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北胡人“南徙北留”史略

费新碑

　　向南、向南、向南迁徙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主动，根本原因是其祖源北面是中国“冷源”冻区寒地，是人类生存的极地，所以历史上中国北部寡有一个稳定和久长政治中心。这里仅适合随季节流变部落式的游牧方式，因而向温暖南边寻求稳定定居的生存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此区域处于北纬40°-42°两个维度之间，且属温带季风气候和温带大陆性气候两个气候带。

北京，北纬40°，属温带季风气候，春秋短暂、冬夏漫长，年降水量在400-800毫米上下，年平均气温为12℃，最高气温35℃，最低气温-20℃，这是汉族农耕社会，兼及游牧理想的自然气候。

北京北，北纬42°，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夏季炎热，冬季严寒，年降水量在200-400毫米上下，年平均气温为10℃，最高气温25℃，最低气温-30℃，极端最低气温-40℃，这是胡族游牧部落，兼及农耕理想的自然气候。

《魏书·帝纪》说鲜卑人：“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这里“幽都”即北京北，所以，西晋江统《徙戎论》说胡族：“居绝域之外……与中国壤断土隔，……华夷异处，戎夏区别”。历史上北京处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交汇处，“胡化”得厉害，明代朱棣北上北京，就有“天子戍边”说。实际上，在北京和北京北形成紧密相连的农耕和游牧的两个社会形态，如果北方不遇极端寒冷天气，两个社会基本相安无事，但要稳定无忧、康乐凭祥少数民族就有一个必然南下的历史选择，目前，在北京之北留下的这些少数民族都城遗址就是用脚证明的史实。如下，北方少数民族以时间为轴的“向南徙还北留”顺序。

辽朝契丹人向南之五步：

契丹人是隋唐时期逐渐形成的民族，是鲜卑人和匈奴人的杂合，唐代归置于今赤峰、通辽一带的“松漠都督府”。《隋书》说：契丹人“逐寒暑，随水草畜牧”，现河北平泉为契丹人祖源，离北京230千米，东北，不远。

918年，内蒙古巴林左旗：唐天祐四年耶律阿保机选任为契丹人可汗，因慕汉地皇权终身王僣之制而仿建大辽国，并在内蒙古巴林左旗“波罗城”基础上建皇都“临潢府”，即东京辽阳府。契丹人修建永久性都城，弱化游牧生活转向定居，重用汉族官员是契丹人汉化的开始。

936年，北京：契丹人从石敬瑭手里拿到“燕云十六州”后，发现北京北这块东西长600千米，南北200千米，因有白沟河、桑干河、潮白河、滦河四条通海河流域的北京盆地和华北平原是进击中原汉地的战略要地，《契丹国志》记：此地“天造地设以分藩、汉之限，诚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也。”，遂在此地建“南京析津府”作为辽国陪都。实际上，1000年-1200年二百余年间宋、辽、金三国围绕天下一统的大部分战争都在此地进行，契丹人对北京的深刻认知也是在北京幽州936、959、979年三次通过战争出入才体悟到的。

947年，河南开封：很少人知道“大辽国”建国是在中原腹地开封。耶律德光在开封灭后晋登基，改开封为南京，改汗称帝，定国号为“大辽”。《辽史》记：太宗“备法驾入汴”，“二月丁巳朔，建国号大辽，大赦，改元大同”。

1003年，内蒙宁城县：契丹人在内蒙宁城县老哈河畔，原奚族旧地仿宋汴梁方城所建的“中京大定府”有标准汉式外城、内城、皇城的三城格局。它也是1005年辽宋签“澶渊之盟”后，作为契丹与汉地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而兴起的北方中心。从考古遗址的分布情况来看，这里曾经很是兴旺。

1044年，山西大同：辽兴宗耶律宗真时因西夏崛起，加上西部经济发展、人口增加等因素开始在北魏平城和唐代“大同军”故城基础上修建“西京大同府”，它是契丹人修建的最西和最后一座辽代都城，主要作用于沿汾河而南对中原汉地的节制和控制。

契丹人的南向五都之城，是其向南汉化的主动所为，史称“辽五京制”。《辽史·地理志》载：“上京，太祖创业之地，负山抱海，天险足以为固，地沃宜耕种，水草便畜牧。”，为此，契丹人在即不离祖地，又接近汉地的原则下，受唐代和渤海国多京多都城启发，以“南北分治”模式，首创一国多制。《辽史》记：“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朝还采用南边“城国”，为农耕；北边“行国”，为游牧的属地分治体制，有效的解决了南北分工难问题，所以“北面治官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形成北为政治核心，南为经济中心的政权格局，并以功能设立南北五京都城，为了强化“非我族类”政治原则，规定五都首长任命均“非亲王不得主之”的制度安排。

与鲜卑人相比契丹人对北方的眷恋胜甚一筹。

金朝女真人向南之七步：

女真人是满族先祖，祖源在东北松花江拉林河长白山一带，辽代因怕其生乱，故将其分为“熟女真”和“生女真”两部分，《金史》记：“其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真；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号生女真。”以予分而治之。1115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在会宁府（黑龙江阿城）建立金朝，并政治、经济、军事基本沿袭辽制，其都城设立也都按辽朝旧都规制进行。

1115年，黑龙江阿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后，命汉人卢彦伦按照以中原宋城中轴线设计建造会宁府都城。随后，以攻战辽国五京为南下目标，兵分两路展开灭辽和统一中原之战。《金史·梁珫传》说：此战略目标是完颜阿骨打读罢汉人柳永《望海潮》词后，“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吴山之志”的激动所致。

1116年，辽宁省辽阳市：金东路军占领辽东京辽阳府，金人连名字都懒得改，直接沿用旧名，依然称其为“东京辽阳府”，作为陪都之一。细究其因，此地在经过契丹、汉族、渤海、女真、高句丽等民族几百年持续不断的拓荒开发下，辽海地区已成为北方“边户数十万，耕垦千里”的富庶农耕区了。

1120年，内蒙巴林左旗：金西路军攻陷辽代“皇城”上京临潢府，改称北京临潢路。

1122年，内蒙宁城县：金东路军攻下辽中京大定府。金女真人将此城名字改北京大定府后原封不动的接管了辽代这个北方都城。辽天祚帝逃亡。

1123年，山西大同：金西路军攻下西京大同府，此地是按宋金“海上之盟”条约灭辽后归还于宋“燕云十六州”的旧地，然，金失约，除武、应、朔、蔚诸州于宣和五年（1123）一度归宋外，旋为金人所取。《读史方舆纪要》说其原因：“女真之亡辽，蒙古之亡金，皆先下大同，燕京不能复固矣。”宋人妄想“虎口要食”几无可能，无论在政治和军事上还是幼稚了。1125年辽天祚帝在山西应洲，今朔州应县一带被俘，辽亡。

1127年，河南开封：灭了辽代，金人腾出手，为实现“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的战略目标，开始攻打北宋都城东京汴梁开封，并掳走徽、钦二帝，史称：“靖康之耻”，宋亡。金人改东京为“汴京”，设“南京开封府”，成为金陪都。

1151年，北京：海陵王完颜亮弑熙宗上大位成为金代第四位帝王。时年，汉人内侍梁汉臣等奏：“会宁僻在一隅，官难于转输，民艰于赴诉。以徙居燕山，以应天地中会”，力主金代向南迁都，并推荐北京为都，施行“两京制”说：“燕京地广土坚，人物蕃息，乃礼仪之所”，如果“两京一体，保宗社于万年，四海一家，安黎元于九府”，海陵王准，于是1151年下诏告天下：迁都燕京，名“金中都”，并命卢彦伦等负责燕京城扩建和营造，遂北京因其地缘优势正式成为国家都城，换言，海陵王不仅是北京地缘价值的发现者，也是女真汉化的最大推手。

金朝基本完成统一中原宏愿后，为削弱幽燕和中原等地的汉族、契丹族等势力，和弥补其“祖源地”劳力不足、生产落后、经济羸弱情况，强制施行“南迁北徙”“富强工技之民”的“实内”政策，将大批中原汉人迁至北方，史记：“靖康之耻”后，金兵“押工役三千家”北归，强迫他们背井离乡降为金人“猛安谋克”军事和社会组织的奴隶，专门从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劳动，也正是这些中原汉人与契丹、奚人、女真等族进入东北推动和促进了该地区的社会进步和发展。

金朝女真人较辽朝契丹人南下进程的广度和深度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为甚矣。

元朝蒙古人向南之四步：

蒙古人祖源出自额尔古纳河与鲜卑一脉，与契丹同源，属东胡，在今内蒙根河市范围。蒙古是一个草原游牧民族的综合体，形成时间在13世纪，历史学上蒙古族有“大蒙古国”和“大元”两个国号。

“大蒙古国”历史时间节点是1206年铁木真在“忽里勒台”推为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为基准。70年间，它建立了世界上疆域最大的帝国，其三次西征和四个汗国将世界翻了个儿，影响巨大。 “大元”历史时间节点是1260年忽必烈在部分蒙古宗王和汉臣支持下颁布《即位诏》称帝为基准。他是“大蒙古国”第五任可汗，立“大哉乾元”之“元”为国名，采用“汉法”纪年，这也是关于此蒙古人汉化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元史.世祖本纪》曰：“世祖度量宏广，知人善任，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也。”

两个国号，因元新朝立志南下汉化，故自1271年忽必烈发布《建国号诏》之始，遂将“大蒙古国”名号封限于对内的蒙文国书，而对外则统一使用“大元”国号。

1235年，外蒙哈剌和林：蒙古人第一次学习汉地建立固定都城始于窝阔台时期。他是成吉思汗三子，也是灭金猎手。他受金朝降臣，已经非常汉化的耶律楚材影响，在位处杭爱山脉（古史：燕然山）斡儿罕河上游哈剌和林河东岸（今外蒙额尔德尼召南）仿汉地中原都城样式建造大蒙古国的中式万安宫阙作为自己执政宝座宫殿，彼时，因“大蒙古国”影响这里政客云集、商贾聚集而成为国际大都会。现为蒙古国唯一的世界遗产地。

1256年，内蒙多伦县：元上都是一座具有汉式宫殿楼阁和草原毡帐风格的新兴城市。这里距离蒙古人第一个都城东南去地有1500千米之远，在华北平原与阴山之南交接处。因元世祖忽必烈鉴于本朝“舆图之广，历古所无”，深感仅学古人以龙兴地封土建邑，不足显其盛大，不能囊其霸气，故命中原道士刘秉中，在此滦水（今闪电河）北金莲川草原一带，金女真皇帝避暑圣地景明宫旧址上地，兴筑新城，定名开平府。1260年忽必烈在此即位称帝，建元“中统”年，1263年开平府改为上都，以取代哈剌和林旧都。

这是北京城元大都建设的预演，其尺寸是北京城的三倍缩小版。如今，这里不仅是元朝早期行政中心，也是后来中国蒙古语标准音示范采集地，亦是世界文化遗产。

1267年，北京：汉人刘秉中再次承诏，在原燕京“金中都”基础上正式开始兴建，作为忽必烈陪都的“元中都”。事实上，按“大蒙古国”诸子分封各自为城制度，1260年忽必烈在“元上都”新邸即位后，已经谋划脱离蒙古高原，选择进一步南下汉化主控中原的宏图大业。1264年他解决内讧取得蒙古汗国最高统治权和封号后，即刻下诏在华北平原的顶端燕京（今北京市）再建一个新的陪都。1272年，忽必烈改中都为大都，称“汗八里”帝都，亦将“元上都”作为陪都，如此，1256年兴建的“元上都”仅使用了11年便由新的“元大都”取代。虽然，两个元朝都城作为陪都换了个儿，但是元朝不仅再向南又进300千米，而且将自己政治行政中心整个儿的融入中原汉地。

1307年，河北张北县：元中都为元世祖忽必烈曾孙元武宗海山所建。此时，已是蒙古人入主中原四十余年，元武宗海山捡拾起其祖先忽必烈遗用的“元中都”旧名，在北京北，远离大都300千米，介于平原何草原之间的张北县馒头营乡兴建都城。究其原因，是元朝元成宗驾崩，海山率漠北和西北诸军之威承续大统，随后，大量启用北方军人从政，为防患未然，他当年即选址张北兴建“元中都”，期望一旦中原汉地有事，即刻可以得到北方族人的接引和支持。无论如何，元中都兴建都是蒙古人留恋北方的典型案列。它说明了蒙古人在中原的经营，有着与汉族的分歧和不适，以及不信任，所以“元中都”是北归典型。

“大蒙古国”（1206-1259年）和“大元”（1271-1368年），分别为：53年和97年，共计162年。两个蒙古国的“黄金家族”与中原汉地有着纠缠不尽的历史文化关系，其上层对中原汉文化的迷恋和兴趣自始至终，从成吉思汗与丘处机，窝阔台与耶律楚材、忽必烈与刘秉中均无例外，是故，北方“大蒙古国”变为南方“大元”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进程，然而，蒙古人在“元上都”和“元大都”两个南北政治中心，特别设计年度“两都巡辛制”，使其政要们不辞辛苦地在两个行政中心来回奔波处理政务，籍以保持其南迁而不弃北面的文化执拗。“两都巡辛制”主要路线有三条，西路：元大都、居庸关、宣德府、兴和路、明安驿，元上都；东路：元大都、古北口、宜兴洲、元上都；中路：元大都、居庸关、程子头、明安驿、元上都。三条道路均为回路形式，大多数情况是春天，从大都北巡上都，秋天，从上都南返大都，这也是他们人在南方，心在北方习性的深刻见证。在入主操控中原汉地的少数民族中蒙古族是汉化程度最低，保持民族特性最强的民族，他们没有像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在其汉化的历史进程中消弥化解了自己，而是在汉化进程中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历史警觉，以避免被同化融合的可能性。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和研究的问题。

清朝满族人向南之四步：

满族是通古斯民族最大支系，以历史顺序应是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的后袭。元灭金，将女真认定为“北方汉人”，根据女真在东北分布情况“因俗而治”设“千户所”和“万户府”，明灭元，再依据女真形成的聚居格局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三部设奴儿干都司羁縻辖控，尔后，建州女真南移至抚顺浑河流域东南，即辽东半岛一带与汉族杂居共处，是女真三部里经济最繁荣，汉化程度最高一支，亦为其部首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形成满族奠定了基石。

1616年，辽宁新宾县：因明中叶女真各部利益相斗，屠血如河，以致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女真人“龙虎将军”努尔哈赤举兵领战，成就了族人之一统，遂1616年在其家乡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西老城村 ，取“覆育列国英明汗”之名，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并定都于此。这里距北京700千米，是金元明时期的国家中心，至此女真人再次以政治组织形式开启了用时28年（1616-1644年）征战和征服汉地的历史进程。

1621，辽宁辽阳：这里曾是辽契丹、金女真、元蒙古等少数民族南下汉地的传统行政和经济中心，也是明朝辽东都司辽东镇都城，和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亦是建州女真爱新觉罗氏的主要“龙兴地”，故1621年努尔哈赤又在辽阳城东太子河修建新的都城，并施行带有共产特色“有房同住、有粮同食、有田同耕”的政策，拉动了辽东经济发展。

1625年，辽宁沈阳：是努尔哈赤在辽东地区九年间，在新宾和辽阳都城基础上反复斟酌后选定的皇家首城，它也是女真人彻底南下北京前的政治中心。在此，1634年改沈阳为“盛京”；1635年改女真“诸申”为“满洲”族名；1636年改“大金”国号为“大清”；连续三年的三件大事是女真政治权利从地域走向全国的拐点，也决定了此后三百年中华民族的历史走向。

1644年，北京：来北京建都前，满族的整个政治格局和理想没有超出辽东半岛，1644年，因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煤山自缢，吴三桂降投满清的历史机缘使清军顺利进占北京，一时，满人欣喜若狂，南及中原夙愿垂手及得，旋即努尔哈赤十四子多尔衮便率诸王亲和大臣裹挟奉奏地请年仅六岁的清世祖顺治帝福临迁都京师，尔后，在北京天坛司天祭祖，告地拜宗，并于紫禁城武英殿向全天下宣布“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之宏愿。

此举是满族清王朝转化为统治全中国中央王朝的标志。

东北是清朝龙兴之地。因与女真的血缘关系，满族步金朝女真后尘对自己祖先的“龙兴地”实行移民屯田的兴业政策。其“南徙北留”的文化悖论尤以挖壕植柳修建43年（1638-1681年），边长2600千米，执行222年（1638-1860年）的人字形“柳条边”修筑最为典型。

1龙兴地“柳条边”的兴建。满人进北京入关后为了保护“龙兴地”脉象受损、特别针对朝鲜人和其他人跨鸭绿江进辽东一带挖采人参和东珠，故以辽宁开原威远堡为起点，东南至凤凰城，西南到山海关，以马蹄形“柳条边”将整个辽东半岛包裹封闭起来。

2龙兴地“柳条边”的开放。顺治康雍时期，随着政局稳定，满人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开始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发展经济，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和《辽东招民开垦奖励条例》，法定移民者不仅给地、给粮、给牛、给种子，还规定如能动员60-100移民者文授洲同、武赐千总职官予以奖励，但范围局限辽东地区，并在东北向新建了690千米“柳条边”的移民拓展区。

3龙兴地“柳条边”的封禁。乾隆时期，又因移民和经济规模扩大，导致汉民和旗人为生计急田争利的摩擦不断，争斗不止，遂停止“移民实边”政策，施行封禁制度，不准招民募农，不准租地耕种等系列政策，特别是在靠近汉族集聚的大凌河流域尤为严格。

4龙兴地“柳条边”的废弃。嘉庆道光咸丰时期，因日渐突出的财政锐减，和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经济危机，促使东北重新解禁开放鼓励移民实边，籍以缓解土地和增加税收，直至1860年清政府彻底废弃柳条边墙，使辽东和整个东北纳入到国家统一发展序列。

四段清朝满人对北方祖源“龙兴地”“柳条边”的充满悖论的修建和使用，以及开发与封禁的史实，充分反映和证明了满族在一统中华后的历史和文化矛盾。

　　归之，散落在北京北区域内的少数民族都城遗迹鲜卑二个、契丹五个、女真五个、蒙古三个、满族三个，大多以“复都制”形式存在百年左右。这些都城距离北京300千米，大致是步行十天，骑行三日的距离，换言，此距离满足了少数民族即可南控汉地，又能北恋祖宗的全部历史和文化需求的最佳距离，而北京方位恰好处在平原与高原，农耕与游牧之间的地理节点上，在中国版图上它比陕西、山西、河北三个汉族与少数民族历史交接点的最大地理优势在于，少数民族一旦开启北京通道后，即可一路南下，几无阻碍的直抵中国南部海区，取得“中国之天下”的掌控权。此点体会和领悟在蒙古和满族主政中华的历史实践中执行得最彻底和通透。

如以鲜卑公元1年从内蒙达赉湖南下开始，至满族定都北京公元1644年为止计算，五个北方少数民族历一千六百余年不断南迁历史就是从寒冷向温暖一个极其艰辛和伟大的进程，学界鲜有研究，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