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医管（二） 我记忆中的华山医院感染科

高解春

　　一场疫情，使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成了网红男神。不知什么缘故，我常常会联想起王小波笔下的那只猪，在为他的追求自由和刚直不羁的精彩喝彩的同时，常常有隐隐的担忧。但在疫情中的“张爸”以他率直的态度、亲民而接地气的语言，为神州和魔都的老百姓竖起一根定海神针，作为上医人是由衷为他骄傲和自豪的。这里有他个人的人格魅力，更有华山医院感染科几十年的学术底蕴。

谈及华山医院感染科，我脑海中会打开一本似乎有些微微泛黄的记忆相册：戴自英、徐肇玥、汪复、张婴元、翁心华、张清波……，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上医感染科大家；还有伴随着华山医院感染科发展而纠缠的传染科还是感染科的学科方向之争的艰辛历程。

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医科生，我们似乎受到了对传统医学教育充满感情的上医老教授们的格外青睐。那时我们每一门课的序言或者总论，几乎都是闻名全国的医学大家亲自授课：解剖的郑思竟、生理的徐丰彦、卫生学的苏德隆、外科学的石美鑫、肿瘤学的汤钊猷…，都亲自为我们授课。《传染病学》的第一课，就是由华山感染科的开创者、时任感染科主任和抗生素研究所室主任的戴自英教授讲授。捧着灰色封面的医学院校全国统编教材的《传染病学》，看着封面上“主编戴自英”的黑色大字，作为上医学子能亲聆主编授课，我们兴奋地期待。生于上海、1937年即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三年的戴教授，清秀的脸上戴着一副半框的金丝边眼镜，衬衫外戴着领带，瘦长的肩背始终挺得直直，一副英国绅士和上海老克勒的风范令人敬畏。他那带有浓重浙江口音的普通话，把我们引进一个探究致病微生物的神秘世界。以后在华山医院里也多次看见过戴教授，如穿西装，一定是定制合体的，里面一定衬衫领带；如果穿中山装，一定把风纪扣扣得严严，经典的学究范。最喜欢看他查房，前呼后拥，医院其他学科的进修医生都会赶来。每个床位医生，包括我们实习医生都十分紧张，因为他指着哪个就要提问。一个病例从症状溯源到病因，细菌、病毒、寄生虫、支原体、衣原体，一一比对，娓娓道来，最后作出诊断和提出治疗方案，让我们这些刚刚进入医学殿堂的小迷弟五体投地。戴自英教授师从青霉素发明者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英国牛津大学病理学教授弗洛里，1950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1955年在华山医院创建了新中国最早之一的传染科。1963年在华山医院建立了我国首个抗生素临床应用研究室。他一直主张“大感染”的学科理念，认为感染性疾病的概念要远大于传染病，坚持临床感染科和抗生素研究“两条腿”走路，奠定了华山医院感染科科的大感染格局。他告诫弟子们“感染科医生要挑得起担子、经得住考验、放得下名利、守得住清寒”的寄言，一直是华山医院感染科的精神写照。

戴自英教授上完《传染病学》的总论后，后面的章节大多由徐肇玥教授讲授。走进教室的徐教授，轮廓分明的脸庞后是略卷的短发，长得十分洋气；白色的衬衫下是一条人造棉的长裙；那甜甜的笑容让人会联想起和蔼可亲的慈母。她轻轻道来的讲课，条理十分清晰，只要认真听课并做好笔记，考前几乎不必特意梳理。后来在华山医院实习，跟着徐教授查房和门诊，无论对病人，对学生，她永远是那样的轻声细气，耐心关切，真正地体会她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和诲人不倦，是大家公认的好医生和好老师。看似平易的徐教授，敏捷严谨的临床思维和精益求精的科研态度，让她硕果累累：她是协助戴自英教授创建华山医院感染科的奠基人，她作为首席专家研究的吡喹酮治疗血吸虫病获卫生部和上海市科技成果奖，她领衔的流行病出血热免疫治疗、各种病原体所致的感染个体的相关诊治都在国内享有盛誉。徐肇玥教授几乎就是我心目中上医女教授的经典。20多年前，我曾在平江路上看见退休后在学校门口接外孙女的徐教授，看着那个戴着绿领巾、挽着外婆的手跳跳蹦蹦的漂亮女孩，我默默地祝福徐教授天伦幸福、晚年安康。去年10月12日，在上医群中得悉98岁的徐肇玥教授在美国逝世，留言感叹“又一个上医女神仙逝（三个合手祈祷表情）”。

当年的上医77级医学系，1班和2班是中山班，我们4班和3班是华山班。大学的最后一年，华山医院教学楼6楼的学生宿舍就是我们生活学习的基地；华山小花园的桥旁水边，有我们晨读夜归的身影。因此，也对华山医院感染科有更多的了解。我们分批去感染科实习，那时，正当中年的翁心华、张清波都是带我们的病室主任或大组主任。与其他医院传染病房里多是诊断明确的传染病人不同，华山医院感染病房里大多是原因不明的发热待查病人，让我们这批初涉临床的菜鸟医生目瞪口呆的是：在众多发热待查病人中，翁心华、张清波们总能通过临床鉴别，做出病毒感染、细菌感染以及结核、支原体等奇奇怪怪的非特殊感染，连血液病、免疫风湿病也常被他们的火眼金睛般的临床分析所言中，第二天的实验室检查结果常常让我们真心佩服他们的学识渊博和临床经验丰富。而华山感染科和抗生素研究室的共同协作的构架，奠定了华山医院感染科与众不同的高度和内涵。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室是1963年为了对我国自主开发的抗生素进行临床评价而因运而生的。戴自英的“感染科医生既要懂‘菌’，也要懂‘药’”的教导，使以汪复和张婴元为代表的一代人，从一台冰箱、一台恒温箱、一台烤箱起步,建立了我国系统的抗菌药物学、人体药代动力学和临床试验研究的方法和评价体系，是我国最早的GCP组织者。新中国初期因抗生素严重匮乏的“无药可用”，她们开发国产新药和临床试验；后来因细菌耐药而导致的“无药可用”，她们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细菌耐药监测网；从当初的邱财康烧伤的感染用药，到一系列耐药患者的会诊，都有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精英们忙碌的倩影。

1982年冬，大学毕业后我直接从华山医院背着行李到当时还在枫林路的儿科医院报到，开始了小儿外科医师的职业生涯：6年住院医师、3年主治医师、3年副高，一直到博士生导师。当时上医系统内的跨院会诊很频繁，充分发挥大上医学科协作、优质资源辐射效应。那时没有现在那样众多的诊断设备和手段，当患儿发热待查，我们常规检查后不能确诊时，或者感染源明确后抗生素应用后疗效不理想时，我们必然会请华山医院感染科或抗生素研究室会诊。印象中感染科来会诊最多的是张清波和翁心华，抗生素研究室多是张婴元来。很神奇，同样的询问病史、体格检查、实验室报告分析后，他们总能从繁多的蛛丝马迹中找到临床思维的逻辑关系，从肝脓肿、绦虫病、支原体肺炎到肠道淋巴瘤、组织细胞增生症、肠道霉菌感染……，五花八门的临床诊断，让小儿外科医师们受益匪浅；从万古霉素、丝裂霉素、停用所有抗生素……，用药指导总能快刀斩乱麻。那时的华山医院感染科，在6家附属医院及其上海医界的学术地位就是感染性疾病和抗生素应用上的良师和权威。

随着我担任复旦大学医学院医学科研处处长和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尤其在复旦版医院专科声誉排行榜颁布后全国传染感染学科的反响，让我对华山医院感染科在我国“大感染”学科转型中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了深刻理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受苏联学科发展模式影响，我国许多医院建立起以传染病和肝病治疗为主的传染科。虽然病毒性肝炎曾是我国肝病的主要病因，肝病治疗在我国相当长的市场主导时期对传染科的收入保证和薪酬奖金有所贡献，但传染科治疗肝病与消化科的诊疗冲突的尴尬在所难免；更关键的是，只局限于传染病的病因学研究，而将由细菌、病毒、支原体、衣原体、立克次体、螺旋体、真菌和寄生虫等各种非传染性感染的病人被按照感染器官分散在呼吸、消化、血液、免疫等学科病房，缺乏全身系统的病原学研究和有效的抗微生物治疗，更缺乏一个专门研究微生物衍变、发展规律、指导公共卫生防疫的学科队伍。华山医院感染科数十年坚持“大感染”的学科理念，2002年翁心华担任中华医学会传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后，将最初由中华内科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学组发展而来的传染病分会改名为感染病学分会，使“大感染”的学科转型从学术组织结构上掀开新篇章。在人才培养上，翁心华教授刻意安排学生卢洪洲去美国深造艾滋病防治，让张文宏进行结核病研究，让朱利平把真菌感染作为研究方向……，让大感染和新发传染病的研究全面开展，每个弟子都成为这些研究领域的翘楚。华山医院感染科也已发展成以感染病诊治为核心，融合临床微生物、临床药理学、分子生物学的新时代的国家医学中心。复旦版医院专科声誉排行榜也将传染科改名为传染感染科，大感染的学科转型在医界被越来越多的认可。

从非典到新冠，以翁心华、张文宏为代表的华山医院感染科在防疫抗灾、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现代感染科的蓬勃发展终将成为大众健康守护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