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神秘的古蜀文明

天涯86

古蜀文明—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李白有诗：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刚从电视上看到，航天员刘伯明说，从外太空回望地球，给他印象最深、最为震撼的是四川盆地。成都平原，由于独具的地理气候条件。所以，气候宜人，物产富饶，人口稠密，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

但是，历史上在蜀地孕育产生的中华文明三大源头之一古蜀文明，却少为人知。简单的讲，满天星斗的中华文明，是一种多元一体的文明。在目前强有力的考古实证下，说明中华文明主要来源为：华夏文明（中原地区，夏、商、周）、良渚文明（南方地区）、古蜀文明（西南地区，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当然还有其他，如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等，在目前考古意义上暂未上升到文明水平的史前文化的贡献）。

古蜀文明，是近年才得以认识的长江上流文明源头。千年以来，古蜀国总是以神化传说留存于世。虽然有西汉人杨雄所著《蜀王本纪》和十六国时期成汉人常璩所著《华阳国志》史书，对古蜀国有些记录。但，其来源仍为传说，少有实证。

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至今，在蜀地的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宝墩文化的发现；三星堆的再发掘；金沙遗址的发现等，才让人们认识到特点鲜明、发达辉煌、强大富足、涉及宽远的古蜀王国。也才让学界专家承认古蜀文明是与中原华夏文明、南方良渚文明，同时并行的一种文明状态。

甲骨文中有大量与蜀有关的记载：

“蜀其受年”、“征蜀”、“于蜀”、“至蜀”、“至蜀有事”、“蜀御”、“蜀射”、“在蜀”、 “示蜀”等，反映出“蜀”与中原王朝的密切关系。

古蜀的历史源远流长，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为代表的“宝墩文化”的发现，把古蜀的历史追溯到了四千年前，“宝墩文化”是古蜀文明的直接源头。古蜀文化经历了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战国青铜文化三个大的历史文化阶段，在公元前316年，古蜀国被秦所灭，但古蜀文化一直延续至汉代初期，后逐渐被中原文化所融合，前后发展两千年以上。期间各个时期不同程度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其浓厚的地方特征始终是该区域文化发展的主流，早晚之间承袭特点比较明显。古蜀文化在三星堆时期迈入青铜文化阶段，同时也正式进入国家文明阶段。

一、古蜀五祖的历史传说

李白的诗句“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可见唐人对古蜀国的认知。据《华阳国志》与《蜀王本纪》记录，“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即古蜀国的前三朝蜀王。古蜀国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上，经过五朝蜀王传承，即蜀人五祖：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虽然，五祖没有确切的时间记录。但其传承次序脉络，应该是客观正确的。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纵目面具。这就是后代，对蚕丛的神化形象。

•蚕丛

蚕丛，又称蚕丛氏，是古蜀国首位称王的人。据说他的眼睛跟螃蟹一样是向前突起，头发在脑后梳成“椎髻”，衣服样式向左交叉，“衣青衣，劝农桑，创石棺”。最早居住在岷山石室（今四川茂县北叠溪），生活在一支古羌人部落中。后来蚕丛率领部族从岷山迁居成都。蚕丛教人植桑养蚕，因而被神化为蚕神。据说，蚕丛称王后，建都于今天双流县城南牧马山境内的“瞿上城”。蜀的称呼，就与蚕丛有关。现在的青衣江、青神等地名的来源都与蚕丛有关。

史书中关于蚕丛的记载，传说神化兼有。史书中所提及的蚕丛，有时是蜀王蚕丛，有时是蚕丛氏族人。因此，年代上是不可靠的。但，蚕丛是首位古蜀国王，应是学界共识。时间上，肯定在三星堆文化之前。所以，可以估计首位蜀王蚕丛，大约为宝墩文化时期（公元前2500年一公元前1700年）。也就是说蜀王蚕丛出现，是蜀地文明的黎明曙光。

•柏灌

相传柏灌（又称柏濩）是蚕丛之后的古蜀国王。关于柏灌连传说都很少，据说是一位影响力较弱的古蜀王。传说柏灌为古蜀本土之人，对种植在行，灌县（现今都江堰）称呼与之有关。据传柏灌王墓位于成都市温江区寿安乡长青村，俗呼”八卦山”，“八卦”系“柏灌”讹音。距新修温玉路约2公里。据民国《温江县志》载：此地“历代相传为蜀王柏灌之墓”。据传柏灌发现了龙门山铜矿，为后来三星堆的青铜繁荣打下了基础。

•鱼凫

鱼凫是继柏灌之后的第三朝古蜀王。鱼凫王是古蜀国从原始氏族公社向奴隶制转变后，第一位奴隶制政权统治者。“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蜀王本纪》

据传鱼凫生活在现在的成都市温江区万春一带，并建都于此。鱼凫时期，以耕作渔猎为主要生活方式。鱼凫王的主要功绩之一是“教民捕鱼”。传说的鱼凫王墓与柏灌墓都同在温江区的寿安，两墓直线距离仅约2.5公里，同时传说的鱼凫王妃墓也在附近，并紧邻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现的鱼凫村遗址。所以，在温江民间留下了不少有关鱼凫王的传说。

据一些人推测，鱼凫王所处时代正是三星堆文化时代。

这是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上的图案。有人解读说，这是“古蜀图语”，鱼凫王的意思。上图有鱼，鸟（解读为凫），下图人就表示王。连起来，就是鱼凫王。

•望丛二帝—杜宇和开明

古蜀五祖中名气最大的是望帝杜宇。那是因为李商隐著名的诗篇《锦瑟》“望帝春心托杜鹃”一句。

《蜀王本纪》说，杜宇出生朱提（今云南昭通），一名叫“利”的女子，从江源（今成都崇州）井中冒出，杜宇娶利为妻后，在蜀称王，填补了鱼凫去世后，蜀王空位。而《华阳国志》记载却与之相反，说杜宇为蜀王，女子梁利从朱提迁来，二人联姻。

杜宇定都在郫（今成都郫都区），双流牧马山瞿上为别都。杜宇擅长农耕，被誉为“农神之主”。杜宇曾派蜀军参与武王伐纣的灭商之战。望帝杜宇开疆拓土，使古蜀国统治范围增大不少。望帝与中原互有往来，与周朝交好。望帝虽擅农耕，却治水无方。当时成都平原多有水患，望帝便命宰相鳖灵治理水患。宰相鳖灵倾力治理岷江，开启了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先肇。

一种传说，在宰相鳖灵治理水患期间，望帝杜宇趁隙与其妻私通，望帝杜宇自感于心有愧，自己德行不如鳖灵，便禅让王位于鳖灵，自己隐居于岷山深山中。相传杜宇死后，化为杜鹃，每逢农历三月，便叫声啼鸣催促蜀农趁时播种。

亦有说法，称杜宇是被鳖灵推翻后逃亡，因复位不成，怨魂化为杜鹃。入春后，不断哀鸣。

鳖灵即蜀王后，曰丛帝，号开明。开明朝古蜀国最后一个朝代。开明率民治水，不辞辛劳，废寝忘食，为成都平原“开天府之师”，得到蜀人真诚拥戴。开明朝共经历十二世，在公元前316年，被张仪、司马错率秦军所灭。古蜀国就此纳入秦国。

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南北朝的，公元494年一498年间，益州刺史刘季连，将望帝墓从都江堰二王庙迁到郫县与丛帝庙合并，建望丛祠。蜀人从此有了寻根问祖祭祀祖贤的祀祠。保留至今的望丛祠，已经成为蜀人的祭祀先祖的圣地。

二、古蜀文明的考古实证

几千年以来，古蜀国总是以传说和神化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意外发现，虽然有了一些考古实证端倪。但，真正考古实证突破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宝墩遗址新建的出土文物博物馆

•宝墩文化遗址的发现

成都市新津县宝墩村，在上世纪初，当地农民在农作开挖水沟时，在田间发现有直角转弯的土埂，同时挖出一些陶片和器物，自然想到这里是一处古代人活动的地方，有人联想到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孟获，便将此处称为“孟获城”。

1930年夏，一位文史爱好者的青年，到新津县龙马乡村小学访友，无意间发现宝墩村随处可见汉砖残余，在新开水沟又见颇多绳纹陶片，还在其中觅得一柄石斧，令其大为惊讶。从此，宝墩村引起一些业内人关注，宝墩村进入考古视野。上世纪50年代，被有关部门暂时定名为“新津龙马战国古城遗址”。

直到1995年11月，国家组织对遗址首次试掘，认定遗址面积60万平方米，是一处距今4500年一43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宝墩古城发掘突破，是源于发现了与三星堆遗址最底层相同的灰白陶片。因此，引起了考古专家的重视，确信了此处遗址早于三星堆文化。最后，经碳14鉴定确认。

成都新津宝墩古城面积约276万平方米，是迄今长江流域城址规模仅次于良渚古城、具有双重城墙的龙山时代城址。修造高大的城墙、宽深的壕沟等大型设施，需要具备强大的社会组织力，由此推测，成都平原在距今4500年前后，已形成权力集中的聚落中心。

新津宝墩出土的灰白陶器

三星堆出土的灰白陶器

由于宝墩古城遗址突破性成果，考古业内人士又对成都陆续发掘的其它七座古代城池遗址进行研究和鉴定，确认了：

新津龙马乡宝墩古城；

都江堰上芒城古城；

崇州紫竹古城；

崇州双河古城（也叫下芒城）；

温江鱼凫古城；

郫县古城镇古城（也叫三道堰古城）；

大邑盐店古城：高山古城；

因为宝墩文化遗址，是距今4500年一3700年新石器晚期，成都平原史前的城址。以考古实证将成都平原的历史前推了千年。也为中华文明在长江上游找到文明源头。由于宝墩古城发现大量稻谷遗存，引起了喜欢寻根问祖的日本学者极大兴趣。因为他们想通过稻谷为线索找到日本民族的先祖。

专家推测宝墩文化可能是由岷江上游的茂县营盘山文化发展而来。

郫县古城出土的灰白陶器

•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12平方千米，城址面积约3.6平方千米，与商代郑州商城规模相当。遗址出土了大量特色独具、精致的青铜器、玉器、金器、陶器以及海贝、象牙等，多为祭祀用品。三星堆灿烂的青铜文明举世瞩目，引起海内外震惊。

三星堆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800年一公元前1100年。

三星堆遗址内存在三种面貌不同但又连续发展的三期考古学文化，即以成都平原龙山时代至夏代遗址群为代表的一期文化，又称“宝墩文化”；以商代三星堆规模宏大的古城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为代表的二期文化（即一般性所称的三星堆文化）；以商末至西周早期三星堆废弃古城时期为代表的三期文化，即成都“十二桥文化”。

根据考古发掘实证分析，三星堆文化已经进入古国时代，并且政权具有明显的神权特征。三星堆是古蜀国都城。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发掘

1929年，当地农民燕道诚淘沟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

1931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还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

1934年春，根据董笃宜提供的线索，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助理林名钧组成考古队，在广汉县县长罗雨仓主持下，在燕道诚发现的玉石器坑附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发掘。发掘收获丰富，根据这些材料，葛维汉整理出《汉州发掘简报》。

1963年，由冯汉骥领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点。当时，冯汉骥教授认识到，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1980年至1981年，发掘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时代的房址遗迹，出土标本上万件，“三星堆文化”由此得名。

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别在三星堆地点西南和西泉坎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三星堆遗址最晚期的遗存。

1986年7月，三星堆两大祭祀坑相继出土，大量器形独特精美的文物，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对中国西南古蜀文明的重视。

1988年，国务院单独就三星堆遗址组织评审，当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9年至1995年，三星堆工作站先后6次对三星堆外“土埂”进行试掘，弄清其为人工修筑的城墙性质，划定了面积达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范围。

1992年，三星堆博物馆奠基。

1993年5月，三星堆文物在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展出。虽然只有一件，但在瑞士和欧洲引起了很大反响。之后，欧洲各国频频邀请三星堆珍宝赴欧洲展出。

1997年，三星堆博物馆建成开放，其基本陈列当年就获得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展。

2002年，三星堆出土文物青铜神树和玉边璋纳入国家文物局印发的《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2012年至2015年，三星堆考古发现青关山大型房屋基址以及多段城墙重要文化遗存，三星堆古城城墙合围。

2019年4月，四川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实施意见》，三星堆与金沙遗址联合申遗成为亮点。

2021年3月20日，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中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已出土了500多件重要文物，其中3个坑中发现有象牙。3月21日，三星堆考古“上新”继续进行中，4号坑一根重达100多斤的象牙被完整提取。4月12日，三星堆遗址3号坑一件完整的圆口方尊被成功提取，这也是经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完整首件圆口方尊。

2021年9月6日消息，近期，三星堆3号坑再次出土一件青铜神树。

2021年9月8日，三星堆遗址新发现6个祭祀坑的考古发掘进程过半，已出土文物近万件。在8号祭祀坑边角处已有大型青铜器露头，或将是国宝级新发现。7号坑和8号坑已经进入了器物的埋藏层，大量象牙已暴露出来。面积最大的8号坑可见大量象牙铺满坑内。

三星堆遗址发现和发掘已经历了90年的时间。与其它遗址不同，发掘越到后期，不仅出土器物未枯竭。而且是出土器物越来越多，越来越震撼。由此可见三星堆遗址，是多么灿烂的一幅历史画卷，等待人们去逐渐展开。同时可见古蜀文明，有多么厚重的历史积淀，待学者们研究和发现。

三星堆出土的灰白陶器

最早的火锅，古蜀人陶制饮器。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共出土8株青铜树，均被砸烂并经火燎，大多残缺不全。其中以经考古技术人员十年时间修复后的一号铜神树体量最大、造形最复杂且最具代表性。目前可大致了解构型特征的尚有两株中小型铜树以及铜树座、铜树枝、铜花果、铜鸟等局部构件。诸青铜树图像各异，推测应有各自的特定涵义，且有特定的施用场合，与中国古史传说中东方“扶桑”、中央“建木”、西方“若木”等神树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三星堆青铜树是古蜀人神话宇宙观具象 的物质载体，是常设于宗庙并适时施用于相应隆仪的通天神器。

对树的崇拜是古代世界各宗教与民间信仰中共通的文化现象，关于树的种种神话传说与树形图像在世界范围内有广泛分布。“树”图像作为文化象征符号，主要有所谓“宇宙树”与“生命树”两类。前者以物质形式表达古人对宇宙、天象的认识，后者反映古人的吉祥观念并主张其生命意识，但二者界限有时并不明显，尤其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二者关系颇为密切。总的来说中西古代树神话、树崇拜及神树图像异曲同工这一文化现象，对研究人类早期的宇宙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青铜大立人像

青铜大立人像， 人像高1.8米、通高2.62米，1986年于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重约180公斤，是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的青铜器。青铜大立人像，是现存最高、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被誉为“世界铜像之王”。

青铜大立人像，手握何种物件，有多种推测。其中主要有，认为手握象牙和认为手握木制物两种看法为多。

金杖，系用金条锤打成宽约72厘米的金皮后，再包卷而成。两侧薄，中间略厚，出土时已压扁变形，金皮杖内侧尚存木质炭化物，估计原来是一柄木芯金皮杖。上端有46厘米长的纹饰图案，图案以双勾手法雕成，分三组：靠近下端的一组为两人头，人头之间以双勾纹相隔，头戴锯齿状冠，耳悬三角形耳坠，头两侧有卷角。人头像为弯刀眉，立眼， 兽耳，弧形阔口。人头图案的上、下方各有两条平行线。其余两组图案相同：前端是两只相对的鸟，作展翅飞翔状，鸟的后面为两条相向的鱼，鸟背上各有一支箭，射进鱼的头部，箭尾有羽翼。

国宝，祭山图玉璋。

大玉璋

鱼形玉璋，上部还有一鸟。又有点鱼凫的味道。

玉边璋，留下的细腻的线条花纹，说明3000多年前的古蜀人已有高超的测量和绘图技术。

古蜀人留下唯一的玉璋使用说明书

1929年燕道诚发现玉器坑中，目前仅存唯一的一件玉壁。其他的都被燕道诚卖掉，不知去向。

金面罩

三星堆出土的精美的青铜器。三星堆青铜面具造型内涵深邃，神秘莫测，具有浓郁的神巫文化特征与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青铜群像既是古蜀国神灵谱系中天神、地祗、祖先神的象征，同时也代表着国王及巫师一类拥有政治与宗教权力的社会上层人士及由此构成的统治集团。王与巫、人与神，在此复合交融，莫辨彼此，凸显出天地人神互为沟通的浑融气势，亦构塑着森森群巫、赫赫诸神这一“众神之国”的意象。

崇拜太阳

青铜兽面具

下面是一只鸟，上面站着一个只剩下半身的人，人的上半身不知去向。

鸟

•三星堆古城衰落

约公元前1800年左右，三星堆古城开始崛起。约公元前1250年，三星堆古城被废弃，遗址的两个祭祀坑和坑中的大量器物就是这一时期掩埋的。金沙遗址是一处十二桥文化的大型遗址，繁盛于约公元前1250年﹣前900年，与三星堆遗址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很可能是在三星堆古城衰落和废弃后于成都兴起的又一个古蜀王国的中心。

•十二桥文化和金沙遗址

十二桥文化是以成都十二桥商代竹木结构建筑遗址、金沙遗址、商业街船棺遗址为主的继三星堆文化之后的，古蜀文明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高峰文化现象。

成都十二桥商代木结构建筑遗迹的发现为研究古代蜀地的建筑形制、建筑风格、营造技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是对中国建筑史的重要补充。

•十二桥遗址

十二桥遗址位于成都市蜀都大道十二桥路。上世纪1985年在建筑地基施工时，发现了大型建筑木质构件、木桩基础、竹编墙体、大片茅草屋顶堆积和小型干栏式木结构建筑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铜器、卜甲及动物骨骼等。十二桥聚落遗址为竹木建筑群落，遗址面积逾5万平方米。揭露的建筑遗存1200平方米，充分体现了商周时期古蜀国高超的建筑水平。以十二桥遗址为代表的典型考古学文化被命名为十二桥文化，十二桥文化由三星堆文化发展而来，其时代为商末周初到春秋前期。

•金沙遗址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苏坡乡金沙村。2001年2月8日下午，金沙遗址在建筑施工中惊世而出，被誉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第一个重大考古发现，已发掘大型祭祀活动场所、大型建筑基址、生活居址、墓地等重要遗迹，出土金、铜、玉、石、陶、漆木器及象牙等珍贵文物上万件，从遗址的规模和遗物分析，金沙遗址极可能是继三星堆之后成都平原崛起的又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之城。（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650年）

祭祀区遗址发掘现场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已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金沙遗址出土的国内目前最为完整的金面具。

金冠带，王权象征物。有与三星堆金杖非常相似的图案。

铜立人，造型与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极其相似。

极少见的十级玉琮。

金沙出土玉器2000余件 数量巨大，种类丰富，多就地取材。在制作上融合多种技巧，精雕细琢，闪耀夺目，富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凸显了玉器的坚密温润及自然之美。

象牙祭祀说明书。玉璋上刻有当时人们祭祀时肩扛象牙的图案。

国内唯一的一件完整的史前农具。农耕之祖—木耜。

金沙遗址出土了数以吨计的象牙。

金沙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古蜀史研究的空白，开启了古蜀历史研究的新篇章，人们庆幸于此找到了三星堆余脉和战国蜀文化的源头。近几年的发掘与研究，虽然揭开了金沙神秘面纱的一角，但仍有许多谜团无法解答，尚待人们去上下求索。

大约在春秋中期（公元前650年左右），金沙王国已渐趋衰微，其中心位置或已转移。随着成都商业街大型船棺葬、新都马家大墓、青白江双元村墓地等一批战国时期墓葬的问世，人们见证了古蜀文明的再度辉煌，而在这辉煌之中，犹可见到金沙的吉光片羽。

金沙遗址地下各层级出土器物分布图。

•商业街船棺遗址

2000年7月，位于成都市商业街的中共四川省委，在修建食堂过程意外发现的船棺合葬墓，发现竖立安放的船棺葬具17具，其中最大的船棺长18米，专家认定是古蜀国开明王族的墓地。以船形棺木为葬具，是这一时期巴蜀地区流行的葬俗。商业街大型多棺合葬的船棺 独木棺墓葬，墓坑长30.5米，宽20.3米，总面积达620平方米，墓坑内船棺数量之多，体量之大，堪称全国之最，该墓葬出土了大量精美亮丽的漆器，是我国战国漆器中罕见之精品，是研究古蜀漆器的重要实物资料。开明王朝的重要墓葬还有新都马家乡木椁大墓和成都百花潭十号墓，从这些开明王朝墓葬中发现开明王朝有船棺葬习俗，这与文献记载鳖灵的来源和族属相吻合。另外，从这些开明王朝高等级墓葬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开明王朝文化的繁荣，这与第一代开明王鳖灵的功绩是分不开的。

随葬的漆器

•秦人灭蜀

战国时期，蜀与秦为邻，逐渐强大的秦国将蜀视为东进扩张的战略要地。秦惠王按照“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定”战略，于公元前316年经金牛道发兵攻蜀，蜀地归属秦国。秦并巴蜀不仅支持了其统一六国的战争，也为西南广大地区纳入中央王朝统治创造了条件。

金牛道，又名石牛道。 《蜀王本纪》中载：“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于成都。秦道得通，石牛之力也。后遣丞相张仪等随石牛道伐蜀焉。”

•小结

综合以上，依靠强有力的考古实证，我们可以见到经历了两千多年发展的古蜀文明，确实极具特色、曾经辉煌灿烂。但是，古蜀文明毕竟是一个初始文明。它存在一个巨大的缺陷，没有留下语言文字。致使古蜀国整体全貌、诸多细节仍然停留于传说、推测中，有待后续发现和研究。也是同样的原因，古蜀国最终被更为先进的秦帝国所灭绝也是合情合理。也许，古蜀文明会永葆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