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爸（一）

陈爱国

　　在村里大爸和我们是远门子，他是三兄弟中的老大，我们晚一辈人都叫他大爸。他的官名没人敢叫，因为村里晚辈对长辈不能直呼其名，那是对长辈人不尊敬，这是农村以前不成文的规矩。

在我老家这地方，同姓的人把父亲叫爹，而把叔父叫爸。家族里叔父较多时，就按年令由大到小排列，年令最大的叫大爸、依次叫二爸、三爸……门子大了，都能排到十几位。那时候在村里经常能听到九爸，十爸，甚至更多数字的爸，说明这个家族人丁兴旺，同辈人多，关系融洽，同辈中也是这样排列的。当然这只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后来族里人太多了，按以前的叫法就太啰嗦，逐渐的就不这样叫了，只在爸或哥字前面加上名字，即简单又好听，但就是缺少了点儿亲热劲，当然以前的叫法也一直保持着。

今天我就说说大爸的故事。

　　我上中学那阵，大爸还不到四十岁，他个头较高，大概有一米七五以上。人较清瘦，国字形的脸庞，眼眶子深，给人一种聪慧舜智的感觉。他待人热情，性格直爽，常爱开个玩笑，所以在村里人缘很好，威信也高。父亲去世后，他们兄弟也分了家，他两口有一儿一女，日子在当时来说过得很不错。只是大爸这人文化低，要不文革前早就当了大队干部了。

文革开始的第二年，学校停课，我就回到村里了。那时大爸正在生产队当队长，他问我：“回来准备干啥？”我说： 还能干个啥，打牛后半截么！”他笑了，“你能下那苦？”我说：“书念不成咧！”其实那时候我真的希望能继续念书。后来大爸说：“你到瓜地给咱看瓜去。”

看瓜这营生，还真是个好活计，村里好多人都想着干这个事，可我学校一回来，就被安排了个轻松活，我当然也很满意，心里对大爸也特别感激。

　　那几年我们队里每年都要种二三十亩西瓜，还专门请了山东瓜客来务瓜，因为村里人都不懂务瓜的技术。到了西瓜快成熟的时候，瓜地中间就搭起瓜庵，瓜客晚上就要在瓜庵里睡，而白天瓜客去地里忙活时，我就在庵子里，主要是防止有人祸害没成熟的西瓜，同时也利用这个机会，抽空在瓜庵里看书看报看小说。

这个山东瓜客到我们队上务瓜好几年了，他五十多岁，人很老实随和，但不善言谈。他在村里吃派饭，我和他轮流回去吃饭，他的务瓜技术很好，地里的西瓜长得又大又圆，一个最少也有一二十斤，最大的瓜有三十多斤重。那时候西瓜地里上肥用的是油滓，瓜味比现在的西瓜甜多了。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我还时常回想起那段看瓜的经历。

当西瓜快要成熟时，每天晚上队里都要增派两个人看瓜，地的另一头又搭起一个瓜庵。既使这样，也无法杜绝偷瓜的现象，确实那时侯瓜地太大了，瓜地边又是容易藏身的玉米地，我们村离飞机场较近，那些偷瓜的人，专门等到夜航机正在头顶飞过响声震天时，才从玉米地跑出来开始行动，所以看瓜人很难发现，总是防不胜防，每晚都要丢十几个瓜。

有一天下午，五六个七八岁的小孩藏在玉米地里大白天偷瓜，正好让我逮个正着。这时候大爸正好也在瓜地，他把那几个孩子叫到瓜庵前，杀了一个大西瓜，让个个吃个肚儿圆，最后告诉他们：“今后不许再偷了，下次发现就告诉你们老师”，那些娃儿这才兴灾乐祸的跑了，从那之后我才觉得大爸这人心肠特别善良。

每年西瓜成熟后，就要送到普集镇站上装车皮运走，那几天队里是最忙的，从联系装车到组织运输各项工作，大爸都要统筹安排，面面俱到；队上所有的男女劳力和架子车全部出动，每天来往不息地往站上跑好几趟，直到把西瓜全部安全地装上车，才算松了口气。当时西瓜的价格是一斤三分钱，一个三十斤重的大西瓜卖不到一块钱，现在想起来觉得可笑。可是我们村两个生产队当时全凭这一料西瓜的收入到年底分红。那时候社员一个劳力一天的收入也就一毛多钱，听说更差的生产队每个劳动日只有八分钱。

大西瓜卖完后，地里剩下的西瓜再长一段时间，等成熟后再把拔秧瓜分给社员，每家能分十几个西瓜。看瓜结束后，瓜客回山东老家去了，大爸又让我在队里当了一年多会计。七〇年初我参加铁路工作后，由于工作地点离家远，平时回家也少，多少年来和大爸很少能见上一面，但每次见到时，他总是非常关心的鼓励我一定要干好工作。

后来大爸一直在村里当生产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