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往事，谨以此文献给天下所有母亲(连载)

云山逸士

母亲往事 谨以此文献给天下所有的母亲 第一章 情景从记忆中展现出来… 记得从我懂事起，我就晓得母亲有五姊妹，她是老三。母亲很小的时候，外公外婆累死累活，土里刨食，红薯野菜，始终填不饱一家人的辘辘饥肠。每次回家，外公、外婆看到一堆孩子像沾满灰土的猴子一样钻在柴屋的乱草中，饿得无力动弹的情景，眼泪便直往肚里流。母亲七岁时，就带着舅舅到河边的桃林里寻野桃充饥。因找食填肚的人太多了，时近中午，还无收获，舅舅饿得哇哇直哭，她自己也眼冒金花。突然，她和同伴发现，河岸深潭边的歪脖子桃树上，有几枚半青未熟的野桃。那晃荡在风中的青涩的野桃像隐藏在岁月缝隙里的一盏微弱的灯火，悠然照亮了母亲那过早灰蒙的心。望着饿昏的弟弟，看着枝头的野桃，一种分外强烈的诱惑，仿佛像一只初春时节的青蛙，在母亲的眼里蹦过来跳过去。于是，母亲咬了咬牙，爬上桃树，倒挂双脚去摘桃。可是就在摘到桃子的那一瞬间，挂脚的桃枝却断裂了，母亲随着断枝掉进深潭里，吓得我舅舅狂呼乱叫。待乡亲赶到，我母亲又神奇地冒出了水面。被救上岸后，她连吐几大口水，脸上无人色，但是她手里却依然紧握着那个野桃，喃喃地说：“弟弟，吃桃，吃呀……” 岁月的沧桑，在母亲幼小的心灵中将烙下怎样的印记呢？作为母亲的出生地的湘北那个叫桃林的地方，本来是个山青水秀的村庄，尤其春暖花开季节，桃花映在如镜的水中，就更如人间的天堂,煞是诱人了。但在母亲心中，那是饥饿的眼泪。乡亲们说，我母亲七岁时，只有二十几斤重，手指像鸡爪，脸寡瘦的，只有眼珠蠕动着渴望。但那时她以能独立种菜种瓜、烧水洗衣砍柴。到了九岁，我母亲一双小小的赤脚便早去暮归出没于大山之间，人影子就埋没于柴担上两捆柴禾之中。正值花骨朵年龄的母亲,生命的花朵不仅得不到应得的浇灌，竟然还要承受如此重压，那是什么样的力量的支撑哦… 记得在母亲危病时，我守在她的病榻边，她忍住裂骨疼痛，向我历诉身上的伤疤。她讲左手食指上两道伤疤，是初学砍柴时因力气小，也不会用力，刀砍下去，反被柴棍弹起，砍到手指上的。还有几处伤疤是日本鬼子留下的。母亲记得非常清楚，日本鬼子是在她十岁那年进村后，在村外建了许多据点，每条主要道路都没了关卡。那时每次砍柴，越过几道关卡，次次要被鬼子盘查搜身，挨皮鞭。落下伤口回家怕外婆伤心，不告诉，又没有医药，发炎流脓，就避着家人到河水里洗一下…… 桃河水一次次洗好了伤口，却又更清晰地将伤疤烙印在母亲的心坎上。为了躲避日寇抓民夫，外公带着大舅、二舅、三舅到深山避难去了，外婆带着四个女儿在家里苦熬。每到夜晚，外婆让四个孩子睡到一张床上，自己就坐在床边守护。夜深人静，寒风传送猫头鹰的哀嚎，更撕扯着茅草屋顶上的草响，仿佛是谁打开了地狱之门，令人汗毛倒竖。一有响动，母亲便飞身跃起，提起打狗棍，冲到门边应付不测。那时，她才十三岁，在家却俨然成了一棵大树，支撑全家。在漫漫长夜里，她们母女几个，常抱成一团，哼着小调，互相壮胆：“叫乡亲，听我说，可恶日本打中国……”如此仇恨日本入侵者的歌谣，母亲能唱许多…… 第二章 有一首歌，令那个时代长大的人能忘却个人的忧患与苦累。他们无论认识或不认识，只要走到一起，只要有人唱上句；“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紧接着就有人唱下句：“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母亲和父亲，就是唱着这首歌，踏着这首歌的节拍，扶着这首歌的韵律，走到一起的。 1952年，我的家乡三吾里成立了党支部，父亲出任第一任党支书，一天到晚上，整个家务全部交给母亲。那时，打土匪、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修铁路，这些运动像一个又一个的金属环，一环套一环，发出尖锐的脆响，奏出生活的另一些乐章。在这一段乐章里，每个人似乎都成了这乐章中的一个个音符。因此，全村的壮劳力全被父亲带走了。到了春耕的时节，全村的老幼妇孺，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妇孺互助组。互助组成立后，母亲打破农村千年只有男子扶犁掌耙的封建习俗，将大姐哄睡后，将其绑在椅子上，放在田边，不顾坐月子的禁忌，带头下水赶牛犁田，那用犁铧翻耕过来的散发着淡淡清香的泥土，仿佛是母亲对女性力量诠释的一行行清新而凝重的文字。此举传到了乡里，并迅速轰动了全县，更教育了群众。母亲每天背着大姐干活，睡了，绑在椅子上，醒了，给一口奶，浸种，插秧，日复一日，母亲泥里来水里走，脚下裂了一道又一道血口，结了一层又一层血沾泥的血痂。每到夜晚，母亲便在灯下拿着剪刀，忍着钻心的疼痛，剪掉血肉模糊的泥血痂，第二天照常下田。 桃林河是一条季节性的河，春潮夏讯，浊浪滚滚，冲破河堤，淹灭两岸农田。而秋冬水枯，河滩一片惨白的卵石，往往人畜找口水喝都难。1954年，桃林河改造开始了，母亲组织全村年轻妇女，成立突击队，同男人们挑战，同一种力量一种观念挑战，更与作为女性的自己挑战，将工地变成了战场。母亲带领妇女突击队修建了周家塘、沙塘、金山、罗家、江家冲、石冲、曹家洞、断山河以及闻名湘北的龙源水库，每次会战打头阵，阵阵不亚穆桂英。寒冬腊月，滴水成冰。母亲体重不到九十斤，穿着单衣，挥汗如雨，一天至少挑二百担土，每担土有百十斤，一来一去，仅路就要跑一百多里。母亲的事迹，被处处传颂，县里专门请她在全县大会上作报告。母亲成了新中国第一代新型劳动妇女的典型代表，她仰起质朴头颅,用沧桑的目光看到了自己女性天空的一片霞光。 其实，母亲顶的又何止是半边天？她同她的姐妹们，顶起了生产队的半边天，还顶立着家务劳动的整块天啦。家中缠足的老祖母，像一棵不堪重负的老树，走路颤颤巍巍，再也不能利索地做家务，母亲每每一身泥汗进家门，就风风火火摘菜、淘米、洗菜、喂猪、洗碗……待全家老小上床后，夜已深了，她还要铡猪草、煮猪食、纺纱织布…… “吃食堂”的时候，父亲调乡政府工作，母亲成了村里的当家人。我的大哥、二哥也相继出世了。这也是母亲最累的年代。她的作息时间安排，是晚上干家务、想村务，白天组织劳务全力以赴干农活。中晚餐，母亲吃住在工地，大姐领回全家五个人的饭，大哥、二哥三两口吃完自己那份，肚子还咕咕响，叫叫嚷嚷还要吃。奶奶和姐姐餐餐只吃半份饭，省下半份给大哥、二哥。定量太少，又没有油水和象样的蔬菜，四岁的大哥、两岁的二哥眼看像严重缺少水份和养分的树一样日渐干瘦了下去，奶奶便拄着拐杖到河边找野菜为孙儿充饥，为此摔掉了两颗门牙，差点搭上性命，再也下不了床了。 苍天无眼，母亲苦难无边。因生育没有节制，我和弟妹们接二连三来到人间，这样，母亲便成了一棵桑叶树，这棵桑叶树上突然爬满了饥饿的蚕，由于都要食桑叶，那桑叶便越来越稀少，最后只剩下一些瘦楞楞的无生气的枝条了。然而，对于儿女们带给她的苦难，母亲却那么坦荡，乐于承担。 母亲在工地负重，每天也只吃一顿饭，省下另一顿用布包回家喂孩子。她在尽最大的努力保住她的骨肉。母亲在上工或下工路上，常以“解手”名义避人眼光，去河滩田头地角，扯点野箩卜、蒿根充饥，支撑自己别倒下。母亲晚上回家，大哥、二哥已在大姐的照顾下睡着了。饭菜的香味，只有在他们的梦中才能闻到，他们每晚做着这种甜蜜的梦。由于这种非人的饥饿的折磨和超常的体力消耗，渐渐地，母亲消瘦得只剩下不到八十斤了，但身体却肿得象个二百斤的罗汉，她得了当时流行的水肿病，大哥、二哥也饿得像两只奄奄一息的小猫。母亲回家就骂大姐，要她多想办法，带好弟弟。实际上，姐姐那份饭早已分给了大哥和二哥。我十岁的大姐白天外出挖野菜、剥树皮，饿得眼发黑，就睡在路边草丛晒太阳，然后吃点野菜、喝点河水熬过白天。漫漫长夜，她同奶奶忍受着饥饿，嚼着树皮，纺纱织布迷迷糊糊到天明。好难熬啊，日子是太长太久了。母亲预感到死神的来临。路边的饿死鬼日渐见多，她省着的一份饭已不够温暖路人，更不可能带回家了。每天下工，她总是挨家挨户询问情况，努力以村里名义争救济，救生命于危急，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了。而且，回到家，就头晕眼花，耳鼓轰鸣，来不及洗脚，摸床就睡。 那一晚，母亲回到家里，依稀听到两个孩子梦呓般喊“饿，要饭吃”，心中涌上阵阵酸楚，却无力动弹。她想寻点吃的，却又身不由己地沉睡过去。第二天她醒来,我的大哥、二哥则饿着肚子永远地睡去了，饥荒夺去了他们幼小的生命。 母亲欲哭无泪，也没有力气哀哭。埋完两个儿子，她又木然地去了工地，那是她人生中走过的最遥远、最艰难的路。但她还是去了工地。在那饿死人的年代，我的母亲当着全村二千多人的“家”，以她特有的方式支撑，维护着二千多条性命，村里没有饿死一个人，却饿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母亲为此抱恨终生。直到临死，她都内疚不已。她说：“那个晚上，我好累哟。我哪怕还有一丝力气，能坚持几分钟，弄几口盐水，也不至于……”母亲始终没想到，是她在村里留着了救济粮，用它救济过许多生命的时刻，却没想到救济自己的两个亲生骨肉.... 带着巨痛，母亲的突击队几乎成了全县基础建设的娘子′军，出现在京广铁路复线建设工地上。铁路通了火车，需要木炭，她又带领三百名劳动力，开进莽莽原始森林药菇大山烧木炭，苦战半年，如期完成任务。母亲的事迹，传遍了乡、县、省，一直传进了中南海。一九五九年，在全国“三八”红旗手表彰大会上，被评为全国劳模的母亲受到毛主席、周总理亲切接见。此后几年，母亲先后兼上了公社党委副书记，县妇联副主任，地区妇联副主任，省妇联副主任(不脱产)等多种职务。 母亲的职务多了，外出开会的时间也多了。有时从乡县省，一个月下来，有上十天在开会。回到村里，她就后悔，说自己“是一个正劳动力，天天听别人讲，又不认识字，听了又记不全，浪费了劳力可惜”。因此，母亲开会时神经绷得非常紧，她连睡梦中都在背着领导的讲话。有的段落记不清，她就不能入睡。第二天早晨起床头件事，就是请会友读给她听。别人读一遍，她就记住了。很多外地的干部，都对母亲印象深，说她“一不读、二不写、听人念一遍就记得”。 母亲常常晚上传达会议精神，不耽误白天生产建设。作为一个农民，是舍不得浪费时间的。这可苦了她，也苦了我的乡亲们，而那时的会又总是那么多，是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呢。此后的几年中，全村完善了水利配套、公路配套建设。大跃进过去了，她的大跃进作息时间表仍坚持执行。母亲清早去村部，天黑进屋，夜晚，上半晚纺纱，下半晚织布。每天吃完晚饭，大姐洗碗、喂猪，母亲先为我们兄弟洗衣，然后就给我们洗脸、洗脚，安置我们睡下后，才开始自己的纺纱。有时深更半夜，“呜呀呜呀”的纺车声将我摇醒，蚊帐外一灯如豆，母亲佝偻着身子坐在木椅上，左手牵着棉花条，右手摇着纺车柄，眯着眼，似睡非睡，“呜呀呜呀”地摇着纺着，摇出一串串暗哑凝重的音符，纺出一串串悠长苦寂的岁月，我伤心的热泪便夺眶而出。我每晚便在纺车的轻唱中入睡并长大，后来上高中住校，没了纺车声，好几个晚上久久不能入眠… 仍然是锄挖肩扛，母亲组织全村劳力，开始了对村里的万亩荒山改造。整整四个冬季，母亲基本上吃在山上，住在山上，挖烂30多把锄头，挑断了十几根扁担，挑坏了100多担箢箕。一双像树皮一样干裂的手，整个秋冬渗透着血迹，从没有干净的时候。人们不会相信，这么又糙又粗的老茧，怎会长在一个女人的手上…就凭这双手，母亲和乡亲们一起，建成了万亩茶园，五千多亩油茶基地。母亲觉得，农田少，吃饭成问题，如果有了这万多亩茶叶、茶油的经济收入补贴，全村人才能摆脱饥荒…(连载，待续) 第三章 母亲在病重期间，曾对我讲，她死后要埋在她亲手栽种的万亩茶园里。因为在这里，她有至死解不开的情结。 那是茶园开始挂果初见效益的时候，十年浩劫开始了。中了邪似的造反派将母亲从茶园工地上绑走批斗。他们用铁丝将四十多斤重的大门板挂在母亲脖子上，要我母亲跪在台上交待“干过些什么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听到这句话，母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十七岁入党，土改参加工作，全县第一个成立互助组、初级社、人民公社，生育了十六胎，饿死了两个孩子，小产（流产）了八胎……”母亲还没说完，便遭到拳打脚踢。我那时已开始懂点事，看见母亲挨打并跪在台上，铁丝深勒进颈根，鲜血一滴一滴往下流，伤心得大哭，死命哭喊着妈妈，连滚带爬到台上，我试图以最弱小的生命去拯救母亲，但竟被丧尽天良的造反派一脚踢下了台来，我摔昏了… 又是一连几个晚上，先是批斗，后是逼供，拳脚相击，棍棒相加，我的母亲被强迫跪在玻璃瓶渣上，几次被折磨昏死过去。不能进会场的我和姐姐只能躲在外面哭。批斗会一散，蓬头垢面、一身血衣的母亲一拐一拐、颤颤巍巍出来了，我和姐姐立即跑过去扶住她进牛棚，艰难地坐下。好半天，母亲才说；“孩子，去给我弄一支烟。”从不抽烟的母亲今晚为什么要抽烟？我们看到，母亲极度忧伤极度痛苦的双眼，隐含一种决绝的神色。我们一齐紧张起来。“孩子，如果……”话没有说完，她又昏死过去…… 夜色茫茫，为了救出母亲，大姐悄悄顺着山路一口气跑到县城，要在县矿石厂工作的亲叔叔拿个主意救妈妈。大姐独自一人，跑了五六十里山路，来到厂门口已是天旋地转，全身湿透。守门的老大伯好心地把她扶进屋里，帮她找到叔叔。叔叔只在房子里来回踱步，不说一句话…… “砰砰！砰砰！”村外枪声响起。枪声从村东头响到了西头，监押母亲的人夹着尾巴逃走了。放枪的原来就是我在县矿石厂搞保卫工作的叔叔，他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捡回了母亲的一条性命。 说起这事，母亲曾流泪告诉我；她这一生挨了二方面的打。一是挨了日本鬼子的打，二是挨了造反派的打…… 我的母亲是以她瘦弱的身躯，担起了凡人无法想象的负荷，她用自己的清贫与忠诚赢得了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可又谁能料到，恰恰是这个劳模荣誉，成了她自缚的锁链。她这个农村支部书记也成了走资派。挂着门板大的黑牌跪在瓶渣上,噙着眼泪在鞭苔中辗转，戴着高帽子被牵去游街，几度几乎被整死。廉洁无暇的一生，换来的竟是奇耻屈辱、毒打……面对如此畸形惨痛的遭遇，我只能向苍天呐喊,那些残害我慈母日寇,那些丧尽天良的造反派个个不得好死,要受到九天霹雳的报应。 但是，母亲却以海洋般宽阔的胸怀，包容了这些疯狂年代的迷途人。而且，在以后很长的岁月里，我居然都从没听过母亲抱怨过那个年代里她遭受的任何屈辱。我们也曾问过，她总是一笑了之，那笑，像海洋上的水波，舒展着母亲那博大精深的襟怀。 母亲在乡亲们心中是什么地位？母亲在村子里充当着怎样的角色？我想我的任何形容，都难以作出恰当的表达。1969年，村里发生的一件事，也许是母亲在千难万苦时能够挺过去的原动力。 这是夏天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疲惫不堪的母亲突然听到孱弱的呼叫。“救命呀！”“救命呀！”喊声从邻居老李家传过来。当时怀着身孕的母亲，拔脚就跑，钻进了雨雾。屋在颤，瓦在飞，一堵墙眼看要倒。母亲冒死冲过去，用肩头艰难地顶着那根即将倒下的门梁，一手扯起那个吓呆了的女孩子。轰隆一声房屋坍塌了。孩子安然无恙，而她顿觉下腹一阵剧痛，用手一摸，发现手上是红红的血，鲜红的血顺着下身直淌。直到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流产了。然而，母亲却顾不了这些，回家换过衣裤，又把倒了屋的老李一家安排好，并弄上饭菜给他们压惊。老李一膝跪在地上要磕头，母亲连忙把他扶起来。 饭桌上，老李泣不成声声称母亲是好人、好书记。他还没端碗，却又哭了起来。 “有什么困难只管说吧。” “书记，我，我对不起你哟……” “你累了，饿了，快说吧。” “我早就要说的，就是怕伤你的心。书记啊，那年月，你在台上挨批斗，我们要喊口号，要举手。如果不举手，一次得扣10分工，当时，我心里不想举手，没法子，我还是举了……” “你怎么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呢？别去想它了，多往后面的日子想。”母亲没有去记那个“举手”的事，她以宽阔的胸怀容下了昨天，星转斗移，在时光的流逝中，曾经是造反派斗过她的后来竟成了她的好帮手，一个叫李正和的后来被她培养成村团支部书记，李正元是她培养的队长，还有刘美良、李六元、李正亚、方怡香都是她培养出来的好党员。我的母亲对她的乡亲的了解就象是对家乡的山山岭岭、田野村庄、土地与作物的了解一样稔熟。正由于有好乡亲，才使母亲度过了那个艰难的岁月，才使她为了大家的事，万死不辞。有一年周家塘水库抢险，母亲带了他们跳进缺口堵水，保住了大坝，保住了1000多亩良田和2000多父老乡亲。隔壁的李六娥夫妇闹矛盾吵架，她重病在卧，她要我们驮着去做工作，后来两口子破镜重圆；李正禾患心脏病无钱医治，母亲几次扶他上医院，自己掏钱给他买药治病。谁家的孩子哇哇哭叫妈妈，她见了忙去抱在手里，买给糖吃、喂给饭吃……母亲用她的爱心，在故乡树起了一座丰碑.... 第四章 七十年代初，大姐的女儿已三岁，母亲早就是奶奶了。阳春三月，计划生育的春风吹遍了桃林河每一角落，然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思想影响着国家的重大策略。村里的育龄妇女，十分害怕挨一刀结扎手术。开会宣传10多天了，无一人敢上手术台做绝育手术。 一连几天，母亲为了突破结扎关，努力做妇女的工作，做妇女丈夫的工作，安排他们地里的活，安排他们的家务，安排小孩子的喂养，而她自己更瘦了，更黑了，累得经常吐血。 为了打开僵局，她召开广播大会，公开对全村乡亲宣布：明天上午九时，在村部搭手术台，她第一个接受绝育手术，欢迎全村姊妹到现场观看。 其实，因长期的艰苦生活和繁重的劳动，母亲早就没有了生理现象。她挨这一刀，完全是为了带头响应啊。记得做手术时，我大姐的孩子已满三岁，我们姊妹六人加外甥女，站在手术室后喊妈妈，喊外婆，哭声一片。主刀的医生流着泪，颤抖着手，为早已没有生育能力的母亲施行了结扎手术。而当母亲强装笑容，满头大汗走出手术室，忍着剧痛详细地向好奇的村里人讲述感受后，村民的顾虑打消了。只三天，村里的结扎对象全部落实了绝育措施。 第五章 八十年代的春天，同样使我的故乡生机盎然，乡亲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很多人走出了山村，逢年过节，村子里在外当干部或者当工人的常常要提着水果、蛋糕之类的东西衣锦还乡。我们几兄妹也盼望着招工招干。那种诱惑是无法抵挡的。上级领导曾一次又一次地拨给我们家招工指标，第一次母亲让了，第二次让了，第三次还是让了。那年，县里公开招聘干部，我考了并列第一名。父亲就向母亲唠叨：“县里、市里你都有熟人，就去为孩子跑一趟吧。”母亲无奈，终于带着我进了城。娘俩从大街拐到小街，前面就是一个高大的门楼。这是地区的首脑机关。母亲曾经是地区妇联不脱产的副主任，多次在这里进进出出，再熟悉不过了，向前左拐，走三十米再左拐就是一栋三层楼房。她想登上三楼找那个最熟悉自己的领导，说说孩子的事。走着走着，她的步子放慢了，人在办公楼前徘徊，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许久许久，她停步了，串串泪珠掉在地上，身子轻轻转过来了。 “妈，怎么往回走？”我惊奇地问。 “星期天，领导要休息，打扰不好。走，我带你到金鹗山看电视塔去。” 电视塔位于金鹗山之颠，巍巍然直耸蓝天。它俯瞰洞庭、长江和发展中的岳阳城，俯瞰贯通南北的107国道和京广线。它是八十年代最具现代气派的象征。母亲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洞庭连长江，长江连东海，铁路、公路联着天下的繁华都市和新农村，人生的路不会只有一条……” 顿时，我心里明白了，今天母亲是不会去找领导了。她已最清楚不过地告诉你：路，你自己去闯吧！ 就这样，母亲带着我回家了，回到了她已当了三年桃林镇铅锌矿书记的刘家坪。时近黄昏，她照例穿上长筒套靴，戴上安全帽，亮着手电筒，踏着矿井斜道一级一级下矿井。雨季快到了呀！检查通电线路，检查排水系统，检查运输通道……在一个安全通道口，她用扳手去拧紧那颗铁架螺钉，手未举过头，就倒下了。上县医院检查，医生没吭声，上岳阳医院检查，医生没吭声，上省医院检查，医生还是没吭声。只有那张病历单在如泣如诉：肺癌、直肠癌！这个打击，对于我们家不啻是青天霹雳，辛劳的母亲哪，您可是没有享过一天福哦.... 第六章 母亲卧病在床半年了。治这样的病，要花多少钱呢？然而我的母亲从来不向矿里和国家伸手。省、地、县领导来桃林登门看望，要她上医院治疗，她一口拒绝，更拒绝动手术。她害怕自己的病而增加政府的负担，她更是害怕儿女们为她治病而欠债。 这样的病，吃不得，屙不得，撕肝裂胆的痛苦，常使母亲豆汗如注，牙齿咬碎几个，将我的母亲折磨得只剩下皮包骨....一九八五年冬月初一晚上，痛得昏死过去的母亲醒来后挣扎着要我扶她坐起来。她睁开眼睛，看着哭成泪人的满堂儿女，伤心得不能自持，她哽咽着对我们姊妹说：“我的病会好的，今晚就好多了，过几天，我还要到矿上去上班。”她第一次断断续续的向我们讲起桃林矿的美好前景：高大的办公楼。窗明几净，不断的迎接海内外的企业家和朋友；一排排的宿舍楼里，藏匿着职工们的幸福，喜悦和希望；纵横交错的林荫道与百鸟和鸣、香气四溢的花园紧紧连在一起。桃林矿需要人才，更需要高科技，要用现代技术开掘地下的无尽宝藏……末了，她指着那根一直放在床头，没有挑断的，但磨得十分光滑的扁担，要我们拿过来放在床头，她颤抖着手，无限留恋地将扁担摸了又摸。浑浊的双眼突然有神的看着我，一字一句的说：“儿啊！村里还很穷，娘当了三十年村干部没能让他脱贫致富，真是愧对乡亲，这条扁担交给你……”话未说完，头往后仰，永远闭上了眼睛…… 母亲走了，带着美好的憧憬和无尽的遗憾走了，她把毕生的精力、心血、力量、感情都献给了这片土地。她像老牛一样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她像山梁一样，肩负儿女们带给她的重荷。她的胸怀，宛如海洋般宽阔博大，装着乡亲及儿女们的痛苦与欢乐，前途与命运，并为此奋斗一生。而她自己却从来没有过上一天舒心的好日子，而且从来没有上桌吃过一餐可口的饭菜，她在54岁这年就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每年的这个节日，我们都要来到母亲墓前，感受那刻骨铭心的爱，让那沧海般深沉的温情与思想充盈洗刷我们的灵魂。母亲的生命价值和智慧，在民族长河飞扬，她老人家已属于历史，更是属于我们的精神财富。 亲爱的母亲，您老人家可曾得到您的儿女及家乡巨变的信息？倘若在天有灵，您一定会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