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的“禁碑”与瘟疫

郑州张世科

但凡到过河南临颖繁城的人，大都知道这里有座汉献帝庙；到过汉献帝庙的人，大都知道这里有两通著名的“三绝碑” ，即《上尊号碑》及《受禅表碑》。此碑为“王郎文、梁鹄书、钟繇镌”，故自唐代始，便有“三绝碑”之誉。为广大读者所不知的是，在曹魏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过程中，除了极少数的皇家巨制之外，存世的碑刻很少。而繁城的“三绝碑”，自然就成了其为数不多的代表。究其原因，就不能不提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禁碑”运动了。 　　公元210年，统筹东汉政务的曹操，首次提出“禁碑”之说。给出的理由是: 天下凋敝，民不聊生，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但秦汉时期形成的厚葬之风严重影响了民众的生活，人们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修建陵墓，立碑颂德。为了遏制奢侈浮华的厚葬之风，恢复百废待兴的经济，民间倡导薄葬的同时，严禁立碑。《宋书·礼志二》：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 　　回望当年的历史，不难发现，曹操提出“禁碑”，有其必然性。从东汉末年绵延半个世纪之久的大动乱使得中原地区遭受惨重破坏，农业人口锐减，经济状况一直未能恢复到汉代水平，就是上层达官贵族手中余粮也屈指有限。黄巾之乱以后，曹操攻克袁谭逐步统一北方，此时社会刚经历无数大小战乱，天下凋敝，民不聊生，史载“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殣相望”。战事的结果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在这种经济形势下，曹操是不会在兵力都不无保证的情况下，调用大量人力财力为自己修建陵墓。“禁碑令”的出台也正是为了“整齐风俗”，遏制奢侈浮华的厚葬之风，恢复百废待兴的经济，这并不是当人们主观愿望，而是在这种经济条件下，人们被迫丧葬从简，不树不封。 　　导致当时经济凋敝，百业俱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无疑就是持续不断的，几乎波及全国的疫情。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东汉灵帝（公元168—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几次的疾病流行规模最大。当时的人们把这场瘟疫称作“伤寒”。 　　在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的同时，人口锐减。据史料记载，瘟疫爆发前的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全国人口为5650万，而在经历了大规模的瘟疫、战乱，到八十年后的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全国人口仅存1600余万。战乱固然导致了大量人口减少，但如此恐怖的人口锐减的一个重要因素，则非瘟疫莫属。 　　关于当时的惨状，曹操的诗写得极为形象:白骨露原野，千里无鸡鸣。百姓中一百人里即使剩下一了个人，还要活在思念亡故亲人的痛苦中。而著名的“建安七子”，虽多是王公贵胄，又是名冠天下的人物，然仍有4个死在瘟疫中的。由此可见，当时的瘟疫对东汉人的打击，是无差别的，不管是什么身份，只要沾上，很难得生。 　　当然了，在魏晋南朝长达380余年的时间内，“禁碑”都成了通行的制度。其间，曹魏、西晋、刘宋、萧齐四朝最为严厉，执行的相对彻底。而东晋时期，则有些松弛。梁、陈两朝虽说政令不准擅自立碑，但若吏民申求，朝廷则几乎无不批准，于是，立碑的风气在朝廷的管制之下又盛行起来。这期间，禁碑和立碑并行不悖，倒是化解了政令与习俗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