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宏敏】我是77级医科大学生

石宏敏

我是77级医科大学生。

毕业30周年的时候，我重返母校重庆医学院（1985年更名为重庆医科大学），

参加77级同学毕业30周年纪念大会。

图为1982年毕业时全班同学的合影（前排右2是我）。

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校友欢聚一堂。

在“文革”十年内乱中，我们这一代人和全国人民一道经历了那场大灾难。

在我们渴求文化知识的年龄，被剥夺了继续求学的权利，大学之门被关闭了11年。

1977年邓小平一锤定音，恢复高考。这一年的冬天，我们参加了那次空前绝后的高考。据统计，从1966年至1978年积累下来共有13届、570万考生，最终录取率仅为4.9%，是竞争最为激烈的一届高考。

我们有幸成为“文革”后的首届大学生，1977年不仅是我们个人命运的拐点，更是我们民族命运的拐点。

从此，“77级”成为了一个时代符号。

当年天南海北、年龄相差悬殊的同学来到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级。

所有的同学都格外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

每个人都如饥似渴、发奋苦读，誓将旷废了11年的知识荒漠变成绿洲。

那时我们班年龄最小的同学17岁，最大的31岁，一个班的同学年龄相差十几岁，是前所未有的吧。

我是班上年龄最大的女生，还是位母亲。是名副其实的“大”学生。

图为当年班上的五位老大姐几十年后的重聚（左1是我）。

图为入学时年仅17岁的小幺弟、小幺妹，

如今依然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医科是一门在许多方面需要强记忆力的学科，

我毕竟年纪大、记忆力差，面对背不完的解剖部位、理不透的神经系统、数不清的药品名称……像在爬很陡的山、涉很宽的河，感到压力很大，严重失眠，一度想打退堂鼓。

但想到自己是“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77级”中的一员，终于战胜了自我，坚持了下来。

而且越挫越勇，33岁那年，因德智体全面发展，我被评为校级三好学生，这可能是学校历史上年纪最大的三好学生了吧。

光阴荏苒，毕业30周年的返校日，全班在世的34位同学来了32位。

图为女同学在敬爱的老校长、我国著名的传染病学专家钱惪塑像前的合影。

图为男同学的合影。

显示了医学院校的一个特点：男生少。我们班的男女生之比为1:2。

漫步在校园，拾起了许多难忘的青春回忆。

图为在校图书馆前同学们不禁载歌载舞。

记得第一次上解剖课，走进解剖室，满屋弥漫着刺鼻的福尔马林，每张解剖台上都摆着一具尸体，那是值日生提前到来，从墙边的一排福尔马林池中一具具地捞出来摆放的。

同学们分组站到各自的解剖台旁。

老师首先讲的是，为医学科学事业捐献遗体的行为是一种高尚的义举、无私的奉献，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这些遗体捐献者有着高尚的人格，要尊重他们，向他们致敬。

我第一次接触尸体，而且是这么近的距离，要说不害怕是假的。我尽量不去看尸体的脸，但要命的是，越怕看，越去看，最后只好强迫自己死死地盯着解剖的局部，不往别处看一眼。

这次课后，班上一位女生说什么都要退学。我们可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才考上的大学，怎么能够轻易言弃呢？但是任何人都劝不住，她还是义无反顾地退学了。

图为当年的解剖楼。

还有一次上男性生殖系统解剖课，每人拿着一根尸体的阴茎，边听老师的讲解，边观察其各层结构。

一位小女生突然冒了一句：“什么时候看活体的啊？” 活体的即是活人身体的，周围同学一片愕然，她却浑然不觉，毕竟她太年轻太单纯了。

然而玉雕成器，多年后她成为一家医院的院长。

图为返校日，当年的小女生与老大哥的合影。

还有一位小女生也闹了场笑话。

有一年我哥到重庆出差，顺路来学校看我，我领他去学生宿舍，刚上走廊，就见一位女生在走廊那头手舞足蹈，腰肢乱扭，还一会儿弯腰，一会儿捂肚子，偏偏那位女生是近视眼，以为对面是同学，越扭越来劲。

我哥很诧异，问我：她得病了吗？待走近了，扭动着的小女生十分尴尬，我问她干嘛呢，她不好意思地说，是在演示“尿频尿痛尿急”。

 原来当时我们刚学完泌尿系统疾病，有一节是“尿路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尿频尿痛尿急”， 这位小女生的“活学活用”让人哭笑不得。

从这以后，我对“尿路感染”这个病记得特别清楚。

如今这位小女生已退休多年，依然天性活泼、童心未泯。

一位男同学说，当年为什么考医学院？

原来他一位中学同学的父亲是医生，家中总有肉吃。那时生活困难，羡慕人家，也想有肉吃，就报了医学院。

其实他对医学没有兴趣，他的爱好是拉小提琴。

一次产科实习，第一次见生孩子流那么多血，产妇未晕，他却晕倒在产房。

图为在2021年12月的一次同学聚会上他引亢高歌，虽然年逾花甲，却仍然一副十足的文艺范儿。

我自己的糗事也不少。

临床实习阶段，自认为随老师上了多台手术，敢于面对鲜血和死亡。

但真有不争气的时候，一次观摩外科手术，老师让我把一条刚截肢下来的大腿抱走，那可是还有温度还有弹性的大腿呀，我再三下决心，咬牙跺脚，也没敢把那条大腿抱走，真让老师失望。

我也有对自己失望的时候。

一次观摩一位患儿的心脏手术，手术危险系数很高，这位患儿不幸死在了手术台上。参加和观摩手术的人都心情沉重地先后离开了手术室，我走在了最后。

刚出手术室，见到走廊上站着满面泪水的患儿妈妈，万分悲伤的她上前对我说：“我儿走得急，我没有给他戴帽子，他会受凉的，请你把这顶帽子给他戴上。”

我接过她递来的帽子，返回手术室。但我高估了自己的胆量，走到盖着白布的患儿尸体面前，我无论如何也不敢掀开那层白布，最后只好把这顶帽子放在白布上方头部的位置，转身而逃。

直到现在我还觉得自己对不起那位母亲，更对不起那位孩子。

毕业30年后回母校，我特意在当年解剖楼前留影，

我的胆子就是从那里开始练就的。

重返母校，我还有一个特别的收获，就是进一步了解了母校的历史。

上海医学院成立于1927年，系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国立医学院校，抗战时迁至重庆，平寇后复校返沪。1956年，上海医学院响应国家号召，再度西进，溯江而上，倾半校之力，创建重庆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和重庆医学院血脉相连。

几十年风雨，抗战时期的上海医学院旧貌已不在，现依“国立上海医学院”校门原貌复建校门。

我们来到老校门前合影，以抒缅怀先贤之情，并表激励吾辈之意。

图为返校时我与著名儿科专家、全国儿童保健终身成就奖获得者郑惠连教授的合影。

郑教授在最好的青春年华，毅然离开繁华的大上海西迁重庆，援建重医，扎根重庆60余载 。

如今年逾90岁，仍坚持每周坐诊，是上海医学院“西迁精神” 的生动诠释者，是学生们敬仰的楷模。

感恩老师！向重医老前辈致敬！

重医是我们命运发生大转折的地方，

在这里，我们从知青成为医学生，

之后又成为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生。

当年的医学生，如今的专家、院长、主任、资深医生回母校重聚，

大家不约而同来到中国医学生誓言铭文碑前留影，重温誓言：

“健康所系，生命相托。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谨庄严宣誓……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

历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如今我们可以自豪地对母校说：

我们没有辜负母校的培养，我们无愧于“77级”这一有着时代意义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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