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岁月

半个乡村人

今天是中学毕业五十年的日子，明天我们部分同学将在一家酒店举行毕业五十年的小型庆典，因为全班的纪念活动已经在七月份搞完了。前些天在商讨小型纪念活动时，一位要好的同学跟我说：毕业五十年了，你不写点什么呀？这话一直在耳边响着，可就是写不下去。写诗词我对平仄不通，写自由体诗心里缺少激情，只好拿出原来写的几篇文字，翻了翻这些年的日记，整理拼凑一番，形成此文，算是对已经逝去青春的祭奠和已经过去的中学岁月的纪念。

毕业那年的日历页

尚义学校

从一九六六年开始，我们这些文革前五年级的小学生，开始参加文化大革命，宣传十六条，跟着大人屁股后头破四旧。一九六七年十月复课闹革命之后，我们都稀里糊涂的成了初中生，继续在原来的小学读书。说是读书，其实根本就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甚至没见过中学课本是啥样。混到了一九六九年七月，我们离开了原来的小学，算是初中毕业了，至今我仍然难以理解，那也叫初中毕业。

一九六九年九月，我们这些所谓的初中生被公社文教组安排到离我家八里路远的“尚义小学”。集中了几个中心小学的“初中生”编成一个班，共四十多人。起了一个不被承认的名字叫做“光辉中学”（解放中学的前身）。一间破旧的教室，临时凑起来的桌椅。教师有的是从其它中学调来的，有的是小学教师，一切都是临时组合。我的班主任是一位年轻的男教师，张姓、二十多岁，气质蛮好，就是他一直教到我毕业。教数学和《工业基础知识》课的是一位女性张老师。其它课程都是小学教师兼任。那时的数学、语文大都是阶级斗争内容占据了相当的部分。“工业基础知识”里面含有物理化学知识的内容也不多。农业基础知识、国防知识、等课程倒是内容丰富。尽管这样，老师们还是非常敬业，补充了许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回想起来，我很笨，简单的电学知识都学不会。那所小学校，连一只教学电流表都没有，那女张老师为了教会我们电学知识，多次跑几十里路到别的学校去借仪器。数学课中老师讲的一元一次和二元一次方程知识本来都很简单，可是我却需要费很大气力和更多的时间才能列出方程。老师确实很耐心，我也是很着急。因为我对读书向来都是极其用功，落后是不甘心的。可能是前几年折腾得太厉害，大脑中的灵感细胞得需要重新聚集吧。我在不断的努力，尽快适应学习。过了一段时间，数学课换了一位屠姓教师，他讲的数学课流畅清晰简单易懂，我也很快进入了学习状态。已经记不得语文课都学了那些知识内容，只记得自己作文写得还可以。一次老师布置的命题作文《地雷战观后感》，我写得非常生动，老师当做范文在课堂上给大家做了讲评。

《 农业基础知识》课于老师所讲的玉米杂交‘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恢复系”等知识印象特别深刻；女贾老教师讲授原子弹爆炸后，摧毁目标时的冲击波、光辐射、落下灰三个过程的，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她是教我们《国防教育课》的。

当年我们读书的村子 教室 课本

我们在尚义小学读了一年书，很多事大都忘却，但这几件事仍然记忆深刻：

一、课外活动小组。我们在女张老师带领下成立了“五四零六菌肥实验小组”，曾经到外地参观学习，如何接种，如何用土豆做菌肥的培养基等；回来后开始在大队部简陋的条件里、用简陋的设备制成了“五四〇六”菌肥。

二、我们在学校的组织下，与部分小学生一起成立了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小组。曾经在卢德元老师带领下集体参加了公社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那次讲用，卢老师设计的、别出的集体轮番发言，受到了与会者和公社领导的高度评价。

三、中国共产党九大召开完之后，全国开始了学习新党章的热潮，我们班级开始排练节目，记忆深刻的是女张老师让我写了对口词《学好用好新党章》，然后和一个女同学排练演出。那时的对口词表演，是最时髦的一种文艺表演形式。

四、一九七零年的三月刚一开学，中央要求全国在进行整建党的同时，进行整建团活动。当时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与共青团组织是并存的。因为学校没有团支部，只有教工团小组，为了组建学校的团组织，发展学生团员，学校安排我们部分同学课余时间参加尚义大队的整建团学习班。大队团支部书记叫杨国安（非常好的人），对我们参加团训班的中学生非常重视，十多天的时间里，整建团活动搞得非常认真，也很隆重。整建团学习班的最后一项是发展团员。学校的共青团小组长卢德元老师，曾一脸严肃的找我谈话，跟我谈了很多话题。谈话到最后最后问我，按照团员条件，你觉得你自己那批能入上团？我说第三批吧？他笑了，谈话就此结束。第二天宣布入团同学名单时，有我和后来的团支部书记等几个人，填写了入团志愿书。那一天记忆深刻，是一九七零年三月二十三日。

五、我和我们村的几个同学都是骑自行车上学，就是在我入团后的不几天，春风能有七八级，放学的时候发现自行车没气了，到当时大尚义的同学家借气管子打气，无论如何就是打不进去。仔细一看自行车被人家把车胎扎了。那车是一辆新自行车，飞鸽牌的。是我的叔叔在北京用商品供应票买完邮寄过来的，我特别心疼。因为找不到修车的地方，没办法我只能顶着七八级的大风，推着自行车走了八里路。第二天一位同学告诉了我，是谁扎了我的自行车。扎自行车的人完全是出于对我入团的嫉妒。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当时的班主任，他说调查一下，后来也就没有下文了。那位干这下三滥事情的同学，跟我同窗一直到毕业，至今仍很令人讨厌。

六、上阶级斗争课。一天上政治课的时候，老师把我们带到了大队部前的小广场，那个剃着光头的（也许他的头根本就不长毛吧？）、姓屠的自保主任给我们上政治课。那位自保主任好像是八代贫农，说话磕磕巴巴。因为大队部就在我们教室的对面，有时候到大队部讨口水喝，那磕巴不但不给还让我们赶紧滚蛋。他把全村的四类分子都叫到了大队部小广场，然后磕磕巴巴的让他们分别介绍自己的罪行。每人都介绍完了之后，他吼着教训了一通那些四类分子后，好像又说了些啥，没等他磕巴完我们就下课了。

七、还有那贫宣队的老关头，偶尔给我们上忆苦思甜课，往往是把同学们讲的哈哈大笑，比如讲给地主扛活时，一会说不给饱饭吃，一会又说每顿高粱米饭就盐豆能吃好几大碗，等等。

那时候上学，不论家庭还是学校条件都十分艰苦，穿的衣服往往是破旧的，基本上没有换洗的，鞋也是一茬烂。尤其是冬天，没有衬衣衬裤只穿一件棉袄棉裤，北风一吹浑身打颤，脚上穿的是棉靰拉头，鞋垫往往是用苞米皮子垫，出汗以后鞋底部总是冻的邦硬。上学带的午餐是一盒高粱米饭和几条芋芥头咸菜，好歹学校还能给热的很透，吃起来蛮香。很多同学都说一定要好好学习，不然对不起这盒高粱米饭。记得当时那所小学有一位朝鲜族朴姓女教师，个子不高但长得非常好看，为人慈善很喜欢我。她做的苞米面打糕非常好吃，曾几次让我到他家去尝尝，我不客气的去了一次。后来父亲告诉我，她们吃供应粮，家里有两个孩子，人家粮食不够吃，不要再去了。现在想起来，打糕的香味尤在。中学毕业后我还常去她家 ，以后她搬到市里 再没有见过。

如今尚义小学早已不复存在，可这学校在我们的记忆中是抹不去的，那里曾经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驿站。

教室 我和教数学的张老师(2021)

　　解放中学

一九六九年在国家要求“社社有中学”的政策下，我们区革命委员会拨款开始筹建设中学。一九七零年夏天，新学校边建设边使用，学校正式定名为：“沈阳市于洪区解放中学”。

当时学校选址的主要依据是要在公社十六个村的地理位置中心，这样学校就建在了我们村和东面邻村的中点位置，我家离中学新校址是最近的。

九月份我们从尚义小学迁到新的校址。那新学校正在建设之中，当时能够使用的只有一趟房，那一趟房有四个做教室、另两个做教师办公室和后勤办公室。被同学们戏称：“解放中学一趟房，厕所和食堂”。所谓的食堂就是一个热饭盒的瓜窝棚，那厕所也是我们入学了一段时间后盖的，入校时只有一个简易的厕所。没有校门、没有围墙、更没谈不到实验室和像样的体育设施，只有一副篮球架孤零零的立在长满杂草的操场上。

迁到新校址后又增加了一个年级叫做八年级，我们叫做九年级。整个学校只有两个年级四个班，九年级一个班，八年级三个班。我们班从另一所中学转来了七位同学，班级增加到五十人，三十名男生，二十名女生。学校领导和教师进行了重新组合，一位转业军人管政工，另一位原来就在尚义小学的负责人管教学，还有一位从外校调来的老师任团委书记。

我们之所以被称为九年级，下一届被称为八年级的缘由是：沈阳市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8月6日决定，中小学学制改为九年一贯制：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初中、高中各两年。并且由文大前的秋季始业改为春季始业。我们文革前小学五年级或六年级的学生，在原来的小学复课后就成了六、七年级，在尚义小学读的那一年（1969-1970）是八年级，我们进入新校区之后是九年级。按照现在的说法。八年级是高一，九年级是高二。

在解放中学读书是的许多往事，不一定都说的清楚，但有许多事记忆犹新：

只有一趟放的中学

（一） 教过我们的老师

我们在新校址上学的时间是从1970年9月到 1972年1月，总共一年半时间。对那些教过我们的任课老师印象深刻，对多数老师的课堂教学情景记忆犹新：

语文张老师：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板书工整排列有序，生字、解词、段落大意一目了然。最难忘的是讲授《中山狼传》时，领读课文吐字清晰，翻译句章通俗易懂 ，至今我还能背出部分段落的原文。在讲授《金训华之歌》节选那一课之后，向我们讲授了诗歌写作的基础知识和写作要领。在给我们布置写诗歌的作业之前，读了他自己写的一首自由诗，听后特别受启发。虽然当时处于文革时期，许多词句都是政治口号式的，但能够学会用政治口号式的语言进行排列组合，也是培养学能力的手段。语文老师教了我们两年半，曾对我的每一篇作文都进行了任真的批改，其中大段的褒奖评语，至今仍有深刻记忆。我曾经下过决心，如能继续学习，我一定学习中文。然而那个时代自愿并非是自己愿意，我最终被确定进入了师范学院的物理系。从教后一直在讲授力热光电之类的理科语言，但也时常去蹭听同行的语文课，以填补自己的学文梦想。

数学朱老师：温文尔雅、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女老师，一看气质就是知识分子。那时的数学课本代数几何并不分开，编在一起统称数学。当然课本中有很多是与数学无关的内容，老师从来不讲那些，而是直奔主题。板书简洁，画图准确，印象最深的是讲三角函数时，正弦、余弦、正切、余切、正割、余割讲得清清楚楚。讲几何时画图时几笔就能把一个平面或立体图形呈现在黑板上。诸如视图、圆周等分许多知识，让人听而不厌，记得我们的数学课讲到自然对数。就要毕业了，老师为了让我们学得更多一些，曾一直讲到毕业前几天。

讲工业基础知识的赵国芬老师：他是老高三毕业生，一九六二年下乡到光辉农场的知青，抽调到学校当老师。离开近视镜就啥都看不清楚。赵老师与世无争，对一切都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上课时习惯于手拿一个铜质的教鞭。给我们上第一节课时先吟自创歪诗一首，算是开场白。诗的具体内容忘了，但读完之后我觉得这位先生肯定很有学问。第一节课讲的是化学知识，他拿几个试管和药品给我们做了两个简单的化学反应实验，反应前后颜色的变化，使我们感到惊奇，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的学习兴趣。虽然我们没有学到多少物理化学知识，但老师的教学风格实在是令人钦佩。

俄语孟老师：个子不高，脸膛发黑，为人谦和，与学生能说到一起，经常和学生打成一片。当时的俄语教学，完全是战备的需要，因为中苏关系紧张，珍宝岛战火硝烟还未熄灭。我们学习的单词和句子，也都跟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现在只记得一句：伟大领袖*****，只会说，不会写，恐怕说的也不一定准。以后他改行教了政治，民师转正后评上了副高至退休。参加工作以后见到过孟老师几次，谈的最多的一次是他和我共同参加的一次会议上。

生理卫生张老师：英俊潇洒，语言表述敏感犀利，与学生对话和蔼又不让步。有时发了脾气，会对学生毫不客气的批评。记得一位从外校来的男生，眼睛很大，课堂上对他有些不敬。他批评那位同学时，竟然说：你不要用卫生球眼睛看我。生理卫生课学习针灸技术是课程内容之一，他亲身示范，手把手地教我们怎样下针。记得有一次上课让大家扎合谷穴，我很害怕，把针放到了大拇指和食指之间夹了起来，被他发现了，却没有一批评我。后来张老师改教物理，在沈阳市颇有名气，现在虽然已过七旬，前些年还活跃在物理讲坛上。

音乐朱老师：一九六二年下乡知青，小个子，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穿戴的有些拖沓。但对学生总是微笑着，脾气甚好，从不批评别人。有着良好的音乐美术细胞，写歌词、谱曲、各种乐器样样精通。一直组织学校的文娱宣传队，并带队到各村演出。他教我们音乐是从认识简谱开始，然后学习唱歌、一直到全班合唱。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农业学大寨口号最响。老师为当时的公社写了一首歌曲《誓叫解放变寨乡》，我们唱了很久。朱老师娶了一位河东狮，生活极不愉快，孩子成人后离婚了，自己调到了城里一所中学。那年我去他所在的学校看望他，朱老师就像见到了亲人一样，跟我诉说了很多很多，我要离开时，他依依不舍，一直把我送到校门外。过了不到两年，我再打听他的情况时，他的同事告诉我人走了，肝癌。朱老师留下了很多的人生遗憾，最遗憾的是他走时离退休还有好几年。

体育郭老师：也是从外校调来的，具有三级篮球裁判员资格证，篮球打得也挺好。给我们上课不温不火，总是稳重有加，脖子上总是挂着一颗哨子。每当说话时露出的那口金牙，总让人难以忘怀。上间操时亲自带操，一招一式，动作到位，有板有眼，教授篮球课时更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郭老师，一位不会让人忘记的体育老师。

还有一位令我不能忘记但没教过我中学课的李老师，他是我小学班主任。因为有“历史问题”被安排到中学做工友。他总是偷偷的关心我，他说你小学时学习就很好，还是少先队的大队长。他一直鼓励我，要把文化课学好，并说将来你会有作为的。

我（右）和建华同学（左）与班主任张老师（2021）

（二）天天读

现在的中学生早上有晨读，主要内容温故知新、做习题、读外语等，老师不厌其烦的对学生进行个别或全体辅导。我们那个年代的晨读叫做“天天读”。天天读就是在上课之前有20分钟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时间，其内容就是读毛主席著作原文。有时一个同学给大家读；有时一个同学带领大家齐读，或者一起背诵。从一九七零年九月到一九七一年七月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因为我是语文科代表，团支部宣传委员，班主任老师就让我担任着天天读的领读任务。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读了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是人人必须会背的内容。还有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有些也要求背诵，如《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以及其他著作的部分章节。

就像现在的学校领导检查晨读、晨检一样，那个政工干部，负责检查我们两个年级两个班的天天读情况。有些时候还针对学习的内容和当时的政治形势，安排我们写体会文章。特别是那个时候“小评论”这种文章体裁盛行，斗私批修的口号充斥着校园，领导也总拿斗私批修对学生说事。记得一位公社文教组的领导来学校检查工作，偶见办公桌上八年一位L同学写的一篇小评论，大加褒奖。校负责人听后，要我们向这位同学学习，同时要求语文老师布置作业时要多写小评论作文。其内容大体是批判某一资产阶级现象，其实我们那时候根本就说不清楚什么是资产阶级，反正不好的事都是资产阶级的。凡事都要“讲斗私批修”，有一次周六的时候我们搞卫生擦玻璃，女生擦低处的，男生要在桌子上面再放一张椅子，才能够到窗户梁子上的玻璃。我本来个子就矮，站在上面手还要往上够。这时那位学校负责人恰好走到我这里，对我说：不要把玻璃弄坏了。我反唇相讥：你为啥不说别摔着我呢？他的回答至今仍在我耳边环绕：“要以公家为主”，要斗私批修！听后我差点从桌子上摔下来。

天天读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一种重要形式，开班会的时候多数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那个时候是连排编制，一个教学班就是一个排，班长不叫班长叫排长，排里下分三个班，就像现在的班级分组一样。我曾经是排里的二班长，当时我们排的工作在学校开展的很好，我的班长工作做的也不错，在学校做过讲用。而后我和另外一个女班干部曾经到公社和区里做过讲用，还向人家介绍了经验。就像现在被区教育局或市教育局评上了优秀班级一样，不过那时候没有颁奖。

天天读是那个特殊时代特有的政治学习产物，不像后来的中学生，能够系统的从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那本哲学教材里，学习到系统的科学的哲学理论。我们的哲学思想大都是从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中一点点体会到的。

（三） 请解放军同志做报告

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这些内容是五七指示中的重点内容，学工是没有条件的，因为那时候农村根本就没有工厂。可学军是可以创造条件的。一九七0十月的一天下午，班主任老师和学校负责人找到我说，你们村子里不是有解放军吗？我说只有一位，是“三支两军“的军代表，在我们村蹲点支农的。他们说你可以代表学校请他来给我们同学作报告，这也是我们学军了吗。我没有办法推辞，只好硬着头皮回到村子里，找到那位解放军，说明来意。这位解放军同志姓蔡，浙江人，二十二岁。看上去面若桃花，如果不穿军装跟我们中学生年龄没有任何区别。说话虽然南方口音，但还是可以听懂的。听了我的邀请后，谦虚了几句：你们学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我讲的东西如果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你们一定要提出批评意见呃。

第二天下午，我陪着小蔡同志如约来到学校，他以”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搞好思想革命化”为题给我们讲了两个多小时。当然学校的“领导”和多数教师都来听报告。不愧是军队中的演说家，小蔡同志从国际国内的一片大好形势，讲到举世无双的人民军队；从美帝国主义妄图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第三代、第四代身上，讲到防修反修的重大意义。同时列举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具体事例。小蔡同志的讲演滔滔不绝，口才极好，实在是令我们师生佩服。报告结束后赢得了师生们极其热烈的掌声。要知道那时候听一场有水准的政治报告，就像现在听一场有文化的学术报告一样受到欢迎。因为他们都能够讲到一些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的也不懂的东西。小蔡同志作完报告后，学校负责人当场号召我们要向解放军同志学习，向小蔡同志学习，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做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小蔡同志在我们村支农的时间不太长就奉命回部队了，听说他因为支左工作表现突出被部队提干了。

（四） 十里河插秧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是那个时代的教育方针：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我们的中学岁月，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是中学学习内容的组成部分。但因为实在农村既没有工厂也没有部队，所以学农就是我们最多的内容。从尚义学校到解放中学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曾经到大尚义植树、双树子和新义进行秋收和农田基本建设、参加九龙河修河提等等。其中最深刻的是去十里河五队参加插秧:

十里河五队，是当时解放公社最贫穷的生产队之一，地处解放公社的南端，土地很多，但社员很少。年年分值零比零，也即是说，社员在生产队辛辛苦苦的干一年，一点钱也挣不到。正是这样的一个贫穷落后的生产队，成为了公社重点扶植的对象。

当年为了打胜辽宁农业翻身仗，对于水田地区提出了大战红五月不插六月秧的口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公社革命委员会动员了全公社的所有力量，并且请求城市的工厂工人、学校学生来支援插秧大会战，可尽管如此，仍然难以实现既定的目标，最后还是要有很大面积的农田要实行"水大种"。这是种田人最无奈的选择，可在当时的体制下，不论怎样折腾，五月都是插不完秧的。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当地的中学生参加插秧劳动，当然是天经地义的。同学们不分男女，都是按照学校的要求背着行李，带着饭盒和劳动工具（铁锹土筐等），来到十里河村。当时最远的是家住四台子的同学，要走几十里的路才能到达。但谁不都不叫苦，不说累。尤其是有几位从城里来的女同学，跟我们农村的同学一样不怕辛苦。

参加学农劳动，由班主任老师带队，排委会、团支部负责具体工作。那时候的学生真叫听话，村革委会把我们这些中学生，分别安排到老乡家去住，两三个人住一家。在生产队临时搭起的灶台上吃饭，那时候的饭菜是啥:苞米面饼子、高粱米饭、土豆白菜汤（有时大饼子都做不熟）。记得当时做饭的是一位林姓的老头和我们班家住十里河的一位女同学，四十多人的伙食，在缺粮少米没有青菜的年代，也的确难为他们了。多数情况下是不能按时开饭，和面时经常把野草和到面里。吃饭时被同学发现后名同学开玩笑的说，这里面咋还有秧咎（大饼子里有草）啊？

虽然吃的不好，干的活确是很累。每天我们都要徒步走到五里以外的农田里，然后赤着脚下到水田里，不论男生女生都一样，我真不知道那时候那些女生都是咋样过来的。男同学多数情况下是平整土地，实际上就是在被水泡过的田地里，用铁锹吃力的将高处的泥土弄到坑洼的地方，基本上弄平整之后，再由生产队的车把式进行耙地，耙平整后就可以插秧了。女同学干的活多数是插秧，大概五六个人一杆，有时人多一些。当地有一名社员负责指导，告诉同学们秧苗不要插得太深，插得太深不棵叉；也不能插得太浅，浅了放水后就会飘起来。那时候的育苗技术都是很落后的，没有多大的技术含量，所以从苗床上拔苗和往地里运苗也都是我们自己去做。

在春天时节泥泞的水田里干活，多数都是刮风阴冷的天气，很少有艳阳高照平凤无浪的时候。早上出工的时候，地里是很凉的，排长、干部们带头先下到田里，班主任老师也一点没有老师的架子，跟同学们一同劳作。没有说苦的也没有说累的，更没有无故旷工的。有时候下工到了吃饭的时间，可是伙房的饭却没有做好。一些同学发牢骚，将装有羹匙的饭盒弄得哗哗响。排里干部们及时给与劝说后，大家的情绪很快就稳定下来了。尽管大家都很饿，可开饭时还是很有谦让。一位女同学，经常在开饭时给同学们端饭端菜，而自己最后才吃。虽然过了四十多年的时间，可那个女同学的行为，我却仍然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排长真的是排头兵，苦活累活带头干，事事都给大家做出榜样，排里的干部们充分发挥作用，把学农劳动的各项内容安排得井井有条。

我们在十里河五队的插秧劳动，持续了一周多，快到六月的时候，学农劳动结束。灰头土脸的同学们回到了学校继续上课。

十里河插秧情景再现

（五） 我读的不是反动小说

爱看课外读物和小说是我们那一代中学生的嗜好，当然我也不例外。在八亿人民八台戏的年代，人们的文化饥渴是八台戏难以解决的。特别是爱学习的中学生，语文课本中几篇有点文学色彩的文章，早已被读的稀烂。比方说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贺敬之的《雷锋之歌节选》、古文《中山狼传》、《方腊起义》等。毛泽东的五篇哲学著作、老三篇、当时也都已熟记于心。就连当时课文中那首颂扬下乡知识青年为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的长诗《金训华之歌》节选我都倒背如流，因为我喜欢。

没有上大学希望的人们到处寻找课外读物，以猎取没有学过的东西。书的来源相当匮乏，除了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虹南作战史》、《海霞》和很少量的小说外，其余都是不许公开看的。反映革命战争题材的作品诸如《敌后武工队》、《红岩》、《平原游击队》等也都因为作者有政治问题不能公开看。当时抓教学的那位领导是最革命的，与我们学生谈话时总是说他如何担心党和国家的命运，总是咿呀的念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应该怎样在学校和班级落实。1971年的两报一刊的社论叫《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他认真地学习完以后问我什么叫“路线”？我说“路线就是两点间的距离”，他大为不高兴且十分耐心的给我做了政治解释和政治教育，比孔乙己当年教小孩子“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还要认真。而那位因为根红苗壮转业后被安排在学校的政工干部，虽然大字不识几个，可抓阶级斗争和政治斗爭绝不含糊。一次，我同班的一位同学借给我一本曲波所写的《林海雪原》，并且限时间看完后还给他。我以为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都是取材于这本小说看它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就手不离书的看着，甚至有时上课也偷偷的看。当时我最欣赏少剑波描写白茹的那首诗：“万马军中一小丫/颜是露润月季花/体灵比鸟鸟亦笨/歌声赛琴琴声哑/双目神动是能语/垂髫散涌瀑布发/她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她是晨曦仙女散彩霞……

可谁知道没过几天那位最革命的领导和那位政工干部同时找到了我，说我课堂上看反动小说。找我谈话时还很照顾我的面子，说你是共青团员、班级干部学习还好。因此你要认识错误，不然就处分你，开除你的团籍，并且上纲上线的说这是一次政治事件。后来我才知道向他们告密的正是借我书的那位，那是他的一个阴谋。我跟他们解释说我上课看小说是不对的，可是革命样板戏，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就取材于这本书，怎么能说这本书是反动小说呢？不知道他们无知还是抓阶级斗争上了瘾，不依不饶的两张恐怖的脸对着我。我记得当时我的小学班主任L老师，因为有所谓的“历史问题”不能上课只能学校当工友。可能是管教学的忙不过来，让他给抄写了我们班的课程表，他在表示星期几的栏目里分别写的是“月火水木金土”，代表星期一至星期六。课表贴出后，一个同学以小评论的形式向他们汇报说，阶级敌人在课程表上写了月火水木金土，他们对那位同学大加赞赏。而我那位小学班主任老师，在没人的情况下，跟我偷偷地述说了他的委屈。

因为他们说我读的是反动小说，作为一个中学生，当时我吓坏了。好几天寝食难安，走在路上一位老人都看出来我心里有事，问我怎么了。我给那位政工干部写了好几份检查，晨读时（那时候叫天天读）在同学面前检讨。后来在许多老师的干预下，这件事才算拉到。我那颗害怕的心，才回归到它的正确位置。

我特别感谢詹贵民老师能够站出来说话：“一个小孩子看了本小说有什么了不得的，为什么要这样逼他”？我至今仍憎恨那位政工干部和那位最革命的领导，他们给我的伤害太大了。九十年代初期我到《初中生学习指导》编辑部去参加一个活动，再一次遇见詹贵民老师，那时他已经是编辑部的一位编辑，我也已为人师表。谈话中他又一次提起了这件事，同时谈起了他从五十七中学调到解放中学时，还是我和另一位老师去接的他。

因为这件事的影响，我教书之后，对我的学生在课堂上不论看什么不应该看的书，只是劝他（她）收起来，绝对不没收，更不会给扣帽子， 因为他们都只不过是个中学生而已。

小说《林海雪原》

　　 （六）参加区巡回批判团

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学校领导和班主任老师找我谈话，说区公安局、区教育局、和区红代会，将要联合组织了一个批判青少年犯罪分子的巡回批判团。这个批判团是要把即将收监的十几名青少年犯罪份子，带到各中学进行巡回批判。以教育全区广大青少年同犯罪份子作坚决的斗争，同时也警示那些有犯罪倾向的青少年学生悬崖勒马。对这十几名犯罪分子的批判方式是：每一个犯罪份子都要有一个批判发言人，在批判大会上宣读批判稿。全区要分别从各中学抽调十几名中学生，做为批判发言人，我们学校选定了你来做这件事情。我刚说了几句推脱的话语，看见领导满脸严肃，也就不敢再说下去了。领导把上级发下来的被批判对象的犯罪案例，交给我，然后说你依据案情，自己先写批判稿，然后由语文老师来做审查和改动。我真的不敢怠慢，回到班级就开始酝酿，回到家也琢磨这件事情。写成之后 ，领导让我把写好的批判稿，交给了语文老师詹贵民，詹老师对稿件进一步润色加工后交到上边接受审查。

过了几天后，通知我自己带行李和洗漱用具，到于洪区革命委员会招待所报道，北片的几个同学，由六十中学的红代会干部w同学带队（后来这位同学成了南方某大学比较有名气的教授），我们一同从三台子火车站上车，然后再坐公交车去了招待所。各中学的批判发言人到齐后，教育局的一位c姓老师给我们召开会议，说明这个批判团的组成，除犯罪分子之外，有两位老师、两名公安局的警察、两名区红代会的干部组成。另外着重强调了这次任务的重要意义和应当注意的问题等等，总之就是要把阶级斗争的弦绷紧，发言时绝不能出现任何闪失……

当时全区16所中学，每个学校的人数都是很多的（我们学校除外），批判的会场是两三个临近学校为一个会场，我们这些人的交通工具是坐公安局汽车（当然是敞篷的），每到一个地方就吃住在那里。开会时，先由公安局的警察将犯罪分子挂上牌子后押上台，然后是由我们分别发言批判。一个个同学的批判发言结束后，再由带队领导讲话，讲话的内容大体是，要坚决打赢与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一代这场战争，使我们的青少年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对那些青少年中的教育不好犯罪分子，要绝不姑息。记得在一所中学开批判会时，警察当场给一名中学生戴上了手铐，带走了。

这次巡回批判进行了一周多，我们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学校。

四十多年过去，每当回想起读书时的这个经历时，说不出来为啥总觉得不是很舒服。或许是为当年那些跟我年龄一样大的未成年人感到惋惜，或许是觉得自己不应当去做这件事情而感到懊悔，反正总是觉得最好不再提及，可我还是写出来了。

.......

（七） 毕业

我们那个时候学制比较特殊，实行的是春季始业，所以毕业也就在一月份了。农村学校当地是没有照相条件的，因此在毕业的头一年年底，就去市里的照相馆拍照了毕业像。每个人都拍了一张个人照，准备贴在毕业证书上，要好的同学也拍了合影。就像《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和郝红梅毕业时那样，临近分别的前几天，关系密切的同学相互赠送了笔记本或照片，一切都是静悄悄的。

那时候的笔记本也没有太像样的，但在同学看来，却是相当珍贵的。同学的相互留言都是真诚的、朴实的，在有阶级斗争色彩年代的话语，如今读起来或许有些生涩。因此，要在笔记本或留言中追查到“同桌的故事”是不容易的。

那天下午，一个简单的班会开完后，我们走出了教室，离开了那个没有校门，没有围墙的学校......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五日，我们告别了中学时代。

没有毕业典礼，没有相互告别的动人场面，更没有现代的散伙饭。没有激动的心情，也没有依依不舍，更没有对中学时代的眷恋。人们心里都十分清楚的知道，再没有了读书的机会，我们都将成为谁都不愿成为的农民。成为生产队社员，是我们人生的下一个驿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