华奉献给医学事业。柳平和那佳已经互生情愫了。两个年轻人坐在一个办公室，而且是桌子挨着桌子，这是朝夕相伴，影子相随。一天傍晚，那佳出去了一趟，过了一会，她带回来些水果给我们吃，她说是同学送给她的。谢过后，自然是吃，这个也是礼貌，唯有柳大夫例外，他不吃。那佳走后，梁大夫说：“这是那佳给你的，你为什么不吃？”这善意玩笑的后面，那是牵线搭桥。这时，他两心无旁骛，都在苦事业。柳大夫看书看片，那大夫准备考研。一天，那大夫的爸爸带着她拜访一位老师。这位老师我在“说说”里写过，他以渊博的学识屏蔽了身体的残疾，他的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这笑就像是印上去似的。一次讲课，他说：“这是绝版，今后你们再也见不到了。”开场白就把学生吸引住了，天花不是在全球消灭了吗。病理科还有一个陈大夫，是协和医学院调来的，是资深病理学家，后来到美国去了。资料室的周老师，干练勤快，她将资料室拾掇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我们进修病理的，除了病检和尸体解剖，不少时间在资料室看片子。一天，资料室来了位戴眼镜的男士，资料室的人都站立起来，我也跟着站起来。这位男士是来看周老师的，讲了几句话后就离开了。之后，周老师好奇的问我：“黄大夫，你也认识他？”我摇摇头，我说，“不认识。”周老师再问，“那你为什么要站起来？”我说：“你们都站起来，我就跟着站起来了。”听罢，周老师说：“你真精！”来看周老师的人，原来是彭睿聪，他是医学院的领导。梁大夫曾经说过：“我们虽然是北医毕业的，都没有和李通教授和柏老师讲过话，但他们对你那么好。”就为这个，他们认为我认识不少“大人物”。北医的进修岁月是美好的，在这里我不仅学到知识，和进修的同仁相处甚好，她们心地善良，待人真诚热情。谢大夫毕业于北医，工作单位在北京市，她原来是妇产科医生。认识后不久她一定要请我吃饭。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拖儿带女的，我婉拒后，她问我，“你喜欢吃雪里红吗？”我反问她“什么叫雪里红？”她给我描述了一下，我说“哇，腌菜！”谢大夫说，“要是你喜欢我送你。”我记得谢大夫真的送来了腌菜。其时，不经意间遇到个名人，她就是《林海雪原》里的“小白鸽”。我住宿的地方，里面有几间病房。一天，有个戴眼镜的高龄女士与我攀谈，聊着聊着，得知她以前是北医的党委书记。北医的党委书记不就是小白鸽吗？这么巧的事，于是和谢大夫谈起，谢大夫“噗嗤”地笑了，她说：“我们叫她黑乌鸦！”文学艺术，妙笔生花。但绝对不是黑乌鸦，天真烂漫的学子俏皮罢了。张大夫原在福州军区医院，最近调武警总院。其时，武警总院还在筹建中，她就来北医进修了。进修之前，她已经从事病理工作了。张大夫笑活泼开朗会讲笑话。她讲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运动员出场，是在咚咚锵锵的锣鼓声中，扭着碎步出来的，她讲的时候，还手舞足蹈的比划着，引得我们捧腹大笑。她也爱说，“我是马背上长大的，”这一般指的是红二代，但她没有炫耀的意思，讲话直爽幽默罢了。那时，每到星期三下午，有个疑难片会诊，我们都去参加。每一次过马路，看车水马龙，我总是缩手缩脚。张大夫见状笑了，她挽住我的手臂阔步向前，引得我边跑边笑。继张大夫之后，又来了一个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女大夫的，这位女大夫的丈夫是顺义县医院的院长。那天，见彭睿聪之后她站起来，因为她之前与彭睿聪之前就认识了。她的性格内向，话语不多，也都特别善良，乐于助人。我那时睡眠不好，睡前常服安定，她说，“你的安定我负责了。”她每个星期都回家，她带来了鹌鹑蛋，她也说：“你的鹌鹑蛋我负责了。”秋天到了，秋风扫落叶，地上像铺了层黄金，光秃秃的树枝上硕果累累，那是黄橙橙的柿子。这时病理科办了个技术员培训班，学员几乎都是研究生。这一拨学员非常年轻，他们是幸福的一代，他们没有下过乡，他们是乘“直通车”到研究生的。中国封闭的大门打开了，学子们纷纷走出国门去留学了。然而，出国的学子们不会实验室操作。中国的教育，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改进。这批学员中，有个藏族学员，他这是第二次到北医进修了。有些人，一听我来自版纳，就问我是不是少数民族，也许我被环境陶醉了。我和他很快就熟络了。下课以后傍晚时分，我们到校园里捡枫叶，捡到好看的互相分享。隆冬季节，通知我到解剖室值班。在那里上班的老师休假了，难道是历练我？天阴沉沉的，就像大雨要来临似的，我独个儿坐在值班室。值班室的左边就是解剖室了，解剖室其实也是停尸房。周边的平房，铁丝笼关的都是小动物，散发出刺鼻的味道臊气。我安静的坐在值班室，我用书籍派遣我内心涌动的恐惧。不知什么时候，只听足音跫然，我走出门一看，是李通大夫的研究生。见到我时他大吃一惊。他与我虽然没有讲过话，但他知道我也是李通大夫的学生，一个小女人，竟然独个儿呆在这里，这就是他吃惊的原因。他看着我，一定是猜想联翩，啊！他的脸上掠过一缕诡异的微笑，他想，那是在考验她，考验她的胆量，他忍俊住了，他没有笑出声。他走后，我又坐回原位，我减确了原有的恐惧，我继续阅览书本。日后想想，那一刻我熏陶出来了。一些年后，我到北京拜见柳平大夫，他是病理科主任了，他和那佳喜结连理，科学殿堂里又添一对并蹄莲。北医，是我人生的重要驿站，感恩老师，怀念同仁。见到文章联系啊！ 办公室留影 办公室留影 师生合影 集体活动，游玩 我进修的地方 和老师们赏雪景 捧着雪花好开心啊！ 皮科学习班 中间人是杨老师，到过版纳像妈妈。 进修岁月，北京 进修岁月，北京 进修岁月，北京 进修岁月，北京 进修岁月，北京 进修岁月，北京 进修之前 进修结束了 从版纳到北京，千里迢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