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着遥远的时空说点醉话梦话（叁）》

老杜

（四）莫高窟

 一提起敦煌莫高窟，就绕不开两个“罪人”：道士王圆箓和探险家斯坦因。

不晓得王道士怎样混成千佛洞（莫高窟）看管人这角色的。大概是他那虔诚的宗教信仰、热情的服务精神，以及一心一意要把破旧不堪的洞窟打扮得亮丽一点的执着，博得大众的信任了吧。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当王道士清除后来编号为第16窟中的积沙时，无意间发现堆满古物的藏经洞。彼时，对地下文物的归属，民间大都按默认的习惯法来判定：在谁的地盘发现归谁；谁在无主之处发现归谁。按前条，这批文物当属千佛洞；那时千佛洞恰恰由王道士看管，且偏偏又是他发现的，这又可以套用后一条。所以，即使王道士本人或信众们都没有认同它们是王道士的私产，但保管和处置却是王道士说了算。

一道门、一把锁，王道士的保管措施简简单单就这两项。防君子不防小人。或许得益于当时纯朴的民风，又或许人们视其为菩萨的东西，偷了会招禍，故而王道士那两项措施，够了。

要实现扮靓千佛洞的理想，王道士最需要的便是钱。有了藏经洞的东西，能不能利用来筹点款呢？估计他是动了这个心思的。不过王道士心目中，藏经洞里的一切毕竟属于菩萨，随意处置必定要招来信众们谴责。

于是王道士首先想到了官方。在他看来，官府的权威应该镇得住信众。拣几个经卷带上，王道士来到县衙门。他当然会加油添醋汇报发现藏经洞的经过，会把菩萨抬出来，说菩萨此次显圣，乃有光复圣地云云。县大人笑纳了经卷，却不见有带头资助的实际行动。王道士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消息因此传开。不少达官显贵也纷纷关心起来。一次次的关心，逼得王道士不得不一次次从藏经洞中拣几件文物奉上。除此之外，似乎并没有给千佛洞带来任何实惠。

发现藏经洞后的数年间，王道士曾多次请求官府拨款修建储存室。为此，他甚至不惜越级报请，还给慈禧太后上过密报信。结果呢，总是泥牛入海。

正当王道士焦头烂额之际，斯坦因出现了。

　　斯坦因，1862年出生于匈牙利。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1900年—1931年这三十余年里，先后进行了4次著名的中亚考察活动，中国的大西北是其重点考察的区域。

1907年，斯坦因第二趟考察来到了敦煌，首次与王道士谋面。

今天在许多中国人眼里，斯坦因就是个骗子甚至强盗。其所著《西域考古记》中的一些文字，似乎可以作为他行骗的自供状——

斯坦因写道：“他（注：指王道士）看来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极其狡猾机警。他不知道他所保管的是什么，他对于有关人和神的事充满了畏惧，因此一见面就知道这个人不易于捉摸。”

“奇怪的是王道士虽然一身俗骨，佛教事物盲无所知”，却对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去西天取经的唐玄奘“热烈称道”。

这位“卑谦道士一心敬于宗教，从事重修庙宇”， “对于中国相传的学问一无所知，我在学术上的兴趣同他说是没有用的。”

这算不算一个骗子对被骗者的评估？有了它，就好对症下药了。

首先，王道士“不知道他所保管的是什么”，不懂得藏经洞文物的价值，决不能从学术和艺术的角度打动他。他真正担心的无非是处置不当会激起众怒。于是斯坦因明白了，自己“当时最重要的工作是把王道士至于流言的畏惧心情除去”；

其次，王道士起初油盐不进，斯坦因束手无策：“我尽我所有的金钱来引诱他和他的寺院，还不足胜过他对于宗教的情感，或者激起众怒的畏惧”。可一但发现对方那么敬重玄奘，他便找到了突破口。斯坦因写道：“所幸还有大巡礼者玄奘的记忆，可以作为我的依靠”。“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最后，斯坦因向王道士再三表露自己“对于佛教传说以及玄奘之真诚信奉”，并“很谨慎地告诉他说我要捐一笔功德钱给庙里。”而此刻的王道士呢，在“惧怕于他的盛名有玷”和“为因此而得的利益所动”之间，终于选择了后者。

就这样，斯坦因最终只用了区区200两银子，便拉走24箱写本和5箱其它艺术品。1914年他趁第三趟考察之便再次来敦煌，轻车熟路，又用500两换取五大箱六百多卷佛经带走。

以上所述于斯坦因《西域考古记》，肯定有断章取义之嫌。不过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当今的行情：只要你一贬损洋人，就必然能够站上政治正确的制高点。多省事！

斯坦因随即公布了自己的考察成果，在国际学术界开创了一门至今热度不减的学问——敦煌学。他掠走的文物，绝大多数都送去了大英博物馆，也有个别散送印度等地博物馆的。就收藏保护而论，皆各有所得。而王道士当年随意取来献给官员们的那些宝贝，或被据为己有，或在腐败的官场上送来送去成了流浪儿，命运多蹇，令人唏嘘。

当年斯坦因前脚刚走，另一个洋学者便接踵而至。来者叫伯希和，法国人。此人熟悉中国历史，精通汉语，以及梵语、藏语、蒙古语乃至已成死语言的吐火罗语等多种东方语言。尽管来得晚，检斯坦因的漏，然而凭自己深厚的学术功底，花500两银子“劫走”的近7000件文物，却无不精品。伯希和还是给莫高窟洞穴编号的第一人。他拍摄的200多张照片，为后来许多遭到损坏的洞穴和壁画，保留下珍贵的容貌。

上图：2019年10月22日摄于月牙泉

下图：2017年8月4日摄于同一景点

　　敦煌莫高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大同云冈石窟，号称中国四大石窟艺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拜谒过龙门石窟，对卢舍那大佛印象深刻，觉得那微笑不输蒙娜丽莎，至今难忘。在南中国，乐山大佛和重庆大足石刻，以及杭州灵隐寺前飞来峰诸洞和灵隐溪边石刻佛像，亦当属此种艺术。

佛教石窟艺术起源于印度。最早的阿旃陀石窟开凿于公元前2世纪。随着佛教的传播，这一艺术形式跟着北上进入现在的阿富汗地区。巴米扬大佛是典型代表。东大佛（沙玛玛）凿于公元1世纪，西大佛（塞尔萨尔）造于公元5世纪。可惜它们于2001年被塔利班炸毁了。

宗教经济学有一条最基本的“定律”：财富来源于信仰。权力运作、制度安排虽可成就宗教事务于一时，却大都不可持续。莫高窟从公元366年（前秦建元二年）僧人乐遵开凿首洞始，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而至元，支撑其千年兴盛的财富，全都是信仰引导下的信男善女自觉自为输送的。就算不乏显贵高官乃至王族成员介入，也是以个体信徒的身份参与其间，与官方权力和制度没多大瓜葛。

　　自前秦到元朝这一千年里，佛教信仰驱使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敦煌鸣沙山东麓的岩壁上开窟凿洞，为今天的我们留下来七百多座佛窟。

然而元代之后，这种开凿活动戛然而止，莫高窟随之冷落荒废。有人认为，明朝封闭嘉峪关，致使敦煌成为边塞游牧之地，是其衰败的原因。

但是，这种政治学解释似乎没什么道理。莫高窟的衰落，其实跟朝代、政权更替，以及经济形态关系不大。考察历史，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过敦煌，再后来西夏党项、元朝蒙古先后又将其据为己有。他们治理下的敦煌，游牧一直是那里人们赖以活命的主要生业。然而在吐蕃、党项和蒙古人手中，莫高窟不仅未见凋敝，反倒因为注入了藏传佛教密宗的元素而大放异彩。

中国有句古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左右莫高窟兴衰的“萧何”，大名应该叫做“信仰”。

敦煌地处大西北。元、明之际，生活在这里人们，宗教信仰发生了历史性大变化。这当与如今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位重要成员——回族形成、发展有关。杨绍猷、莫俊卿在他们所著的《明代民族史》中写道：“明代，居于今新疆及其以西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由于战乱，大量移居中国内地；又有不少中亚、阿拉伯半岛诸国商人来中国经商，定居中国；加之明朝推行的民族同化政策及伊斯兰教的传播，更多的汉人、蒙古人、畏兀尔人、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与回回通婚，接受伊斯兰教，融入回族中。”河西走廊成了当时回族人口的集中分布区，他们信仰的伊斯兰教，势头迅速压过佛教，莫高窟的神圣光环戛然而废，一点都不意外。

意外之事却发生在中国内地。在这里，伊斯兰势力从未成为主导，但佛教石窟开凿在元之后同样近乎绝迹。什么原因呢？

佛教主张通过修行以成正果。起初，开窟造像曾经是一种非常受推崇的修行方式。然而随着佛教影响向社会中、下层扩展，广大下层民众成为信徒，没有经济能力承担开窟造像的他们，为践行信仰，不得不采用其它简便易行的修行。一时间，拜谒圣地、参禅打坐、诵经念佛、进香献贡等等方式大行其道。即便有大户人家、殷实之徒出资筹款，也会因地制宜，采取建观修庙这种随处可行的方式，放弃对地质条件要求苛刻的凿岩开窟。推测自明代以后黄河、长江流域佛教石窟艺术之所以跟着凋谢，原因或许在此。

　　蒙元之后，宗教更替。由信仰引导的财富不再汇流莫高窟。资金链一断，漫漫黄沙一步步将鸣沙山变成人迹罕见的不毛之地。

不可否认长年的风沙吞噬，乃莫高窟衰破的主要原因。不过人为的破坏，有时更剧于风沙。

1922年数百名沙俄士兵流窜敦煌，在莫高窟住了半年之久。那些精美的彩塑、壁画，要么被他们恣意乱涂乱抹以发泄心中绝望，要么在他们生火煮食的烟熏火燎中被弄得面目全非。

1924年又一位洋盗贼来到敦煌：美国哈佛大学的兰登•华尔纳利用特制的胶布，粘揭盗走一批颇具价值的壁画，计有26块。

人们现在一提及莫高窟遭到的洗窃和破坏，怒火总是烧向洋人。其实，还有一位大师级的中国人，对莫高窟造成的损坏，一点也不比那些洋盗賊小，而且是永久性的！

此人便是张大千。

1941年3月，张大千率妻儿和学生一行近20人来到敦煌安营扎寨，直到1943年11月返回成都，整整在那儿折腾两年零七个月。

张大千的所作所为，当时就激起公愤。不少知名学者在敦煌亲睹了他种种损坏壁画的行径，大为不满，及时予以揭露、批评——

著名考古学前辈卫聚贤：“各朝代之壁画，并非在一平面之上，乃最早者在最内，后来之人，于其上涂施泥土，重新绘画。张大千先生欲遍摹各朝代人之手迹，故先绘最上一层，绘后将其剥去，然后又绘再下一层，渐绘渐剥，冀得各代之画法。”显然，被剥去的就永远消失了。

中国现代美术运动先驱王子云：“我们（临摹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原有面貌，按照原画现有的色彩很忠实地把它摹绘下来。而张大千则不是保存现有面目，是’恢复’原有面目。他从塔尔寺雇来三位喇嘛画师，运用塔尔寺藏教壁画的画法和色彩，把千佛洞因年久褪色的壁画，加以恢复原貌。但是否真是原貌，还要深入研究。只令人感到红红绿绿，十分刺目，好像看到新修的寺庙那样，显得有些’匠气’和火气。”

著名历史学家向达亲见张大千剥摹壁画，随意涂抹，甚至题上自己名号“蜀都张髯大千”的恶行，怒揭道：“张大千以一江湖画家，盘踞此间，已历年余，组合十余人，作临摹工作，任意勾勒原画，以便描摹，损坏画面，毫不顾惜。且以洞窟作为卧室，镇日关锁，游人裹足。尤其令人愤慨者，为擅自剥离壁画。张氏崇拜北魏、隋、唐，遂以为宋以下无一可取，凡属北魏、隋、唐原开经宋元重修者，辄大刀阔斧，将宋元壁画砍去，以求发见隋、唐作品年号、题识，唯日孜孜，若恐不及。似此二三年，千佛洞遭罹浩劫，将不知伊于胡底矣！”

……

张大千通过在莫高窟不懈的“临摹”，終成丹青翘楚、足赤大师。而且世人往往是因为他，才对敦煌壁画艺术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就此而论，他或许也算有贡献于敦煌的？

关于敦煌，醉话梦话说了这么多。最后再总的啰嗦一句：倘若抽去各自的知识背景和具体目的，来看王道士之于宗教，斯坦因、伯希和乃至华尔纳之于东方文化，张大千之于绘画艺术，他们那一份虔诚和痴迷，恐怕都同样是登峰造极的。虽然将他们的所作所为，置于我们今天崇尚的爱国主义或文物保护语境中，大概没有一个能幸免“罪责难逃”四字，但如果换成另外一种话语呢，又当如何？至少，他们各自的虔诚，或许多多少少应该赢得些许尊敬吧？

（未完待续）